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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八十六、参观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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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参观日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是我们的许多友朋,曾在这个大学里毕业。但是没有这个机缘,我们的旅游程序单上,也没有这项节目。不过到神田区那里去逛了一逛,看看那里的书店。那里的书店分两种,一是新书店,一是旧书店。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正是他们文化发达时期,新书固然风起云涌,每天必有若干种发行,而旧书店里,也颇为拥挤,尤其是那些学生哥为多。我是喜欢逛旧书店的,走进去看看,却见许多号称旧书的实在和那些新出版的相差无几。原来日本的读书人,见新出版了一部要读的书,立即去买,买了来就读,读完了便售给旧书店,再购买新出版的。不像我国人,见出了新书,也必须去买,买了来不看,或看了一半,便堆在书架里,古人所谓“束诸高阁”,甚而至于供蠹鱼的享受,给蟑螂做食粮,不说别人,我就有这个坏脾气。

  他们这种旧书店,有一定的价值,譬如收进打几折,卖出打几折,各家旧书店一例。那些新书店里,出版的倘然是一位名人著作,几万册在一星期内,可以一扫而光,你要是迟一步,只好仰望于旧书店了。当然,也有好多学者,即使读完了,用备研究参考,不肯即付诸旧书店的,但旧书店总陆续有些收进。故一部名贵的书,在新书店已经绝版,而旧书店反可以获得,大概一部新书,不到三个月,便可以降级到旧书店去,此是书的可悲处;但虽到了旧书店,仍有人赏识它、渴求它,捧之而归,视同良友,则又是书之可喜处了。不过我以为这样吐故纳新之法,颇足以促进日本的文化进展呢。

  我虽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学校,我却曾参观过日本当时的新闻事业,只可惜事隔数十年,大半都已忘却了。而况日本近来的新闻社,随时代而进步,也已大异于昔日的新闻社了。我只能就现在所尚能记忆者,一鳞半爪,略述数端。我所参观的新闻社,就是“大阪朝日新闻”。日本的新闻界,当时最发达的便是大阪,而东京次之;这好比我们中国的新闻界,当时亦是最发达的是上海,而北京次之。

  最先自然是参观他们的编辑部,编辑部本来不大让人家看的,除非是预先约定,我们上海的报馆,也是如此。但我们也是记者,以记者的身份,而先有波多博的介绍,乃得参观。可是约定的时候,乃在上午,谁都知道上午新闻社编辑部,乃是空旷时期,编辑先生一夜辛勤,这时家中作元龙的高卧(那时“朝日新闻”无夕刊)。不遏我们去看看他们编辑部的规范陈设,亦无不可。不出大家所料,上午此间也是空荡荡的,那里有一大间,排列着无数的桌子,有的一人一桌子,有的数人合一大桌子,编辑长(中国称总主笔,后改称总编辑。有一家报馆,又有总主笔,又有总编辑,询之,则曰:“总主笔管言论,总编辑管新闻也”)独居一室,这与我们上海大报馆无大差异,也收拾得清清楚楚。但回顾我们时报,便逊色得多,写字台上故纸成堆,灰尘厚积,那有如此齐整。若“民国日报”,更是拆滥污,叶楚伧的桌子上,绍兴酒、花生米,一塌糊涂,因为他不喝酒,不能写出文章来呀!

  我本想详细观察一下,譬如附属于编辑部的图书室之类,但此次我们是集体参观,大家也不甚注意于此,我随众鱼贯而入,匆匆忙忙一览而已。不过我看到,他们每一记者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具电话,这就我们上海报馆所不及了。像我们时报而言,总共只有两只电话,一在主笔房,一在营业部,都是装在墙壁上的。申、新两报多一些,但编辑室里,也没有桌上电话呢。上海最初的有电话,不是自动电话,要报了对方的电话号码,由电话局接线生给你接通了,方可谈话。接线生倘迟迟不接,或故弄狡狯,真是要命。有的人急得在电话里恳求:“谢谢你!爷叔!我在这里向你下跪了。”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今见日本的记者桌上,都有电话,可见日本的电路,四通八达,大有益于新闻的报道。西方人说:“新闻是从屋外飞来的,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是这个缘故吧。

