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往矣，吾不及见；吾所及见，番禺伍庸伯先生(观淇)、麻城严立三先生(重)，真近世之醇儒也。两先生志虑真切，践履笃实，不后古人；而从其精思力践之所诣，乃大有贡献于斯学，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此即指其能解决上述问题，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学者，救正朱子、阳明过去解释《大学》之失，实为近八百年来未有之创获。
《礼记·大学》一篇，昔人称为孔氏之遗书，在儒家典籍中独详著其为学门径次第，为后世言儒学者所必资取。顾自宋儒尊信表章以来，解说之者乃纷纭莫衷一是。盖在前之汉唐人但注疏书文，殊未用功体验于身心间，争论不起。宋明之世，斯学复兴，则学者究当如何用功，在彼此大体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其所取径。朱、陆异同，其明例也。而事实上功夫取径虽在自己，却必求证古典乃有以自信而信人。此即《大学》一篇所以解说百出，独远过其他书典之由来。凡于书文讲解之歧异者总由于功夫取径之不同，且问题莫不出在所谓“格物、致知”之两句书文上，此固明白可见者。前贤如朱子、如阳明，其失在此。即今我所推重伍、严两先生，其所以立说不同，又何尝不在此邪?
须知此在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承认此事实，有助于学术研究；不承认之，反自蔽其明。然则何独取于伍、严两先生之说?两先生于书文，不擅改古本(伍先生)或基本上未改(严先生)，是即其主观造作最少；而其解释书文通顺近理之程度却最高。此一面也。更重要一面，则在其内容所示功夫道路切近平妥，有胜朱子、阳明。关于解书通顺一层请审两先生之所为说者，此可不谈。对于功夫道路问题仍须稍申浅见，以吾之推重在此。
此学功夫，我上文已自说得明白，原只在自识本心葆任勿失而已。其奈本心大不易识，从而葆任勿失的话即无从谈起。于是功夫切要便不得不转而在其如何有助于识心(或识仁)上面。凡“切近”云、“平妥”云者，举谓其于识心为切近，且妥善无病也。当前功夫道路问题在此，前贤似未有能解决此问题者。寻绎《大学》“格物致和”之文，恰似在谈功夫道路，顾其内容何指颇引起后人猜度。朱子以“即物穷理”为说，支离无当，阳明非之，伍、严两先生并皆非之，可无再赘。但阳明必以“致良知”为说，伍、严两先生并皆断其亦未为得之。我同意两先生所见。
何以阳明亦未为得邪?阳明必以“致知”为“致良知”，强古人以就我，尚非此所欲论。其所以未为得者：阳明之“致良知”实即是“自识本心，葆任勿失，以应物理事”(见前)之谓；功夫原是对的，却非有助于识心的功夫，不解决当前问题也。此试看其说“功夫不离本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便自可见。初学之士，其何从入手邪?于是不得不时时从粗浅处指点，以资接引初学，则又易启学者冒认良知、轻于自信之弊。功夫终不得力，或教以静坐，或教以防检，又用种种方法为帮补。此严著所以有“阳明教人实无定法”之评语。而阳明之后，出其门者往往各标宗旨，别自成家，殆非无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