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光绪二年，秋九月，收还英人所筑上海达吴淞铁路。初，同治五年，徇英商之请，筑铁路于上海江湾间，线长十里。是年展至吴淞，加长十四英里。路成，居民大震，请求江督沈葆桢，照会英领事阻止，不允。由都署商之驻京英使威妥玛，亦不允。后威使有事于天津，诏直督李鸿章，与磋商再四，乃以二十八万五千两买断，行止听中国自便。寻以不适用，毁其轨，以汽车投之于台湾打狗湖中。
六年，冬十一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试办铁路，不果行。铭传于上年病假回籍，是年七月，因俄人归还《伊犁条约》中变，俄人有派兵封闭辽海之说，诏铭传力疾入觐。铭传至京，条陈开造铁路，言“时局日艰，中国非速开铁路，万不能自强，盖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铁路造成，呼吸灵通，声势联络，裁兵节饷，并成劲旅。转运枪炮军火，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尽在朝廷，不为疆臣所牵制。请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疏入，诏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议奏。寻覆奏，均请如铭传议行，于是京中议论纷纷，若大敌之将至者。一时以主持清议自命者，如侍讲张佩纶、庶子张之洞。虽心知其有益，而未敢昌言赞成。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家骧、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纷起奏阻，其议遂罢。
十年，冬十一月，内阁学士徐致祥奏请罢开铁路，急修河工。诏以其信口诋讦，交部议处。先是三年，开平煤矿局因河道运煤艰阴，筑由唐山至胥各庄铁路。泊六年，复允驻美使臣伍廷芳之请，继续兴造，由煤矿直达大沽，以英人监造之。李鸿章实赞成其议，于是言论复哗，谓以铁路利权授之外人，诋当事诸人为汉奸，致祥疏争语尤激，旨斥其妄，旋部议降三级调用。
十三年，春二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请，兴造大沽至天津铁路，允之。疏中略谓：“由山海关至洋河口一带，沿岸百数十里，水深浪润。大沽口距山海关约五百馀里，夏秋海滨泥淖所阻，炮车日行不过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通之处。猝然有警，缓不济急。且南北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又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水师命脉所系，请由大沽至天津百馀里之路，逐渐兴造，于军旅商贾两有裨益。”疏入，得旨允行
十五年，春正月，命各省将军督抚议兴办铁路。先是，总理海军衙门奏请接修天津至通州铁路，御史余联沅、屠守仁、洪良品等，先后奏阻，言铁路之害有三：曰资敌、曰扰民、曰夺民生计，请即停办。均谕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处妥议。醇亲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