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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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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的春天,北京的春雪还不消融,大街小巷各处皆黑泥白雪相对照,天空中有“一块瓦”风筝飘扬,我在北京西城所住的一个公寓里,认识了一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当我们把话谈到各人所生长的地方时,我告给她我的家乡在凤凰县,她似乎微微惊讶了一下,她随即告给我她原籍是安福县,我也惊讶了一下。

这两处地方,相去约一千里,因过去发生过一件事情,在两人心中,把两方面的距离似乎皆缩短些了。

是这样一件可笑的事:

民三至民五这几年中,有一年中国长江中部发生了内战,湘军用“援鄂”的名义,由岳州开了若干军队过湘北省境。同时在鄂西方面,湘军与鄂军发生了接触,由于战争与换防两种原因,湘西沅水下游各处地方,便发现了些执刀使棒稀奇少见的队伍。这是些前清绿营的军勇。这绿营部队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灭,当时还残余六千人左右,保持在苗乡深处凤凰县别名镇的地方。这队伍平时有它固定的责任,从不离开原有的防地。这种军队又名为“军”,一个明于近三百年军事史的人,当记忆得出“军”这个名称,在这个名称下面还附有勇敢,直率,耐劳,守法,各种美德的记号。凡属于这个部队种种受人尊敬处,到如今尚一面保留在各人记忆中,一面也仍然为那个军队的基本道德同信仰。这军队原本近于世袭的戍卒,其中分子包括了各个省分移来的人民,京中贬谪的官吏,与俗同化的苗人。因为制止苗人的叛变,在万山重叠地方筑一坚固石头的小城,复用大石叠就数百碉堡,分布四境,这数千戍卒,便从乾隆中叶起始,一直驻扎到这个地方。它的用处只在制压苗民,它的给养除了按月由那方面派人坐了一只明油黄色大船,从辰河下驶,扬帆洞庭,直抵长沙,向省政府方面领取若干银块携回以外,就全赖当年从苗人方面所没收的土地,转租苗人,生产粮食,分配给有兵役的人家。

但军为世所称,却由于太平军与淮匪回匪的变乱,附曾左湘军之一翼,转战各处而得名。当年率领这一群戍卒子弟,各处作战的,为人田兴恕。数十年后,用湘西镇守使名义,统率这数千健儿出师援鄂的,也就是那个出身行伍为军获得无数光荣的田姓军人第三儿子田应诏。

关于这次援鄂的动机发动以后战事的情形,以及其后结束的原因,我那时因为年龄还小,对于这种事不很明白。但我有一个学习绘画的哥哥,他当时却在那部队中作小小军佐,跟随了一个团长,到过安福县。他在那小县城中住过一夜。他告给我随了部队开进安福县城时,就住在大户蒋姓家中,同一个戴姓参谋,睡在那人家小姐绣房里,两人躺在一铺镂花楠木大床上,在灯光下为一幅赵子昂画的白马发痴出神。两人既学过点旧画,且能鉴赏旧画,皆认为那是一个宝物,却仍然尽他静静的挂在墙壁上,仿佛不知道这画同别的画幅一样,设若卷成一轴,携带时也十分方便。第二天临开差时,那画还好好的挂在墙壁上,各人因为欢喜它,不忍就此离开,便各在那画幅角隅,题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年月。他们既已接到向前开拔的命令,当时便离开了那个地方。可是到第三天部队退回原处时,方明白先前部队一经开拔,当天就来了另外三营直属“辰沅道”的屯务军,在胡涂混乱情形中,把县城中大户完全掠光了。前面的作战去了,后面填防的反来抢掠,说来真是一件极不光荣的事情。因这不名誉的案件,虽然即刻杀了两个军官同一些胡闹的军士,但终成为“军”一个霉点,同人平时的军誉极不相称,故不久之后,那三营兵士的统率者,就被田姓军官撤了职,那三营队伍,也全部解散了。

军从乾隆到如今,引为羞惭的,应当是安福县那次事件。但开扩了眼目,军引为奇迹一现的,也应当是那次事件。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此后有自前方回来的兵士,手中托了一个大容一升翠润明莹的绿色玉碗,从街中过身,想卖三十串钱,却找寻不出一个主顾。有人问他这碗的来历,军人既从不撒谎,就老老实实告给人,这碗如何从安福县取来的。兵士带回这碗的用意,原只是拿回家中养点金鱼,到家中听说可以卖钱,方拿出卖钱。但当时掠来合用的东西太多,这玉碗在本城并无用处,到后还只二十串钱便为一个行路人带走了。

