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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三十三、父亲逝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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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本已困窘,在父亲病中,母亲所有剩余的一点衣饰,也典质净尽了。父亲身后的料理,亦极为简约,但我们还是一个中等人家,而且都是高贵的亲戚,那些普通的场面,还是要的。必须开一个吊,出一个殡,从前没有什么殡仪馆,停柩在家三十五天,这些封建时代的排场,必须应有尽有。“礼记”上说:“丧礼,称家之有无。”但我们受孔子戒的人,都服膺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我想父亲最后一件事了,也未可过于落薄。

  父亲丧事,正可以算的罗雀掘鼠,我也不忍言了。本来还就读于朱先生处,到此便踏出学堂门,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如果我在十三、四岁时,学了生意,到了这时,三年满师,也可以当小夥计,每月挣到一两块钱,但我读了死书,一无所获,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后将如何度日呢?父亲在世之日,虽然也是日处窘乡,却是父亲挑了这家庭的担子去,现在这副担子,是落在我肩头上了。

  苏州有很多慈善济贫事业,有所谓“儒寡会”者,一个穷读书人故世了,无以为生,他的孤寡可以领一笔卹金。各业中也都有救济会,以钱业中为最优。亲戚中颇有为我们筹划领取此种卹金者,我抵死拒绝。父亲是个商人,不能冒充读书人,入什么“儒寡会”。至于钱业中的卹金,父亲在世,深恨钱业,况且脱离已久,假如我们要用钱业中一个小钱,使我父亲死不瞑目,我实在是个不孝罪孽之子了。

  舅祖清卿公,他当时是号称苏州首富的,他答应每月资助我们数元,我也婉谢了。我说:“你与我的祖母为同胞姊弟关系,每月送祖母几块钱,我们不能拒绝,祖母实在太苦了,此外我们将自行设法。”虽然说是自行设法,但我一个十七岁读死书的人,将怎样的自行设法呢?后来清卿公每月送祖母两元,在他也算厚惠了。

  于是我在家开门授徒,做起教师先生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先生,有谁来请教呢?第一个,收到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却是一位女学生。原来住在我们一宅的,里面一家姓潘的,也是书香人家。这位潘先生,有位女公子,今年九岁了,父母钟爱,想要她读一点书。而又不愿送她到宅子外面的私塾里去。本来想明年请一位先生,所以一说就成功,而我做了牡丹亭裹的陈最页了。写到这裹,我有一个挣话了,我自从教过这位潘小姐后,一直没有教过女学生。却自从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县)办了学校,回到上海以后,却在各女学校里教书,女学生不计其数,现在所记得的,如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都是我的女学生。那末最先的这位潘小姐,比例这些武侠小说所说的,当是我的“开山门”女弟子吧?

  其时潘小姐的束修,是每月一元。那时候,地方上周卹寒士者,还有一种书院膏火。苏州有三个书院,其它两个,童生不能考,只有一个平江书院,专为童生所考,考一超等,得银七钱(约合制钱一千文),特等减半。但也不大容易考取,有已进学的高材生,也冒充童生来考取呀。

  后来我认得一个旧同学,他是粮道衙门一书吏之子,他们有一种粮册,要发给人抄写。字不必写得工整,但是要写楷书,大约是三分饯一千字,我若认真写,自早至晚,每天可写五千字,不是每天有一角五分的进款吗?这此考平江书院的卷子还可靠得多了。可惜那不是常有的,虽然每千字仅有三分,还是抢写者纷纷的,只费点笔墨而已。

  其实,自从父亲故世以后,不是我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而是母亲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她在亲戚中,一向有针神之誉,她的女红,是精细而优美的,就在父亲没有故世之前,我们在窘乡中,她就把她的女红所得,取出来尽量补助家用,父亲故世后,几乎全靠她的女红收入了。

