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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七十六、还乡一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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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从在上海定居以后,即思往苏州一行,游子不忘故乡,也是自然之理。况且现在苏沪铁路,早已通车,自沪到苏,不过两三小时,便利极了。这回到苏州去,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扫墓:在前年冬天,办理了祖母及双亲葬事以来,便接连两年,到了青州,错过了清明祭扫的时期,此次必须要去看看了。第二,苏州有许多亲戚故旧,几年来变迁得很多,也要去探望一下。第三,当时我携眷到青州府去的时候,我的老家仍在苏州。本来我姊和我同居的,我姊丈也有职业在苏,临走时,我就托他们照管,所有家具器用,箱笼衣物,也都留在那里,此刻也想去检点一番,能否运一些儿到上海应用呢?

  那一天,我们夫妇,带了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可芬一同去的。我们的老家,住在阊门内承天寺前地名西海岛一条巷里,不是前文曾说过,门前有一口古井,乃是郑所南藏在铁函里的“心史”,就在这井中发现的吗?现在我们回去,当然仍住在老家,也已经写信通知了我姊的了,在我们住居楼上打扫了一下,以便安居。

  这时候,正在春末夏初,天气又是佳晴,如果作春游,真是大好时光,不过我在上海也只告假几天,来去也殊匆匆呢。

  到了先去雇船,那是我家一向雇用的熟船,停泊在崇真宫桥堍陆状元住宅前(陆凤石故居)一条小快船,有六扇玻璃窗的。船上没有男人,母女两人,依此为家,也靠了这条船生活。那个船婆是个孀妇,女儿名叫阿龙,年约十八九,生得白白净净,很讨人欢喜。我们原是老主客,不必讲价钱,她们的船,明天有空,便定下来了。本来苏州城里人家上坟扫墓,妇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妇女缠脚,行山路不便,妇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现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轿的,于是当夜即烧好了祭菜,备好了祭品,明天一清早,便出发了。

  船出阊门,一路进发,过了铁岭关,全是郊区了。久不作郊游,天气又这样的好,桃花还未全谢,东一簇,西一簇,也没有人理它,随意开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黄得使人耀眼睛。船到环龙桥,已有许多抬山轿的男男女女挤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乡妇喊道:“那是包家里的少爷,我前抬过他的。”又有一个半老妇人道:“他旧年也不曾来上坟呀”。他们的记性都很好的,一与他们接触,总是牢牢的记着不忘的。

  闹闹嚷嚷中,我们上了岸,从这里到墓地,路不算近,总是要坐山轿的。那就是要两肩山轿,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们支配下来,奇妙极了,两个女人抬我,两个男人抬我妻和我女。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安排?他们说:“你一人身轻,(我当时身体甚瘦,体重百磅多)你少奶奶还有个小姐咧。”我想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问了我妻,她也不反对。此外还加了一个十五六岁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我们的坟客(苏人对于看坟者的称呼),早已得信,即来迎候,她是一个中年寡妇,我们叫她阿罩娘娘。便到墓地祭奠,见松楸无恙,扫除清洁,略可安慰。馂余向例即送给坟客们。又分派了“添土钱”(添土钱者,坟邻的儿童辈都来聚观,各给以数钱使之勿来坟地践踏)。于是坟客邀往其家小坐,烧了茶,请我们喝一杯,平时她家里不吃茶,只饮白开水而已。

  那时她家中正养着蚕,也有小小的一片桑田,我和震苏,都是见过养蚕的,我女阿芬,从不曾见过,看了那碧绿的桑叶上,卧着许多雪白的蚕,正想讨几条蚕,带到上海去,其母呵之乃止。

  在我们这墓地白马涧乡村一带,这些妇女,正是多材多艺。不但养蚕,而且还工于刺绣。苏州那时有一种工业,专做神袍戏衣,城内开设这种神袍戏衣店的,不下十余家。所谓神袍者,便是各种神像身上所穿的袍服,花团锦簇,必需是种种绣品。至于戏衣更不必说了,无论京戏昆剧,不拘生旦净丑,穿上身的都是绣花的衣服。所以这种神袍戏衣店,生涯却是不恶,各处都有到苏州来定制的。这种神袍戏衣上绣品,都是粗线条,不要太工细的,所以都放到乡间妇女去做。这里乡村一带的妇女,却正是做这种活的(乡妇们对于刺绣,称为“做生活”),所以她们放下细针密缕的刺绣工夫,又可以粗脚大手的去抬山轿了。不但是多材多艺,实可称能文能武。

  回到船上,时已近午后两点钟了,随即开船回去,我们也就吃饭。饭菜是船上母女两人烧的,什么红烧鲫鱼、荠菜炒肉丝、虾仁蛋花汤,这两菜一汤,不脱苏州风味,加着这时候,肚里也觉得饿了,愈加觉得适口有味。吃过了饭,看看沿河的一带农村风景,小桥流水,幽草闲花,这也正在农忙时期,农人却觉得自由自在。夕阳影里,已近市区,及至归家,便到黄昏时候,和姊丈及我姊淡谈家常,即行安眠。

