三焦说
三焦有形、无形之说，越人、华佗、王冰、东垣皆曰有名无形；余则或言无状，或言有形，纷纭无定。愚意当以无形之说为是，非若五藏五府各自成形，可以定其象也。《营卫生会篇》云：“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三焦定论也。以其无形，故举功用之相似者以比拟之也。雾、类乎气，《决气篇》所谓“若雾露之溉”是也。考沤、渎二字之义，沤、渍也，渐也，渐渍之使柔烂也。则沤者状“腐熟水谷”之义，谓渐渍以化也。渎、浊也，通也，所以通垢浊也。则渎者状分别清浊，即“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之义也。其“三焦”字义，亦属无形，盖火灼则焦，火即是气，以少阳为相火，即取“焦”字之义也。上、中、下、有分司之任，故曰“三”也。《营卫生会篇》云：“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又云：“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焦。”《五味篇》云：“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细玩《经》文，曰“出于胃上口”，“出上焦之后”，曰“成下焦”，曰“胃之两焦”，皆见无形体之意焉。而细绎《经》旨，即营、卫之气所从出，其职司功用，莫非气之所为，故《中藏经》曰：“总领五藏六府、营卫经络、左右上下之气也。”至《本藏篇》有浓、薄、缓、急、直、结之说者，孙东宿谓五藏、五府、五行，正配合者也，独三焦无合，故附膀胱而言，非谓三焦有物如是也。若《论勇篇》理纵、理横之说，不过言其人之躯壳上下通体如此，故以“三”字贯之，而借“焦”字助语成辞，与《五味篇》所云“胃之两焦”句法相仿耳。再以《背俞篇》五焦、七焦之文观之，则三焦纵横之句，亦可不必拘泥矣。使必以无形之说为误，岂越人、华佗其才智反在后人下耶？
命门说
命门者，人身之真阳，肾中之元阳是已，非另是一物也。后世立论，有谓在两肾中间者，有误引“七节之旁，中有小心”为命门者；至谓其形如胡桃，尤为荒诞！夫越人倡右肾命门之说，而后人非之，抑思不有越人，又何从有命门之说乎，其意以阳气为重，人身左血右气，故归之右也。人之每藏每府，各具阴阳，肾为一身之根柢，元阳为人身所尤重，故特揭之也。自古命门治法，亦惟温补肾阳而已，别无他法也。故虞天民两肾总号命门之说，最为近理。景岳亦有分而言之，则左水右火，合而言之，为水火之府，阴阳之宅，及命门总主乎两肾，两肾皆属于命门之论。至以子肠当之，又于理未安也。孙东宿以生气立论，其意颇合，竟指为先天之太极，亦非也。近时灵胎徐氏，谓肾之有两，则皆名为肾，不得名为命门，盖肾为牝藏，其数偶，命门之义，惟冲脉之根柢，其位适当两肾之中，真可称为命之门，不得以右肾当之也。夫以牝藏释两肾，其说最的；以冲脉当命门，倡论似甚新奇，细按亦非确当，不过执两肾中间之语，而另开一说耳。窃以为两肾为立命之门，命门穴在中间，似因肾而得名，越人以肾为命门，又因穴而名之也。总之、《三十六难》曰：“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此真上补《素》、《灵》之未及，惟“非皆肾”、“知肾有一”二语，不免词病，以致后人辨论纷纷也。
阴阳常变论
阴阳者，一气所分，宜平宜合，忌偏忌离。或为对待，或为流行，有会处，有分处，本相生，亦相克，天地万物无一可以去之，其理之精微，实非易言者也。考之医籍，或谓阴易亏而阳易亢，务以益阴为先；或谓阴主杀而阳主生，必以扶阳为重。若此之类，各有至理，而均非定论，何也？以未分常与变耳。试以四时昼夜核之，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两分焉而毫弗参差；夜则为阴，昼则为阳，总计焉而纤无多寡，此阴阳之常也。以大地之变论之，时或亢旱，即阳盛阴虚之象，必有待于甘霖；时或久阴，即阳衰阴盛之征，是有赖于皎日，此各执其说者，亦有至理也。以人之病论之，水亏火旺，非清凉无以救其燎原，既不可专以阳为重；气脱神霾，非温热无以消其阴翳，亦不可独以阴为先。非偏执之见，均非定论乎？考之先儒，语其大纲，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是为流行；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则为定位。言其体用，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惟两故化合而后能遂也。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随时变易，迭相为用也。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顾阴之为道，利于从阳，不利于抗阳；阳之为性，宜于潜藏，不宜于发泄。