我就因为我哥哥的故事,同自己所亲眼看到的这件事,知道了安福县。生长在安福县的,对于凤凰县人,印象中自然也仿佛很熟很熟了。

安福县多蒋家,丁玲女士便是那地方一个蒋姓人家的长女。在北京城我知道了她是安福县的人,同她说到那地方城池被我本乡队伍占领故事时,方明白那张画就是她堂伯家中的一幅宝画。那地方虽僻处一隅,我哥哥随军队到的那一次,似乎已是地方经过兵灾的第二次了。第一次当在辛亥左右,因革命各个地方的组织皆有了变动,各处皆发生了骚扰,丁玲女士便同她的母亲,一个年幼弟弟,从安福县逃到比较开通的湘西常德城。常德地方既是她母亲所生长的地方,母亲余姓在常德县又为世家华族,门第极盛,多读书人,丁玲女士的父亲既已死去,故后来事平以后,她们便不再返安福,且在常德住下,成为常德人了。

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性格极好,洒脱大方,辛亥以前曾一度留学日本,按照当时风气,所学的自然是政府经济。回国后却似乎因为眼见到革命一来,由平民成为伟人的虽然不少,但由伟人地位而被别人把头割下的也很多很多。“世乱方亟,不如坐以待时”,这留学生因此就在安福家乡住下,并不作事。这人生平极其爱马,且欢喜健壮的骏马,但驾驭纵之术并非所长,故把马买来时,就只为新来的马匹,配上精美的鞍辔,派遣一个年轻马夫,在前牵着,向城外官道上走去,自己则短装紧裹,手里拿了一条柔皮马鞭,在后边远远跟随。他的行为只在娱乐,行为中就蕴藏了可爱的天真。把马牵到城外去,见有什么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他就同这个人来谈话,若这个人对于纵驰逐尚有些知识,他就请人上马试试。有时谈得十分投机,且见这个人对于这匹马十分称赏,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一切行为在他看来皆以为事极平常,毫不稀奇。

她的母亲当时对于丈夫的行为,当然不会同意,但夫妇之间,感情极好,却不因为这类事情,有过一次反目。某一次这个公子把马赠给路人以后,心中异常愉快,含着微笑跑回家中,在书房中卸脱马上戎装时节,作太太的一个,从下人方面把事情问得极其明白,就走过书房来,站在书房门边,含着微笑,问里边的主人:

“大少爷,你那宝马呢?”

“宝马还是宝马!”

“又生翅膀飞了!”

“……”那一方面便带了忸怩害羞的神气,只是微笑,什么话也不说。

轮到作太太的替他作答了,太太说:“宝剑赠与名士,红粉赠与佳人,千里马当然也为一个非常的人骑去了……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的。”

“那在什么地方去了呢?不是‘非常人’把马骑去,还是……”

“不是非常人,只是一个懂马性,不委屈马,不糟塌马的正派人。”

“你让这懂马性的把马骑走了,你这赠马的算是什么人?”

“我算是个很幸福的人。命运里驻定我欢喜作这种事,作过了这种慷慨事情以后,回家来又不至于使你生气。我很快乐。你不是不生我的气吗?”

“生你的气?!我不生你的气,你自己应当生气!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尽作小孩子事情。也不要因为家里有几亩田,有个好太太,就尽这样慷慨下去!在世界上可做的好事很多,照你说的,去牺牲自己革命、做慈善事业、办学校、把家中这几亩田卖去也不碍事。但拦路赠马的事,可并不在某一本书上找得出这种慷慨的记载。”

沉默了一会,那公子哥儿却说:

“秦琼黄骠马是什么地方来的?我问你。”

等一等作太太的说:

“照你看起来,这世界上好人可太多了,好马却不多,怎么办?”

“我也那么想。我若在蒙古作王公,就……”

“作王公……!”

