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长也，非英人也。亡波兰者，波兰之贵族也，非俄、普、奥也。譬之人身，使元气内充，肤革外盈，风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魍魅感疾疠者，必其内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堤千里，气象磅礴，一蚁穴之隙，日夕渗之，遂致一旦决溃，崩泻不可复制。嗟乎！一国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贤才，有勇士，有财权，有兵力，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他人欲一旦而举之，岂曰易易？必也自芟自刈、自夷自戮，开门揖盗，拱手以让于他人，然后他人乃得雍容谈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吾每观古今亡国破家之迹，未尝不奋慨呜咽而不能自胜也。今考中国自取瓜分之道，其远因之难见者，殆更仆不可悉数。而其近因之易见者，盖有三大端，试胪列之以告我同胞，共一痛哭焉。呜呼！铸九州之大错，谁生厉阶？及亡羊而补牢，犹未为晚。祸已切肤，情非行路，大夫君子，其有见而动心闻而猛省者乎？
一曰中日和议。中国之弱久矣，而其刳肠露腹尽出底蕴与路人共见之，则自甲午之役始也。甲午既败，议和固非得已，然其何以致败之由，则固有当其罪者矣。今且勿论他事，即以海军一端论之。自马江败后，戒于外患，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三千万，思练一劲旅。其后海军之捐，日日加增，积之十年，其数可想。旁观外论，孰不谓国家费如许帑藏，如许经营，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战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绥，全军已覆，拱手以让诸敌人。论者或切齿于丁汝昌，或尸罪于李合肥。夫李、丁岂曰无罪，然以败亡之咎，一举而归之彼，彼固不任受也。当海军初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甲午之冬，平壤、凤凰警报频达，乃下诏停海军衙门。当时忧时之士及海外各国，咸色然怪异之，谓方当战时，何以撤战备，而岂知其为停颐和园工程也。谚曰：虽有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斫，国丑全露，以启戎心而速危亡。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然彼骄侈淫佚，不恤民隐，糜国帑而误军机者，恐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讳其罪也。此中国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一也。
二曰《中俄密约》。《中俄密约》为何时所定乎？则李鸿章贺俄皇加冕时所私结也。其所藉口者何事乎？则俄国胁日本还辽东后，以此为报酬也。主其事者为谁乎？则西太后一人也。当《马关条约》既定，人怀国耻，皇上发愤思变法，前者西太后委用之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皆屏黜闲居，西后怒甚。而方经败衄大辱之后，未敢遽与上为难。当时俄人遂有与德法胁逼日本归我辽东之举，欲以市恩于我，而求非常之报。俄公使喀希尼知西太后之守旧而可欺也，乃说之曰：“变法者，汉人之福而满人之祸也，汉人盛则满人衰矣，民权兴则君权替矣。今地球君主之大国，惟中国与吾俄，故中国但当与俄亲厚，结密约以相援助，以内压汉人，外御英日。日本自归还辽东以后，恨入骨髓，卧薪尝胆，以谋再举。英人亦非愿助中国者，用兵之际，则暗助日本。今英日订约同盟，东方之力渐厚，一旦军事再兴，以威海戍兵为引线，直捣京师，其祸不可胜计。故中国非与俄订密约，不足以自保矣。”当时西太后方忿忿与皇上争权，而苦无其辞，乃一举而诺之，开门揖盗，引虎自卫。于是李鸿章贺加冕抵俄旧京，与俄户部大臣爹氏竟缔此约，约章草稿达于北京，皇上蹙额怒目曰：“是举祖宗发祥之地，北门锁钥之区，一朝而畀诸强敌也。”坚执不肯画诺，西太后怒骂强逼，挥涕而从。呜呼！二百余年之帝业，二千余里之山河，支离破碎，不可收拾，自兹始矣。俄人既扼满洲之冲，举大河之北为囊中物，则列国不能不起而抵掎之。俄人既以还辽之功得大报酬，德法不能不起而效尤之。于是法国先得南荒土司瓯脱之地数百里，而德人出其轻捷剽悍之手段，乘万国之不意以夺胶州。胶州之夺，固由德人之横暴，抑亦由《中俄密约》第九条有租借胶州湾之议，德人不取，其终亦必归俄人之手，故毋宁先发以制人也。胶州既夺，则旅顺、大连湾不得不继之，威海卫不得不继之，广州湾不得不继之。东三省铁路既畀俄国，则德国之路（胶州至济南，济南至沂州。又津镇铁路与英国合办。凡三条），英国之路（广东至九龙，上海至吴淞，上海至镇江、江宁、杭州、温州，印度至大理、云南、夔州、重庆，腾越至云南，山海关至牛庄，广东至成都，又天津至镇江与德国合办，太原至新安、襄阳与意国合办。凡九条），法国之路（谅山至云南，谅山至广东。凡二条）不得不继之。北方权限既归俄国势力圈内，则扬子江一带不让与他人，云、贵、两广不让与他人，福建不让与他人，四川不让与他人之约，不得不继之。所谓一发牵而全身皆动，一穴溃而百孔横流，一落万丈，土崩瓦解，而中国之国权，遂倏忽归于乌有矣。嗟乎！片纸之约，其关系之重大，至于如此！谁生厉阶，于今为梗，不知主持密约之人，何以谢天下也。此中国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二也。
三曰变法不成。中国之所以弱者，不变法也。然昔者不知变而不变，则犹有望焉。今也知变而不变，变而中止，则无望焉矣。曾敏惠曾对英人大言曰：中国先睡后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兰金仙之喻，无如沉沉华胥，年复一年，磨牙之伦，已馋涎不能复忍。去岁偶一蹶起，旋复昏睡，更蒙以迷药，尚寐无讹。即使旁观有爱我者，欲扶而掖之，翼而行之，其奈之何？其奈之何！夫彼列国虽非有爱于我，然以商务为性命者，未尝不欲中国永持平和之局于东方，而彼之商务亦不致受其累也。故瓜分者，西人不得已之下策耳。但中国既不能自强，不能自保，则无论迟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故与其堕落于他日，不如及今糜烂之而更整顿之也。然则中国之能自强自保与否，即为西人瓜分实行与否之所关系，有断然也。而去年皇上以变法被幽，新政尽废，自强之机，已成绝望。此英俄协商之事所以起，而禹域分裂之局所以定也。此中国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