若夫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阳刚温浓，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似乎以阳为重，及观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又谓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不贞则无以为元，而非生生不穷之道也；又不必以阴为轻，则先儒之说未尝偏轻偏重也。故阴阳得其正，则平若权衡，阴阳失其和，则反如冰炭。自其变者而观之，阳主乎热，阴主乎寒，不可混而为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岂可分而为二。且阴阳互藏其宅，故伤其阳即及其阴，伤其阴亦即及其阳。阴阳消长无穷，故阳之退便是阴之生，阴之退便是阳之生，《内经》亦曰：阴阳之道，如环无端是也。
如曰阳能生阴，阴则不能生阳，岂理也耶？且果谷草木，有生于春而成于秋者，亦有生于秋而成于春者，惟独阳则不生，独阴则不长耳。要之，论其常，则毫厘不可轻重；如其变，则刚柔大有悬殊。所以寒极则冻而死，暑极则热而毙，过则主乎杀也；晴明物亦荣，雨露物亦茂，和则主乎生也。惟今人之体，偏胜者多，在乎临证者，于向来偏执之说，毋低其短，善用其长可也。阴阳之理，非一言可以尽之也。
中道说
中之为道，无所不涵，无所不彻，推之医理，尤不可忽。盖万病由于乖戾，用药惟以调和，益其不足，损其有余，温凉攻补，必归于中而后可。夫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也。故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一病有一中，不可偏向一病，而今日如此为中，明日如彼为中，慎勿固执。且同一病而此，则如此为中者，彼则如此而又非中，无穷活变。故中者，如权之称物，如镜之取火，少越焉，太过矣；少退焉，不及矣；总在死机之顺应也。医之中道，非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谓，中病即是中，中病而毫无偏倚，毫无过不及，即是至中。是以补如参、地，泻如硝、黄，热如姜、附，寒如膏、连，散如麻、桂，毒如虻、蛭，合宜而用，何一非大中之理乎，是在平时穷理精而辨症明，则临病自生变化，能统万理于一原，自能通一心于万事也。尝怪前贤往哲，代不乏人，其聪明才辩之资，纵横反复，蹈奇入险，固皆医林之杰也，然而适中者寡矣。《书》曰，“允孰厥中。”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医虽小道，何独不然？
三百九十七法考
仲景《伤寒》书为叔和编次，已失其真，即林亿校本，亦已难得，今世所传，惟成无已注释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七法，莫不津津乐道，而究鲜确指。汪苓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其引张孝培《伤寒类疏》桂枝汤服后至以助药力为一法，温覆至如水流漓又一法，称与诸家不同，顾吾不知其何本而有此。考前明有吾虞赵开美翻刻宋板《伤寒论》全文，其三百九十七法，于每篇之首注共几法，先则节录原文，开明第一、第二，次于原文之下，复列一、二、三之数，总计全书治法，了如也。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亿，今之传本亡之者，殆为无己所删乎？后人未见宋刻，茫然不晓，如王安道亦未之见也。国朝王晋三虽于每方之下注以各法，亦不过继张孝培、汪苓友之志而爱礼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为注书不应改移，止宜就文辨论，如朱子之贤，阙文错简，皆仍其旧，无已何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讼也。
仆先祖笠山公，精于医理，傅极群书，临症之暇，静坐小斋，手不释卷，虽至老不倦。于暮年采取诸同学高论，辑成《吴医汇讲》行世。旧存见闻篇什，及诸公送来佳作，先祖必反复细阅，再商之二三老友，考订尽善，方始付梓。是以采取者果多，存止者亦复不少，缘集行海内，同人之公论系焉，不苟采选，可见仆先祖慎且重也。选至十一卷周省吾先生佳章之后，忽抱沉 ，于辛酉岁辞世，迄今十四载矣，痛音容之已杳，幸《汇讲》之流传。庆耆仅守遗板，即以十一卷第八页省吾先生佳作为止。庆耆年幼无知，不能克承家学，医林典籍，未经探讨，虽承佳章赐教，不敢续入集内，所以遵先祖慎采之遗意也。爰书数语，附于简末。
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春正月孙男庆耆百拜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