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崇诎
高宗绍兴元年秋七月丁亥，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制词略曰：“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求之。亦孰从而听之。尔颐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不疑。而浮伪之徒，自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竞。使天下之士闻其风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之所与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请禁程氏学，从之。先是，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帝渡江，复尊尚程颐之学。至是，公辅上疏，言：“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者非也。诚恐士习从此大坏，乞禁止之。”遂诏“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时方召尹焞，焞，颐门人也，公辅之意盖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张浚荐胡安国，帝召之。安国闻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于《易》，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见于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诸经、《语》、《孟》，皆发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则狂言怪语，岂其文哉。孝弟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著书立言，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愿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诏馆阁，裒其遗书，羽翼六经，使邪说者不得作，而道术定矣。”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安国遂辞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乞戒有司，母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未几，秘书郎赵彦中复疏言：“科举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说，以浮言游词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经圣贤为师可矣，而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士风日弊，人才日偷。望诏执事，使明知圣朝好恶所在，以变士风。”从之。
十年六月，监察御史陈贾请禁道学。先是，朱熹为浙东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为其民所讼，熹劾治之。仲友与宰相王淮同里，且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风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说。淮又以太府丞陈贾为御史，贾因面对，首论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未尝不同，既同矣，而谓已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矣。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已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实宗杜无疆之福。”盖指熹也，帝从之。由是道学之名，贻祸于世。后直学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学为贾所攻，言于帝曰：“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道，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已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所免，此岂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责实，听言观行，人情庶不怀于疑似。”帝曰：“道学岂不美之名，正恐假托为奸，真伪相乱耳。”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荐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对，上迎谓之曰：“久不见卿，卿亦老矣。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以清要，不复以州县烦卿。”奖谕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与熹论《易》、《西铭》不合，遂论“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馀，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
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之戒。”帝谓栗言过当，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论，乃命熹依旧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对。帝曰：“朕亦见其跛曳。”太当博士叶适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辞，始末参验，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于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又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缺，以好学为已愆，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纪纲之所在，绝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类，奋发刚断以慰公言。”疏入，不报。诏熹仍赴江西，熹力辞不赴。
光宗绍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入对，言：“近世是非不明则邪正互攻，公论不立则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长，时之否泰，而实国家之祸福，社稷之存亡系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祐盛矣。不幸而坏于熙、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招徕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复。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其论既胜，其势既成，崇、观而下，尚复何言。臣始至时，闻有讥贬道学之说，而实未睹朋党之分。中更外艰，去国六载，已忧两议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复来，其事果见，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进退，率用人言，初无好恶之私，岂以偏党为主。而一岁之内，斥逐纷纷，往往纳忠之言谓为沽名之举。事势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风，国家安赖。臣欲息将来之祸，故不惮反复以陈，伏冀圣心豁然，永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论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学之讥由此而消，朋党之迹由此而泯，则生灵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胜，展转反复，为祸无穷，臣实未知税驾之所。”帝下其章，读者至于流涕。
宁宗庆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刘德秀请考核道学真伪，从之。先是，上在嘉府，黄裳为嘉王府翊善，光宗谕之曰：“嘉王进学，皆卿之功。”裳谢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迹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光宗问为谁，裳以朱熹对。直讲彭龟年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上问此谁之说，对曰：“朱熹说也。”自后每讲，必问熹说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赵汝愚首荐，熹遂自潭州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熹在道，闻近习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门一开，其弊将不可复塞。”及至，每进讲，务积诚意以感动上心，上亦稍稍嘉纳焉。熹复奏疏，极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臣，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中外咸谓左右或窃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乱矣。”时韩侂胄方用事，熹意盖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优人峨冠阔袖象大儒，戏于上前，因乘间言熹迂阔不可用。遂出内批，罢熹经筵，除宫观。熹去，侂胄益无忌惮矣。其党复为言，凡相与异者，皆道学之人也，阴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为言，以道学目之则有何罪，当名曰伪学，由是有伪学之目，善类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锐意恢复，首务核实，凡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诏下其章，于是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皆罢。司业汪逵入札子辩之，德秀以逵为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绍兴间，谏臣陈公辅尝言程颐、王安石之学，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亲洒宸翰，有曰：学者当以孔、孟为师。臣愿陛下以高宗之言风励天下，使天下皆师孔、孟。有志于学者不必自相标榜，使众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门之故更相庇护，是者从其为是，非者从其为非。朝廷亦惟是之从，惟善之取，而无彼此异同之别。听言而观行，因名而察实，录其真而去其伪，则人知勉励，无敢饰诈以求售。士风纯而国是定，将必由此。”上是之，诏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师旦复请考核真伪，被迁左司员外郎。又有张贵模者，指论《太极图》，亦被赏擢。何澹覆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发以招报复之祸。望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翥与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淮西总领张釜上言：“迩者伪学盛行，赖陛下圣明斥罢，天下皆洗心涤虑，不敢复为前日之习。愿明诏在位之臣，上下坚守勿变，毋使伪言伪行乘间而入，以坏既定之规模。”乃除釜尚书左司郎官。