  我们参观了他们印报的机器房,那就觉得伟大了,他们总共有轮转机近二十部,导观的日本先生说:“有十余部是自己制造的,有四五部是舶来品,自己制造的还不及舶来品,现在正加研究精进,可以不需舶来品。”想想正要脸红,申报馆自史量才接手,在外国特买了一部新的轮转机,装在楼下沿马路,从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得到,赢得许多路人围而观之,以炫示申报力求革新,标明一小时可印若干报纸。若我们时报馆则更是丢人,还是老爷式的两部平扳机,这老爷机又时时喘息走不动,常常挤不上火车报(最先出版,送火车站早班车)这真是小巫之见大巫了呢。

  这个机器房,地下全是小铁道,纵横贯穿,有如蛛网。你道是为什么?原来那些印报的机器,每天张大口,要吃进多少吨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必需要一个大仓库可以堆积的。像朝日新闻这样一个新闻社,他们的纸库,至少也储藏几百吨卷筒纸的。从纸库到机器房,也有一段路,谁去扛抬这些笨重的纸料,这就只有把卷筒纸装上小铁车,推上小铁道,送进机器房,装入印报机了。报纸印好吐出,连摺叠,包扎也是用机器的,便也由小铁道间运出,送上运送报纸的大汽车,应送火车站的到火车站,应送轮船码头到轮船码头(那时还没有飞机),自有人管理,很快的运送出去了。

  说到报纸,我又想起我们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了。中国自从创兴了新闻事业以来,一直是用外国纸张。最初申报、新闻报,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他们用外国纸,不必去说它了。以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也是靠那些舶来品。

  起初外国纸输入中国来的,也是平板纸,我记得那时多数是瑞典、挪威出品,随后也就有加拿大的出品。这些平板白报纸,以五百大张,称之为一令(就各报纸的篇幅大小,一开为二),自从申、新两报有了转轮机后,方始外国有卷筒纸输入(还有西文报纸,也用卷筒纸,但销数极少),但平板纸仍有进口,因别家报馆还是平扳机,不能不用平板纸呢。不过申、新两报是向外国直接定购的,其他报馆,就在上海的纸商购买的,因为那些穷报馆,资力不充,只有零零碎碎去购取的了。

  于是上海的有些纸商,想出新花样来,开了一种切纸公司。怎叫做切纸公司呢?据说是把卷筒纸切成平板纸,仍是以五百大张称为一令,你可以临时要买多少令,就买多少令,他们只是做生意,却加惠于那些穷报馆。而且都开在望平街附近,而且还做夜市,可以做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过要现钱交易,不赊不欠。那时民国日报,是上海著名的穷报馆,赖邵力子,蔡楚伧两君,苦力支持,常常报已编好,无力买纸,于是楚伧飞一笺,向我告贷,其词曰:“今夜又断炊矣,恳借我十元,以疗我饥”云云,我即解囊予之。其时的纸价,有十元可买四令纸,不出三日即偿还,其实他们馆中经济,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觉得不好意思,而楚伧与我同乡,又以我编杂志,请他写稿,有文字缘,较不客气耳。

  这个时候,日本已是纸业发达,纸厂林立,并不要仰仗于外力了。颇闻有新闻社自办纸厂的,也有与纸业公司合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所用的纸,别创一格,乃是淡红色的,这必是定货的了。日本以文化发展,印刷事业随之扩大,各种纸品费用日繁,即对于印行书刊图画等物,用纸亦已不少咧。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到现在更不知进展如何了。

