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前章，曾分时报为两时期（黄伯惠接办后，乃另一组织，不算在内），辛亥以前为前期，辛亥以后为后期，确有此种境界。
原来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聘请陈景韩，事前把狄楚青瞒住，他一点也没有知道，并且连我也一点没有知道。因为倘被楚青知道，他决不肯放景韩走的。及至他知道时，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愤恨可以想见。因为景韩是楚青言听计从的人，凡事都与他商量。以前如雷继兴走了，林康侯走了，他并不十分置念，况且他们也并非跳槽，现在景韩走了，似挖去他心头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拼命了。可是上有江苏元老派（如张謇、赵凤昌等）的压力，下有息楼里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黄任之等）的帮腔，玉成其事，而且他们是有政治力、经济力，楚青却是孤掌，难与为敌。
还有，狄楚青虽是江苏人（他是溧阳县人，属于镇江府），却与上海的一班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楼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松江府属人为多，都不是他原来的朋友。他的一班旧友、老友，从来不到息楼中来，息楼虽是附属于时报馆的，他却也难得来。这是一弱点。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时报虽已脱离了康粱的关系，这个保皇党的余臭仍在，不能在这个时候吃香，这又是一个大弱点。而申报以旧日威权，新兴势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闻界颓风，重整旗鼓，气象万千，那得不大都来倾向呢？
于是黄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来劝慰，说这是元老们所主张，要办好申报，非请冷血出为总主笔不为功。但申报的编辑事，仍由张蕴和总其成。景韩可以算不曾脱离时报，仍旧时常到时报看看，你有什么事，可仍与他商量。你还有天笑咧，景韩所担任的一切，如专电，要闻各栏，可由天笑任之。楚青还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就顶了景韩这个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后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后，月薪三百元，董事会议定，五年为期）。不过我的八十元，在初进时报时，约定要写论说、小说，后来论说不写，小说另计，学编外埠新闻，写一短评，实在轻松。而我又东搭西搭，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于时报薪水。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
这一回儿，楚青很不高兴，那也无怪其然，好似战争方酣，遽失一员大将。向来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定到报馆，第一件事是看信。报馆里茶房守候他来了，一大叠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别是编辑部的，是发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编辑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标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它拆开看过，分送各部，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这一回儿常常不来，打一个电话，嘱我代为着信，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便是说有正书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场中的“代拆代行”了。
谈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它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傍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傍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到了后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于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
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后，觉得他的编辑要闻，发发专电，事甚轻松，以他的果断明决，大有举重若轻之概。及至接手以后，方觉得未可轻量。我们苏州人有两句俗语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头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筒单”了。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时报，他的北京通信稿，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读了一遍，看它没有什么笔误，便即发下排字房了，就是这个专电，那真有点麻烦呢。
那时北京政府算是优待新闻界，所谓新闻电者，特别便宜，每字只收三分，可以记账（其它普通电，每字一角，三等电倍之，至于一二等电，便是官电，只许官家打了）。因此电报局便把新闻电尽量压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二三点钟，方始发出。报馆里呢？为了省电费，字数又尽量减少简约。譬如关于一个人的姓名，单写一个姓容易缠误，于是就分出什么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等等。
但是那些新闻电，还常有错误，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却错误得看不出，而且还是紧要的字，这却很费脑筋了。这个叫做“洋电报”，似详梦一般去详，有时闹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电报，越是来得迟，午夜两三点钟还没有电报来，真是急死了人。那时各报都有了专电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这重要的专电，而我们报上没有，岂不是相形见绌。最可笑的是“造专电”，怎样是“造专电”呢？报纸全版排好了，空着一个地位，只等专电，真似三国演义上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专电老是不来。于是有几位编辑先生，便造出专电来。我们同业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为他们的民国日报最穷，专电常常脱稿，他造出来的假专电，和人家的真专电竟无甚参差，可称绝技。
其次便是看大样。所谓看大样者，就是报纸全部排好，最后覆看一次之谓。当我在编辑外埠新闻时，真是省力极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到报馆，编那些外埠新闻，修正一下，连写一则短评，不过一小时；此外我再编一个副刊“余兴”，总共也不过两小时，便可以没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为这时侯，正是报馆里大家上班，而息楼又是宾客云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饭，方才回去。现在为了要看大样，一直要等到专电来后，全部一齐排好，机器开印（排字工友的术语，叫做“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词，如空了一个方块叫“开天窗”，对于那些花边新闻，叫“坐花楼”，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时天已作鱼肚白色，赶菜市场的卖菜佣，推着碧绿菜蔬的小车，已出来了。不过景韩当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比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时我还兼了编辑外埠新闻，我请楚青添人，也请了几位。记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却），来了数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国的杨心一，本来请他是翻译西文的，也帮忙了一阵，后来被中华书局请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闻记者的材料（楚青请他编佛学时报的），这都是玩票性质。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五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于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那时“妇女时报”上妇女著作，非出于闺阁之手甚多，一律为之登载，不然，这个“妇女时报”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雅。又因为谈到他随我师陈少甫先生到新加坡当领事，他充随员的事，更觉有些融洽。他那时正从中国公学法政班毕业出来，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时已住在爱而近路了），时相过从。这时时报正要添人，我就介绍于楚青，楚青也就答应了。倚虹进馆后，就由他编外埠新闻，后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