八月，申严道学之禁。时，中书舍人汪义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伪学之党皆名士，欲尽除之。帝颇知其非，乃诏台谏、给舍“论奏不必更及旧事，务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诏下韩，侂胄及其党皆怒，刘德秀遂与御史张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旧奸宿恶，或滋长不悛。臣等不言，恐误陛下之用人，且俟其败坏国事如前日而后言，则徒有噬脐之悔。愿下此章，播告中外，令旧奸知朝廷纪纲尚在，不致放肆。”从之。自是侂胄与其党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恶殒命，群邪屏迹。自御笔有救偏建中之说，或者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复。往者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遂诏伪学之党，宰执权住进拟。大理司直邵褎然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乞诏大臣审察其所学。”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已而言者又论伪学之祸，乞鉴元祐调停之说，杜其根原。遂有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会乡试，漕司前期取家状，必令书“委不是伪学。”五字。抚州推官柴中行独申漕司云：“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未审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士论壮之。
十二月，削秘阁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时，台谏皆韩侂胄所引，汹汹争欲以熹为奇货，然无敢先发者。胡纮未达时，尝谒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及是，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继祖者，为小官时，尝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御史。纮以疏草授之，继祖谓可立致富贵，遂论“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馀，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编管别州。”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已而选人馀嚞上书，乞斩熹以绝伪学。谢深甫抵其书子地，获免。
三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乞置伪学之籍，仍自今曾受伪学举荐关升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从之。于是伪学逆党得罪着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等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等十三人，馀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范仲壬、张致远等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右谏议大夫姚愈覆上言：“近世行险徼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聋瞽愚俗，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陛下取其罪魁之显然者，止从窜免。馀悉不问，所以存全之意，可谓至矣。柰何习之深者，怙恶不悛，日怀怨望，反以元祐党籍自比。臣愿特降明诏，播告天下，使中外晓然知邪正之实，庶奸伪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盗名欺世。”帝从之，为下诏戒饬。
六年三月，朱熹卒。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人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伪学党禁。时韩侂胄已厌前事，张孝伯谓之曰：“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言：“孔、孟既没，正学不明，汉、唐非无儒者，然于圣门大学之道，或语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尽穷，义未能尽精，施之于事，未能尽得其当。故千数百年之间，虽有随时以就功名之臣，不过极其天资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职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并出，于是孔、孟之学复明于世，用虽未究，功则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说而推明之，择益精，语益详，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馀蕴。诚使此学益行，则人才众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权臣顾以此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窃谓当世先务，莫要于此。今有人焉，入则顺于亲，出则信于友，上则不欺其君，下则不欺其民，义不可进不肯苟进以易其终身之操，义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诚得此等人，布满中外，平居可任，缓急可恃，岂非陛下所愿哉。如此等人，岂皆天资。知而行之，非学不可。然则学术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务乎。臣愿陛下特出明诏，崇尚此学，指言前日所禁之误，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诏一下，必有振厉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太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臣闻绍兴中，从臣胡安国尝欲有请于朝，乞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春秋从祀孔子之庙。淳熙中，学官魏掞之亦言宜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颢、颐兄弟。厥后虽诏罢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与论说，谓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师周敦颐。臣愿陛下诏有司，考安国、掞之所尝言者，议而行之，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关甚重，非特以补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诚能下除禁之诏，颁四者之书，定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兴起，当见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岁加一岁。其或不然，臣请伏妄言之罪。”会西府中有不喜道学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状奏“臣窃见故虞部郎中周敦颐尝为合州佥书判官，州事不经其手，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从。蜀之贤人君子莫不喜称之，其流风所渐，迄今未泯，士竞讲学，民知向风，春秋奉尝，有永勿替。臣始到官，尝遣吏即其祠而用币焉。退复惟念，是特敦颐所以施诸一方，见诸行事之一二耳。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适其归。醇质者滞于呫哔训诂，俊爽者溺于记览词章，言理则清虚寂灭之归，论事则功利智术之尚，诬民惑世，至于沦浃肌髓，不可救药。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穷探造化之赜，建图著书，阐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其遗言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盖有不足学者。于是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臣愚欲望圣慈先将敦颐特赐美谥，其于表章风厉，盖非小补。”诏下太常定议。
十三年，追谥周敦颐曰元，程颢曰纯，程颐曰正，张载曰明，从魏了翁、任希夷之请也。
理宗宝庆三年春正月，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绍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国公，用邹、兖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副朕崇奖儒先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郿伯，程颢河南伯，程颐伊阳伯。
戊申，视太学，谒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讲《礼记大学》篇，诸生推恩锡帛有差。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复亲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焉。（原注：按宋世道学之传，自周敦颐始。敦颐授之程颢及其弟颐，而其学始盛。同时张载、邵雍与颢兄弟实相师友，虽立言各成一家，至泽于仁义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异。程氏之门人，则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最著。时传之罗从彦从彦传之李侗，朱熹受学于侗，熹出而程氏所传之学始发明无遗蕴。其与熹同时而志同道合者为张栻、吕祖谦，持论异者为陆九龄兄弟。今自敦颐而下，略采师友渊源所自，以见一代道脉之大较云。〕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已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