  在我中国,记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纸最多的如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合议在浙江某一地方创办一制纸公司,结果,意见不协,未能成功,这事我当时略有所闻,此刻却已想不起了,许多老朋友,当还记得。后来上海有一家较大的造纸公司,居然也能试造卷筒纸,曾经请过申报馆作试用。史量才告诉我,那天夜半开印时,不旋踵而机器就停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回说这种纸经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须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量才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运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钟吗?”不得已只好仍用舶来纸。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后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箩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我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参观一下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的,无奈这是个团体旅行,不能自由,而且这一个集团中,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同业中人,说是走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窥见呀。

  当时我所参观的“大阪朝日新闻”,觉得最特异的便是他们的改版室(按,“改版室”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何谓改版室呢?原来他们的报,一清早已印好发行出去了,但在印刷发行的时候,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他们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见报(那时还没有夕刊),于是就在第一次原报上,挖去一些旧新闻,补入了新新闻,打好纸板,重新开印,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当第二版开印时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仍要挖旧补新,开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闻的来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点钟出第一版,七八点钟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干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说:这样的改版,不是使读报者迷乱吗?究竟是读了那一版才对呢?不!他们是有规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条不紊的。

  尤其是运输到外埠,外国的报纸,何处是第一版,何处是第二版,不教人看重覆新闻,也不使人有漏网新闻之虞,那是联系了国内外的交通邮便寄送出去的。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刻,是在上午约十点多钟,而他们的报纸、还正在机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几版。却见有两位校对先生与排字工友,围聚在机器旁边,就地在那里工作,满头大汗的形势紧张得很,而频频听得有铃声,似乎是催促他们,时限已到,我们也不敢打扰他们,只得望望然去之了。总之我觉得日本那时,对于无论何种事业,都是一本正经,不像我们那时的喜欢轻松,懒散、写意、省力,甚至不负责任、乱搭架子。我不是扬人之长,揭己之短,当日的感想,实在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正年代,而我国亦在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时代呀!

  回国以后,不多几天,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凤谦)。那时我已住在爱而近路的庆祥里,在这个里口却开了一家小小的闽菜馆,店名唤作“又有天”,那个名字,当然由一时著名的闽菜馆“小有天”化出来的。而这家“又有天”的老板,从前原来是高先生家的厨子,所以梦旦先生常常约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刚走出庆祥里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饭,在座好像还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从日本回来,问我有何记述。我告诉他集体旅行,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归。既而谈到了新闻界,我们当记者的,就如俗语所说的“三句不离本行”,讲到在“大阪朝日新闻”看了一看,也只看到一点外表,未审其内容。高先生说:“您何妨写点出来呢!我们出版界,也与新闻界息息相通,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中,也没有一种对于新闻事业的著述,近来到欧美各国去留学的,也有几位研究新闻学的,我们不管它,先把日本新闻事业,写出来给人看看也好。”

  我经他一说,心中不免也有所动,回国以后,关于日本社会上、风俗上,琐屑的事,在时报上(尤其在小时报上),也零零碎碎的记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杂乱无章。如果此行是写了日记的,那就好了一点,但也没有,我便是上文所说的轻松懒散的一流人吧。

  我使和梦丹先生说:“让我考虑一下,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对于日本新闻事业,虽然略看一点儿,实在资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统一贯穿的叙述,我当整理作为笔记体裁,或可以编一小册子。”

  我那时便穷了一个月之力,约摸写了有二万宇,因为资料不多,实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时代,新闻事业正在日趋进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国,可以做中国一个榜样,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访,深自抱愧。不得已将日本新闻的普通状况(与大阪朝日新闻齐名的,有大阪每日新闻,而且东京也有朝日新闻)叙述一番,杂凑成文,怕还不到三万字。题其名曰“考察日本新闻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满意,但高先生说可以印行,而且还取了我一张照片去,登在扉页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从未有印出照片,仅此书有之)。可是出版以后,销数寥寥,远不及我译写的小说,这是冷门货,谁也不高兴去看它。不用说不是报业中人了,即使是我们同业,也懒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吾行吾素。至于物质上的发达,问之报馆老板好了。但是仔细想来,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趋进步,而我瞠乎其后,不能不有些愧作,有所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