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在侘傺无聊的当儿，忽然有到山东青州府去办学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妇翁陈挹之丈，来视其女，并对我说道：“昨天遇到彭诵田先生，详问你的地址，说是要来访你。”我觉得很为惊异，苏州彭氏，是吴门第一家大乡绅，状元宰相，簪缨不绝，其发甲还在潘氏之前。他们世居葑门，俗称旗竿里彭宅。所以称为旗竿里者，因他们住宅门前，有八根旗竿（清制，凡状元、大学士，门前都得竖有旗竿，可以悬旗），因是得名。不过到了清末，也没有人做大官了，但诵田先生，还是一位两榜，当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组归田，在地方上当一名绅士。
那个时候，好像端方在当江苏巡抚吧，自命为开通人物，也想厉行新政。为了地方自治张本，请省内绅士担任公益事务。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讲乡约”，在清代的皇帝的谕旨中，也常有此一条。几位绅士主其事，他们自己不讲，约了几位老学究来讲，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观里寿星殿开讲。从前“讲乡约”，大概依照“圣谕广训”中词意，推阐一番，现在不免要变通一些了。我的岳丈，便是讲乡约老学究之一，而彭诵老则为轮值之绅士，他们所以相识。我这时急急问道：“为什么要访我？有什么事吗？”我岳丈道：“好像是关于办学堂的事，他未详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办学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学堂的事了。彭氏小学，吾友汪棣卿等诸人在办，何须来问我？难道办女学的事，又有人发起了吗？胡思乱想了一阵，不过想到彭诵田先生到吾家来造访，我的房屋湫隘，他们是轿马出入的绅士，也许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乡前辈、乡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约了日子，我去拜访他。吾岳丈亦以为然，说：“你是晚辈，应当如此，明天我给你约定日子，你去见他就是了。”
两天以后，我去拜访彭诵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门旗竿里老宅里，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里，招待在他的花厅会客室里。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家曹根荪先生（名允源），也是苏州人，丙戌进士，由部曹而外放山东青州府知府（当时中国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县之上，有知府一级）。
满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青州府这个小学堂，已经设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个学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经很干练了，但是办学堂是个外行，他想请一位懂得办理学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这位彭诵老了，要他在苏州物色人材，因为听说近来家乡风气开得很早，学堂也开得不少，最好聘请一位家乡中人，而于新旧文学都能贯通的人，来办理这个学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诵老又说：“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事，我想阁下一定能够担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岳丈说了。”我那时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是我的自卑感，试思我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人，从未进过洋学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当一个官学堂的监督，如何吃得消呢？什么叫做监督，监督就是现在所称的校长，在前清初办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学校的时候，不称学校，而称学堂；不称校长，而称监督；这也很奇怪的。
这个到山东办学堂的事，忽然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睡梦里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诵老何以看中了我？我当时辞谢了，我说：“我一则年轻学浅；二则我也没有办过学堂。现在我们苏人中，到日本去学习过师范回来的人很多，何以不请教他们呢？”但是彭诵老却一定要我去，他说：“我已考虑过了，觉得你去是最适宜的，我已问过几个人，他们也一致推荐你。老实说：到山东去办学堂，要比苏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不必推辞了。”
我还说容我思考，彭诵老竟好像已经决定似的打电报到青州府去了。后来知道他也询问过别人，一则，他们因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范生；二则，苏州人怕出远门，谁愿意老远到山东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苏州舒服惯了，起居饮食，都不方便，家乡有个职业，就安居乐业吧。还有，诵老有位公子，号彦颐，在日本留学多年，我和留日学生的苏同乡，常有接洽，也许是彦颐将我推荐，不过诵老并未说出来罢了。
回家与震苏商量：从前因为祖母老病，不能远离，现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正好向各处走走。恰巧有此机会，山东也好，山西也好，虽然没有办过学堂，粗枝大叶，约略也晓得一点。缩在苏州，觉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时也没有机缘。不过现在去山东，不带家眷，往后再说。山东与江苏，虽为邻省，已是北方气候，起居饮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决定以后，彭诵老去电，青州知府曹允源的关聘便来了。因为那个中学堂，是属于青州府的官立学堂，青州知府领有个督办名义，学堂里的一切经费，都是府里开支的。监督由府里聘请，这个学堂监督，好像与府主有宾主关系，似从前书院里的聘请山长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银五十两，因为青州地方，不用银圆，更无洋钱，还是以银两计算的（小数目即用钱票）。五十两银子，恰好是一只元宝，在南方可以兑换银圆七十元左右。我自从受薪以来，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阶级了，私心窃喜，学佛者也不能戒除这一个贪字呢。
随着关聘而来的，还致送了一笔川资，是五十元，那是彭诵老处代垫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资，从苏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从苏州乘小火轮至上海，在上海耽搁一二天后，便趁搭海轮到青岛，然后再由青岛坐胶济铁路的火车，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时候，我还有两位同行的人，却也不很寂寞。原来青州府中学堂，还聘睛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员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诵老介绍的。那位杜君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静澜师读书的时侯，他与朱师为老友，常来访问，早已识他，却已忘其名。现在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学毕业的，年不过二十四、五，新结了婚，这回去青州，带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侣，也是有兴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后，急来抱佛脚，买了一点近来新出的关于教育的书，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还是做教书先生，旧教育改换新教育，换汤不换药罢了，终究跳不出这个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虽然无多耽搁，也不免要稍事游玩。我没有携眷同行，也只有访问访问几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们便要去定好到青岛去轮船。
