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的内容和成书年代
《论语》是这样一种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我们要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它是首先应该读的书。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足见它这书名在汉武帝以前便有了。为什么叫“论语”，其说不同，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两汉人引《论语》，有称“孔子曰”的，纵不是孔子的话，也称“孔子曰”，似乎可以看出，汉人把《论语》等同于《孟子》、《荀子》、《墨子》，作为诸子的一种。汉人又把《论语》看为“传”、“记”，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以《论语》为“传”的一种；《后汉书·赵咨传》引其遗书，谓《记》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论语·八佾篇》中的话。更可以知道汉人不把《论语》看作“经”，而看做辅翼“经书”的“传”、“记”。汉人读书用竹木简编缀成册，写“经”书，用长二尺四寸的策（汉尺，合今约55．92厘米，1959年甘肃武威所出土汉简《仪礼》可为实物证明）；若《论语》，据《论衡·正说篇》，便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由此也可以证明《论语》只是“传”、“记”。
《论语》书中记到了孔子晚年最年轻学生曾参的死，又记着曾参对鲁国孟敬子一段对话（《泰伯篇》）。“敬”是谥号，当时人死了才给谥号。孟敬子肯定死在战国初期，那么，《论语》的编辑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论语》编纂成书虽在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后七十多年，但着笔或者较早，甚至也不是一人的笔墨，如《子罕篇》说：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琴牢，自称“牢曰”，可能是琴牢自己的笔记，为编辑《论语》者所采入。又如《宪问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做官拿俸禄）；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意。这几句，也很可能是原宪自己的笔记，为《论语》编纂人所采入。另外又如《子张篇》记“子夏之门人”和子张的问答，那一段话，不是子张学生所记，便是子夏学生所记。因此，我的看法是：《论语》是采辑孔门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有关笔墨，在战国初期编纂而成的书。
二、《论语》的作用
孔子晚年就有极大的名声，赢得当时各国的赞美。当时有人说他是“人民导师”（《论语·八佾》），鲁国称他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还有人认为他是“圣者”（《论语·子罕篇》）。死后，他的学生比他做日月，高得不可超越（《论语·子张篇》），说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确有丰功伟绩。因此，《论语》一书从来就受到尊重。两汉时儿童最初念书，是先读识字课本，自秦统一前以至汉代，有各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好比后代儿童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其后改读“人、手、足、刀、尺”一样。识字完毕，便读《论语》和《孝经》。《论语》是读书人必读之书。不象“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可以不读，也可以只通一经；能够兼通几种“经书”的，便是了不得的儒者。以后的读书人，可说无人不谈《论语》。到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这四种更成为学习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举行科举，考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根据，一直经过明朝，延到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完全废除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考试办法。《论语》是《四书》的第一部，八股命题少不得《论语》，读书人要做官，一般非经过科举不行，《四书》，尤其是《论语》，便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如此经过将近六百年，足见它影响之大且深。
纵是科举废了，《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既不是敲门砖了，为什么这书还有不少人读它呢？一则二千多年来便把它看成必读书，旧的习惯势力难以肃清；二则《论语》本身也有较为广泛的用途和较大的价值，它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所以直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古籍。
三、孔子和他的思想及贡献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公羊传》和《谷梁传》），一说生于公元前559年（《史记·孔子世家》）；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他出生于宋国贵族，他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郰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孟子·万章篇下》）。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论语·八佾》）。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头脑里未必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和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家庭出身、各种职业、受着不同待遇的人，这是客观存在，任何人不能视而不见。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出自上层。孔子自己也是没落贵族，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并不存在阶级歧视。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沦语．述而》），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他晚期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从《论语》看，他经常谈《诗》。《诗》就是今天的《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有庙堂之诗，有卿大夫的诗，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孔子曾经整理过《诗》，见《论语·子罕篇》。《书》是《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见《论语·为政篇》。《礼》，当孔子时或许有书，但现今流传的《礼》，即《仪礼》，则出自孔子的讲授。《乐》只是曲谱，早已亡佚，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易》，也叫《周易》或《易经》，当孔子时，只有《卦辞》和《爻辞》作占筮用，孔子曾经引用它。《春秋》是鲁国文书，孔子曾经采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论语·述而》）。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相反（《论语·先进》）。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论语·先进》）。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所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象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论语·为政》）。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当然，那是个别教育，不同于今天的上大课，但今天的灌注式的方法是否能有所改变或补充呢？
四、怎样看待《论语》和读它
我们今天早已不把《论语》看成“圣经”，纵把孔子看成“圣人”，那也是封建初期的“圣人”。我们今天把《论语》看成为研究孔子和孔门、孔学的最可信的资料，也看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资料，分析它，批判地继承它。
古往今来关于《论语》的书很多，总计三千多种。在《论语》一部书里，因为言辞简略，词义含混，更给人以歪曲的可能。加上自两汉以来，引用《论语》来证明自己的意见，经常“断章取义”，不顾本真。这种办法最易发展，于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便曾被各式各样利用过。他们不惜曲解《论语》，用自己的学说来附会它。例如宋朝的唯心主义者陆九渊（1139-1193年）曾公开地说：“六经注我”（《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六经做我主张的注脚。无怪《论语》一部书曾被各式各样的人作过不适当的评价，也被各式各样的人作了不同程度的歪曲。我们要正确地了解《论语》，还它以本来面目，由此而正确地评价孔子，给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扫清二千多年来积累的妨碍我们视线的障蔽，并且把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和他曾被人利用因而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要实事求是地探讨《论语》原文的本义，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它，批判它。
要研究《论语》，初步可以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下几种书，仍然有参考价值，
（1）《论语注疏》：魏何晏（190-249年）集解、宋邢昺（932-988年）疏。《十三经注疏》本较方便，因为有阮元的《校勘记》。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著。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对注解《论语》却花了很大工夫，并注意训诂。
（3）《论语正义》：清刘宝楠（1791-1855年）、刘恭冕（182l-1880年）父子合著。
（4）《论语集释》：近人程树德著，搜集材料相当丰富。
（5）《论语疏证》：近人杨树达（1885-1956年）著。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加按语，说明自己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