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志》云：“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又《太宗纪》云：“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虑囚，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举京师一月以推一年之数，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师一年之数而推天下之数，则可胜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逺也，而多寡如是之辽邈，愚谓此盖出于史氏归美太宗之故，而实则不然也。夫太宗聪明仁智之主也，兴义兵除暴乱，救民于涂炭之中，而措之仁寿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获再生而见父母，其心方安生而乐业，向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岁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恶薄厚遽有殊绝，不啻百倍之逺哉？况京师乃风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则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将奈何？愚谓此三百九十人，乃录囚之时，举京师轻重系者之数，非实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缧系，故矜而纵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则怜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数而推此，则事理人情较然明甚，若谓三百九十人实皆死罪，而太宗释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极者，其数又如此之多，其间必有巨奸极蠹，众所仇疾，其情至重而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过误愚懦，穷迫株蔓，其情至轻而为政者所宜矜贷者，是二者，狱事之所常有，讵可一概论哉？今也抵是罪者仅四百人，其间岂无等差？一旦不问其情之轻重，举而释之，以太宗之聪明仁智，必不为也！以是观之，其理岂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盖欲归美于太宗，故夸大其数，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尔。自是秉笔者，但知传其文，不复推其实，后之学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为诗犹云“死囚四百来归狱”，盖亦取信于史而已。然则脩新《书》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归美，而今之史臣纪实之意，两得其真，如是乃称脩史之职也欤！
《孝敬皇帝传》云：“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今案义阳、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萧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贞观二年戊子岁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岁薨，自戊子至乙亥，则高宗才四十八岁，尔何縁有四十岁之女乎？此当日史臣之过也。推原其意，盖止欲甚武氏之恶云尔，然殊不顾事过其实，遽书于史。后之秉笔者，又不能推穷其实，止袭其误而载之。自吴兢、刘知几脩纂以来，迨今已数百年，而新《书》又不为之讨论详究，绌其信实，但从而粉泽文饰之，岂脩史之意哉！
《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