那个时候，差不多大半个山东，全是德国人的势力。为了在曹州杀害了德国两名教士，他们便占据了胶州湾，开辟了青岛租借地，筑一条铁路，由胶州湾直达山东省城济南，这便是所谓胶济铁路，一切统冶管理权，都属于他们的。就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轮船，也是德国的商船办理的，非但侵夺吾国的航海权，连别国也不许问津。我们当时便托旅馆里的帐房，先去定好了船，那家船公司，唤作亨堡公司，有好几条船，在中国沿海驶行。上海和青岛的船，每星期对放一次，行走只有三十六小时，那船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船主当然是德国人，船上的买办，便是中国宁波人，本来德国的商业，在上海、天津，已经占很多数了。我在这时候，只乘过江轮，还不曾乘过海船，我的身体又很弱，惴惴然，怕的是要晕船。但想到反正只有三十六小时，无论如何有风浪，总还可以忍受吧？
我们定的是房舱，舱中共有四榻，两上两下。我和杜安伯夫妇共三人，空了一榻，也不招外来人了。我睡在上榻，让安伯夫妇对面睡下榻，这样的上下床，似乎很为适宜。安伯新夫人，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是缠了小脚，她从来未出过远门，上船下船，都要人扶持。一面要照顾行李，一面要扶持这位新夫人。不比我没有挈眷同行，行李较为简单，他们有了女眷，什么东西都要带了走。这也难怪，因为各处的习俗不同，不能不预为之备呀！
我们当时趁的那条船，是一个外国文名字。房舱每客十余元，连饭菜都在内，饭是到帐房里去吃的，全是宁波菜，好在我们都带了路菜。一出吴淞口，稍一颠荡，我已坐不起来了，不要说行动吧。我恐防要呕吐，把一只洋铁面盆，放在枕边，幸而还没有吐，但安伯夫人已掌不住了。那时只听东有呕吐之声，西也有呻吟之声，虽然茶房来招呼吃饭，只好敬谢不敏了。
好容易熬过了三十六个钟头，船到了青岛，我们都住在一家唤做悦来公司。这家悦来公司，也是宁波人所开设的，从前没有旅行社，而悦来公司却已有这个规模。他们从事转运事业，招待往来旅客也是一部份的业务，我们是在船上早接洽好的了，好在那几条船上，从买办以次，也全都是宁波人。近几年来，中国开辟商埠，第一个先到的便是宁波人，其次的方是广东人。
他们开疆辟土，勇往直前，这个功劳着实不小，商场里没有宁波人，就像军队裹没有湖南人一般，不能成事。并且他们乡谊极重，拔茅连茹，便自然而然的集合成市了。
德国人对于山东土著的人，太不客气了。名为青岛，其实是个胶州海湾，德国人没有来时，是一片荒寒的海滩。然而那个地方，冬暖夏凉，气候最佳，虽近北方，是个不冻海岸。为什么德国人一下子便挑了这个地方呢？可见他们觊觎已久，中国有此好地方，不加注意，别人家早已留意，一旦有事，乘隙便来攫夺了。德国人来了以后，斩荆除棘，便在这个区域以内，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尽行驱逐出去，要建造西式房子，不许造中国式的房子，原来住在这胶州海湾的山东人，都移到一个唤做大包岛的地方去，真是喧宾夺主了。
山东人本来也是以强悍著称的，登、莱、青一带，绿林中人也很多，他们也不怕洋鬼子。据说：德国人待之尤酷烈，初来的时候，也曾吃过山东佬的苦头，后来他们定打了一把极大的剪刀，捉了强盗来，就把他齐颈一剪刀。有人说：“这太惨酷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捉了强盗来，也不是杀头吗？那里去找道地的刽子手，这不比更爽快，更筒捷吗？”这是悦来公司的帐房先生讲的。
他又说：“在青岛可分别出四等人来。”我问：“怎样的四等人？”他说：“第一等人，不必说了，自然是他们的白种人，尤其是德国的官商，志高气扬，不可一世。第二等人，中国的官员，或是济南省城来的，或是别省大官，经过此间的。第三等人，便是我们南方来的商人，和他们有生意上往来，他们好像客气一点。第四等人，对于山东的土著乡民，十分虐待，简直奴仆不如了。”听了这样的分成阶级，真令人痛叹不置的。
我们在青岛只躭搁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州府去了。胶济铁路的火车，也分三个阶级，便是头等、二等、三等。购买火车票，我们早就托了悦来公司去办理，我们初来此间。搞不清楚的。原来购买胶济铁路的火车票，分用三种币制；如买头等车票，用银两；买二等车票，用银圆；买三等车票，则用铜圆（这种铜圆，是青岛特制的，他处不可通用）。
起初，我问悦来公司：“中国人也可以坐头等车吗？”因为我坐到青岛来的德国轮船，中国人就不能购最高级的舱位，如一般人们说的大餐间之类，故有此问。他们说：“很少，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我想：既然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可以坐，我们何妨坐一次，即使价钱贵些，究属有限（因为胶济路直达济南，在青州府只不过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赞成，他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因为我只是单身，而他带了夫人，却要出双份呢。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坐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遝。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头等车里果然都是外国人，可是二等车里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我们的车厢里，便来了一个德国兵，正坐安伯夫人的对面。这些德国小夥子。对于中国的妇女，不大有尊重的态度，目灼灼看着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样无礼。安伯却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惯，便操着一句英语说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国兵，也戏谑地操着英语，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这时安伯夫人已面涨通红，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说：不要理他，他们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果然后来那个德国兵，见我们不理，他也没有什么无礼态度，过一站，便下车去了。
不过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已是骄横成习了。数年以后，有一位黄中慧君，在胶济铁路头等车里，被德国人拖了出来，因为黄中慧是个名人，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不知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头等车吗？黄君愤恚，要与胶济路办交涉，小事一桩，有何交涉可办。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弱之余，被外国人欺负的，岂仅黄中慧一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