  苏州的绣品是出名的,有些顾绣庄,放出来给人家去刺绣,但工资却微薄。绣一双衣袖(都是行销到内地各省、各区,为妇女官服披风上用的)不过制钱二百八十文,而工夫非三天不可。但母亲则日以继夜,只两天就完工了。苏州人家,嫁女必备绣品,尤以新牀上的装饰为多。如在床的中间,挂有“发禄袋”(其典未考),两旁则有如意、花篮、插瓶等等,都是绣品,都须描龙绣凤,极为花团锦簇。或夸示新嫁娘的针线精妙,其实都是床头捉刀人所为。亲戚家知我母亲擅于制此,转辗相托,如此忙了一个多月,也可以获得十余元。我正读唐诗,读到了“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句,因想这正为吾母咏的了。

  不过这都是临时性质的,不能固定有那种收入,但我母亲的女红是不断的。我们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纱缎庄吗?这纱缎庄把所练成的“纱经”或“缎经”放出去,给女工们络在轴轳上,厥名谓之“调经”,一束经,谓之一和(这是丝织品家的术语),调纱经一和,可得五文,缎经一和,可得十文,不过此种工作,限时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须交去,有时须整夜工作(凡丝织物直线为经、横线为纬,这里所谓经,即是直线)。

  祖母年已六十余了,她也要工作,她也要调经,劝之不听。于是母亲取得浅色的经,如雪白、湖色、蜜黄的经,都与祖母。深色的经,如黑色、墨绿、深蓝的经,都归自己,因祖母年老,目力不济呀。又母亲和我商定,即清卿公每月给与祖母的二元,归祖母零用,我们家用中,不能再用它。但此两元中,仍有大一半祖母供给我用,如吃点心呢,买糕饼呢,添小菜呢,都是为她们所钟爱的这个孙儿而花费的。

  这几年来,我们总算得是茹苦含辛了,但我并不算苦,苦的只是母亲。她一天到晚,不过睡四五个钟头,其他时间,都是工作。可是生活倒也安定,那时生活程度,已比我六七岁的时候高得多了。我们—家,每月五六块钱的开支,再也不能少了,房租近两元,饭菜约三元(这是祖母、母亲和我三人的食用),其它还有杂用,我们在衣,食、住、行四者之中,只有食与住两个字,衣服不能添做,走路只靠两脚了。

  我家有一个规范,无论如何贫穷,不得借债。所以父亲在日,虽常处窘乡,也不肯向人告贷,我也遵守父训,一生从未举债。实在到不得已时,甚而几及断炊,则惟有典质度日。因此那些高墙头,石库门的当铺,我常常光顾呢。我们这时已家无女佣,祖母和母亲都是缠过脚的,不能上街,“举鼎观画”(此本为戏剧名,时人喻之为上当铺),我常演此剧,凡衣袖中可藏之小品(如首饰等),则可坦然直入,但衣服之类(父亲衣服极多,皮衣服大毛,小毛俱全),则挟一大包袱,如遇熟人颇露窘态。既而思之,“我还搭少爷架子吗?”便也夷然自若了。

  那时的家庭生计,起初很觉得困难,后来有一个安排,倒也不觉得什么了。有时每一个月中,反而有盈余,于是把典质去的衣物,赎些出来。“赎当头”是高兴的事,从前有个寒士,改了古人诗句道:“万事不如钱在手,一年几见赎当头”,可发一噱。不过在这家庭预算,也常常有突出来的事,譬如送礼,苏州人家是讲究交际的,所谓“礼尚往来”。父亲开吊时,收了人家的礼,现在人家有喜庆丧的事,我们可以不送礼吗?普通也得二百八十文送一张礼票。我家现在虽处困境,还是要面子,不愿在这个封建社会上被扔下来。

  这个家庭的担负,大概我担任了十分之三,母亲担任了十分之七,第二节,我又收了两个学生,连潘小姐共有每月两元的收入,考书院、钞写粮册,那是例外的。我觉得母亲这样的劳苦,心中实在不忍,然而又无可如何。可是有一个奇迹,母亲是有肺病的,在我年幼时,肺病常发,并且咯血,可是现在如此劳苦,身体反而坚强,其实即有小病,她也忍耐过去了。我们亲戚中,没有一个不称赞母亲贤德的,他们说:“我母亲的不病,真是天佑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