  关于访问亲戚故旧的事,真是思之惘然。最可悲者,我的两位最爱好,最友善的异姓兄弟,一位表兄尤子青,一位盟弟戴梦鹤都逝世了。梦鹤逝世后,我从此便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他夫人甚贤慧,而青年守志,我一向未见过面,未便访问。子青哥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年均幼穉,我们的这位表嫂,我也未见过,这是旧礼教和大家族的封建制度所限制了。再回忆到子青和梦鹤弟,生前有多少著作,我后死者没给他们收拾整理一下,至今思之,实在很多愧憾呢。

  亲戚中,我的顾氏表姊也逝世了,她还死在我祖母之先,表姊丈朱静澜我师,续娶了一位夫人曾到我家拜我祖母,认为外孙女,以慰老怀。但她的年纪比我还轻,我叫她表姊好呢?还是叫她师母好呢?朱师那时也很憔悴,他既不能再做教书先生,也不能再做职业慈善家,那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也取消了,家计也日趋困窘。其时我家有个亲戚,是我一个远房表弟吴霞赤,得了一个什么厘卡差使,请他相助为理,大约在浙江省某一处地方,不想朱师就在那里得病,急即送归家中,不数日便即逝世,此时我尚在山东青州府,还不能向我师抚棺一恸呢。

  还有我师徐子丹先生,自从乡试中举以后,赴京会试时,我去送他,联捷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东。连任了山东三处地方的知县官(县名我已忘却)。有一时期,我还在山东,但不相闻问。但徐先生却殁于最后任所,自赴京会试送他后,从此便不曾见面。这一次回家,知道徐先生已由其公手扶柩回藉安葬,在家择日开吊。我知道了信息后,做了一副挽联,那天从上海回去,拜奠了一下,徐先生是我巽甫姑丈的好友,也是我的恩师呀。

  诸亲戚中,只有桃坞吴家,却还兴盛。我舅祖清卿公早已故世了,现在砚农表叔当家。他们家的产业,本来只限制于苏州本地,近来也渐有发展到上海之势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是苏沪铁路通后,交通便利,一天可以来回;二则是上海日趋繁盛,商业发达,获利容易。清卿公在日,他是一向持保守主义的,也曾有人劝他在上海有所营运,他总是摇头,他说:“上海是鬼子世界,我们也不想发什么洋财。”

  其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当时的大商业,如珠宝业、绸缎业、药材业、参茸业、典当业,以及钱庄、金铺,都是苏州人来创始。说句可耻的话,因为苏商的发展,妓馆也借说书为名,号称书寓,而成为苏帮了。上海在一年一年发展中,于是几个大商家,宁波人也来了,广东人也来了,各省的人都来了。但是像宁波帮、广东帮,都是从海道来的,不免带了一点洋气,而苏帮却是从内地来的,营业也就有国粹意味。

  不过近岁以来,苏人以近水楼台,也想分我一杯羹,因此在上海营地产事业,迁居上海的也就多起来了。

  此外,还有几位旧友,从前开东来书庄,出“励学译编”的同好,也都散处各方,媒求职业,只有我的谱弟李叔良还在故乡,在中小学校教书,约了他,在“吴苑深处”喝茶,以叙契阔。这个吴苑,是我在苏时常去的地万,现在许久不来,熟友甚少,觉得“旧雨不来今雨来”了。还有我的岳父母还住在苏州,一位姨妹已嫁,我妻带了女儿,亦必须去省视一下,以叙别情。这样也有四五天工夫,便须要回上海去了。

  至于家具器用,箱笼衣物,想运一些到上海的话,那只是空想罢了。以家具而言,我父亲从前置备甚多,从厅堂以至卧室,都是上好木材,比上海那些木器店里的要好得多。以前没有什么外国家货沙发椅之类,可是中国式的太师椅、杨妃榻等等,我们也是应有尽有。后来屋子住得越来越少了,家具便成了供过于求。因此有的寄给人家,有的借给人家,有的老老实实卖给人家了。但是还留下不少,即如我结婚时的一张新牀,虽不大考究,却是照苏州迷信的俗例,不能卖去的,可是这个庞然大物,如何搬运到上海去呢?还有箱笼等物,我母亲的嫁妆红漆箱四只,我妻的嫁妆红漆箱四只(还是簇新的),还有白皮箱,黑皮箱,单是这箱子就有十余只,不管里面都是些旧衣服、破衣服,但是如何把它安顿呢?

  还有我的书橱、书箱,开出来一看,蠹鱼先生已经据为己有了。无论新的、旧的,有用的、无用的,好像都不忍舍弃。我妻也是一样,对于衣服器物,甚至厨房用具,都有恋情。我说:“除去木器以外,对于细软,我们现在只好拣最切要需用的带一点去,以后不是常常要到苏州来吗?来一次带点回去就行了。”有了这缓冲之法,便把此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