当倚虹未来时，我在报馆里，每晚八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最为无聊。因为所有新闻稿以及论文等都已发齐了，专电却还没有来。从前息楼那班朋友，时常来此聚首，有时出去吃个小馆子，有时在息楼里打起小麻雀，现在好似人去楼空，我一人觉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访问友朋，否则是对着电灯枯坐而已。自倚虹来后，两人便不觉得寂寞，讲故事，说笑话，那时他家眷不在上海，他们那个大家庭，却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饭，也每至深夜，然后回去。
望平街那一带，周围都是饮食店。京馆有悦宾楼，我们吃得最多，因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夥计们似乎更客气，唤他毕大爷。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番菜馆那边更多了，有一家春、岭南春等等，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有一道荣，名曰：红酒青果煨水鸭，我们常吃，说是大有诗意。上海的番菜馆有两派，一派是广东派，一派是宁波派，我们所吃的都是广东派，所以猪脚必称“猪手”，牛舌必名“牛（月利）”，我们讨论过，这（月利）字不见经传也。广东菜则杏花楼近在咫尺，但我们不去请教它，专趋广东小馆子，什么洋葱炒牛肉、虾仁炒蛋、腊肠蒸一蒸，开价也还不到两元，真是便宜。
我们有时也到饭店弄堂（这弄堂一带尽是饭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挤了，常没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只有两个字，什么汤卷、秃肺（都是鱼杂）、圈子（猪肠）、白切（猪肉）、煎糟（鱼类）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来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们谈到福州路一带的番菜馆，不是广东式的，便是宁波式的。但他们的招牌上，都是写着“英法大菜”。真正外国大菜，究竟好到怎么样，我们要去尝试一回。我说：“外国人吃饭，有许多臭规矩，不像中国人的随便。”倚虹说：“不去管他，闹笑话就闹笑话。”于是我们闯进去了，在近黄浦滩一家西餐馆，是有一个外国名字的，不记得了。这个大菜馆，十块钱一客，在当时上海要算最贵的了。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有时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国人，至于餐昧，我们莫名其抄。有一碟是两小块红烧肉，配以两个很小巧的马铃薯，这在我们家庭中，不值五分钱耳。
又有一次，四马路胡家宅方面，开了一家日本西菜馆，每客大菜只需要五角钱，什么咖啡、水果，应有尽有，我们也要去试试。的确是日本人开的，是大概夫妇两人吧。男的还穿了西装，女的却是和服。房子是借着人家楼下一间，这个大菜，实在难于下咽。咖啡、水果，的确应有尽有，咖啡在一个大壶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几粒樱桃，一只香蕉。毕倚虹大发时兴道：“烂了香蕉，黄了楼桃。”（乃仿前词人“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句也）。
关于毕倚虹的事，我将随时想到、写到，我再谈谈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别号枝巢）介绍给狄楚青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后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但人缘极不好。本来我们校对有三人，不须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面情，加添了一人。其时我有位亲戚王君，也在校对部，他告诉我：“戈公振到了校对部，神气活现，也像他是个主人，指挥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说：“少年气盛，也没有做过报馆的事，将来自会改变气质的。”可是他后来不但对于校对方面，对于报馆营业方面，也去侦察他们，掇拾细故，便去告诉楚青。
从来做老板的人，都喜欢听听夥计们的闲言闲语，以显示他的察察为明。好比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皇帝也罢，总统也罢，总喜欢听听左右的论调。楚青是老板阶级的人，有时对于公振的话，也颇听得进，有些也是事实。于是管业部中人便恨极了，题他一个绰号叫做“小耳朵”，这是上海俗语，说他就是老板一个耳报神。楚青呢？对于公振说他很细心，很勤恳，表示颇赏识他。
那时本埠新闻正空了个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县，遇缺即补了。调他编本埠新闻，的确是很细心，很勤恳，每天写一则关于本埠新闻的时评（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题，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也还不差。不过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夫免隔膜一些。只是他下笔甚迟，雷继兴那个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完事了，他却四五点钟来，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这许多时候呢。
当时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乡（他是江苏东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报馆里来的。那时上海的那些报馆，不仅没有女记者，女人也从没到报馆里来的。但时报馆初无禁忌，我与倚虹，也都有女友来访过。公振这位翟小姐，后来每夜必来。我到了每夜九、十点钟，无事可为，往往出去游玩，到十二点钟，回来发专电，看大样，而这位翟小姐，却常见她坐在案头，陪伴公振，毕倚虹说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过了两年多吧，那时他已离开了时报，推荐了一位同乡夏奇峯到时报来代他的职了。据夏奇峯告诉我：那位翟小姐，已与公振解约了（没有结婚，故不能称为离婚）。我当时还不相信，以为他们两相爱好，何遽判袂。夏奇峯说：“在公振还恋恋不舍，翟小姐却毅然决然，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签好字出来，翟小姐向公振说了一声『再会』，便似惊鸿一瞥的高飞远去了。”我那时正在某杂志写短篇小说，苦无题材，便影射此事，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即为“再会”。公振见之，当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后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回国以后，时报已易主，其时我亦不在上海，故未与谋面。他的志愿，颇思进入申报馆，尔时申报馆正人材济济也。但史量才对之淡然，又有人谓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缘不佳。不得已请其编“图画周刊”，因他在欧洲时，常以外国报上的图画，剪寄申报也。但这个职位，不是他的志愿，郁郁寡欢，遂以病卒（据说是盲肠炎和腹膜炎），始终未获一爱人，友朋为理其丧，葬于静安寺路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于外，有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运命如何安排，正是鲁迅诗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