……

这具有名公子风度的人因病死去时,丁玲女士的年龄还不上十岁。父亲留给她的印象最鲜明处,也就是牵马出城空手归家这样一件事。然而这人大方洒脱的风度,事实上却并不随了死者而消灭,十年后又依然可以从丁玲女士性格发现,成为她一生美丽特征之一点。

当她父亲死去时,家中情形虽不如其他族人那么豪华;当时似乎尚可称为小康之家。那时她还有一个弟弟,作母亲的就教育这两个孤儿,注意这两个孤儿性格与身体的发育,从不稍稍疏忽。作母亲的既出自名门旧家,礼教周至,加之年轻早寡,必须独自处置家事,教育儿女,支配一切,故性情方面,自然就显得坚毅不屈,有些男性魄力。儿女从她身上可以发现父亲的尊严,也可以发现母亲的慈爱,因此使儿女非常敬爱她。她身体既极健壮,又善谈论,思想见解也很有些超常人处,故不独能使儿女敬爱,在社会事业上,也好像是一个自然天生的领袖。但丁玲女士,则后来得于母亲方面的,仿佛不是性格,却是体魄。自小从理智方面看来,虽有些近于母亲,感情方面极偏于父亲。直到十余年后,她的同伴,孤单一人住在上海打发每一个日子,支配她生活上各种行动的,据我看来还依然因为那个父亲洒脱性格的血液,在这个人身体中流动,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出于理智选择者少。

作母亲的把丈夫死去,带了儿女到常德地方寄居以后,日子过得自然寂寞了些。虽外家亲戚极多,或由于一种骄气,或由于别的原因,似乎并不对于外家有何依靠。在寂寞俭省情形中打发了一大堆日子,似乎记起了某一时节同那个欢喜马匹的好人所谈的话:“为国家找寻一条出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办教育,真可谓最好的事业。”自己如今既然寡居,儿女又慢慢的长大了,一面想把自己儿女好好教育出来,一面又还有些亲戚儿女也需要一个较好学校,故在城里办了一个女子小学,城外办了一个男子小学,学校聘请了些由当地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女子,在半尽义务情形下分担各种课程,自己却不辞劳役,总持其事。经济方面虽非完全出自私囊,但多数经费,却必得将这近中年的太太,向各处熟人各处商家奔走募集。丁玲女士所受的教育,就是在她母亲所办的学校起始的。

过不久这一家却发生了一件大大不幸事情,就是那个弟弟在热病中的夭殇。这是一个非常的打击,作母亲的所承受的悲哀分量自然十分沉重,假若身体弱些的妇人,决定是无可救药,随同儿子和丈夫,离开了这个人间。那小孩子的得病似乎就从丁玲传染而起,小孩死去时丁玲也尚未离开险境。当时作母亲的一面料理亡者一面却尽力把病倒的一个治好,等到病倒的一个痊愈时,作母亲的头发白了好些了。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学时,便过离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肄业。在那女子师范时,学校对于她,同对于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同样情形,完全寻不出什么益处。学校习气太旧,教员太旧,一切情形皆使人难于同意。她当时在那学校,成绩也并不怎样出众惊人。但在性情上,则在那里将近两年的学生生活中,对于她有了极大的影响。影响她的不是学校教师或书籍,却由于一些日夕相处的同学。那学校设立在湘西,学生大部分多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而来,同时鄂西,川东,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边地如邻接湖北的龙山,畀连四川的永绥,靠近贵州的麻阳,凤凰,乾城,以及其余各县,由于地方锢塞,苗族杂处,虽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语习惯,已多岐异不同。女子虽多来自小地主及小绅士同小有产商人家庭中,也莫不个性鲜明,风度卓超。各种不同个性中,又有一极其相同处,就是莫不勇敢结实,伉爽单纯。女子既感情热烈,平时的笑与眼泪,分量也仿佛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学校方面虽然并不学到些什么有用东西,却因为跟这些具有原人朴野豪纵精神的集群过了些日子,不知不觉也变成个极其类似的人了。

这种性情当“五四运动”影响到长沙时,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桃源学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兴奋,皆感到需要在毫无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羁勇敢劳作好好的生活。一闻长沙有男子中学招收女生的消息,当时便有若干人请求转入长沙男子中学,其中一个二年级生名蒋的,便是丁玲女士。学校方面对于这件事,自然并不给过什么鼓励,事实上却特别加以裁制与留难。家庭则对于这种办法自然觉得太新了一点,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问家庭意见如何,不问学校意见如何,跑到长沙读书去了。

她们第一次离开桃源向长沙跑去的同学,似乎一共是四个人,除丁玲女士外,有川东酉阳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与杨女士。但到了长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读自给”新空气,在一种极其动人的宣传中,又影响到了几个女孩子。同时长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女不可免避的麻烦,在学生与教员之间发生。几个女孩子平时既抱负极高,因此一来,不独厌烦了长沙,也厌烦了那地方的人。故虽毫无把握,各人便带了几部书,以及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在内河轮与长江轮三等舱中占据了一个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险到了上海地方了。

几个人过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习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若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的。到后来李姓女子得热病死了,杨姓女子回了湖南,四川酉阳王姓女子,同她便过南京去玩了一阵。当时两个人过南京去住,也许只是玩玩,也许想去做工,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照后来情形看去,则两人是极其失望重回上海的。在南京时两人所住的地方,在成贤街附近一个类乎公寓的住处,去南京高师不远,住处必尚有些其他湘籍川籍学生。两人初到南京时,身边还有些钱,故各处皆去玩了一个痛快,但钱一花尽,到后来就只好成天过北极阁晒太阳,上台城看落日去了。两人既同些名人来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出门不穿裙子的时节次数一定也很不少,)在住处则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的唱且大声的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故住下不久,有一天就得到个署名“同乡一分子”的劝告信,请她们“顾全点面子,不要留到这个地方”。这误会虽由于两人行动洒脱而来,当时两人却十分不平,把住处几个高师学生每人痛骂一顿。那信上的措词大约比我所说还温和一些,她们的责备则又似乎比我所写出的还厉害些。那个写信的人虽近于好事,却并非出自恶意,一骂自然不敢出头了,至于其余那些大学生被骂时,初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事情,到后弄明白了,又不知究竟谁写这个信,自然也就算完事了。

但两人当时情形或者也正极窘,想离开南京便无法离开。那王女士本是酉阳地方一个富足油商人家的女儿,父亲那时且为众议院的议员,并不至于使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外流落,丁玲女士经济情形也不很坏,故两人当时受窘,同“解放”大约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同“争斗”有不可分离的情形,那时节女孩子既要解放,家中方面虽不能加以拘束,也还能消极否认。否认方法自然便以为暂且停止经济接济,看看结果谁的意见适于生存。两人把手中所有一点点钱用罄后,各处学校去找寻小学教员,却不能得到这种位置。其他粗重工作有些地方虽需要人,但人家一看到她们,即或正需要一个娘姨,也不敢借重这位娘姨了。她们听说有人要绣花工人,赶忙跑去接洽,那主人望望两人的神气,也不敢领教,只好用别的方法说明所雇人业已找到把两人打发走了。既不能好好的读书,又无从得到一个职业,又无其他方面接济,自然就成为流浪人了。

她们又正似乎因为极力拒绝家庭的帮助,故跑到南京做工的。到南京两人所得的经验,在丁玲女士说来,则以为极有趣味。那时节女人若在装扮上极力模仿妓女,家中即不奖励,社会却很同意。但若果行为洒脱一点,来模仿一下男子,这女人便在家中社会皆将为人用希奇眼光来估计了。两人因为这分经验,增加了对于社会一般见解的轻视,且增加了自己洒脱行为的愉快。

当丁玲女士已经作了海军学生的新妇,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给我那点经验时,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个王女士编织绒线的照相,她说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钱用尽后,天又落雨极冷,无法出门时,就坐在床上,把一条业已织就多日的绒绳披肩,撤卸下来,挽成一团一团的绒球,两人一面在床上说些将来的梦话,一面用竹针重新来编结一只手套或一条披肩。工作完成以后,便再把它撤散,又把那点毛绳作一件其他东西。当时房东还不很明白这种情形,常用猜询的眼光,注意两个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且居然问“为甚么你们要那么多毛绳物事?”两人自然并不告给房东那是反复作着玩玩的行为。房东的神气,以及两人自己的神气,却很温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里。

两人对于贫穷毫不在乎,一则由于年青,气壮神旺,一则由于互相爱好,友谊极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读了一些新书的原因,以为年青女子受男子爱重虽非耻辱,不能独立生存则十分可羞,故两人跑来南京,一面是找寻独立生活的意义,一面也可说是逃避上海的男子。当时丁玲女士年龄还不过十七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后,丁玲女士对于这友谊尚极其珍视。在她作品中,常描写到一个肺病型身体孱弱性格极强的女子,便是她那个朋友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