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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回忆录》三、二次革命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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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明:“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1〕,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2〕,奉天都督赵尔巽〔3〕。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示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1〕胡景伊(1877—?):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云南从事军事教育。1911年5月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兼第一标统。1913年任四川都督。1915起,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旋改任毅威将军。

〔2〕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1890年赴京入国子监肄业。后长期在黑龙江任幕僚。1901年升直隶州知州。1910年任江苏巡抚。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都督。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曾与章太炎组建统一党。1926年入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

〔3〕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奉天(今辽宁)铁岭人。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起,先后任山西、湖南总督,户部尚书,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任奉天保安会会长,奉天都督。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持编撰《清史稿》。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及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4〕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5〕,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经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6〕、陕西都督张风翙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4〕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04年辰科进士,曾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学。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法律。1909年被推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次年被推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省政府民政总长。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处长,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段祺瑞政府内阁总长。1918年出国游历,9月在加拿大被刺而死。

〔5〕柏文蔚(19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青年时期曾与赵声等人组织强国会,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谋反清抗外侮。1907年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后,走赴东北,在吴禄贞军中任职。武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都督、北伐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6〕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后在上海入南洋公学,次年赴日本留学。之后即投入反清运动,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处任军队教官。武昌起义后,任昆明革命党起义总指挥。二次革命时,策划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凯独裁。1915年12月,与唐继尧等在昆明宣告云南独立,通电讨袁,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巡按使、四川都督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7〕驰兵扼驻九江〔8〕,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9〕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10〕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11〕,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12〕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南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13〕盘据东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予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14〕(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5〕。”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7〕李纯(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1889年入北洋武备学堂,1911年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民国建立后,改任第六师师长。1913年7月任九江镇守使。9月署理江西都督。1915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20年曾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同年自杀(或云被他人刺杀)。

〔8〕九江:地名,属江西省,在鄱阳湖与长江相交处。

〔9〕库伦:地名,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10〕驯至:渐进到……时候。出自《易·坤》:“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11〕兵家所谓“全国为上”:出自《孙子兵法谋攻》。

〔12〕巴拿马运河开通: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美国与巴拿马于1903年签订《美巴条约》,美国一次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并每年支付25万美元租金,取得开凿运河并永久使用的权利。

〔13〕宗社党:清末民初政派。由满洲贵族良弼、铁良等组建,旨在维护清廷统治。1912年,革命党人炸死良弼,清帝又被迫退位,其党逐渐解散,残馀势力仍在东北活动。

〔14〕允升: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清代举人。曾任陕西督粮道,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西江西巡抚。闽浙、陕西总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重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负责陕西军事。之后,数次策动复辟活动,均告失败。

〔15〕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易·否》。以桑树丛生比喻根深蒂固。在此比喻人民团结,国家稳固。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16〕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17〕、福建许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16〕陈其美(1878—1916):字士英,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青年时在上海商行任会计。1906年赴日本留学,入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京、津、沪等地从事反满活动。1909年加入上海青帮。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回国参加讨袁,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17〕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广东多次发动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1月,任广州副都督。1913年任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宣布广东独立,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广东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在广东叛乱,企图谋害孙中山。其军队旋被黄埔军校学生军消灭。后退居香港,并于1931年创立致公党,曾任该党总理。

〔18〕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福建新军内任职,官至第二十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举兵响应,被举为闽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加入中华国民党。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长。1925年率军击败陈炯明叛乱。后在国民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监督委员等要职。晚年寓居香港。

〔19〕尹昌衡(1886—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人。早年在四川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升至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同年10月,在成都独立,任督军府军政部部长、督军。1914年后退出军政界,在成都筑上园,从事著述。有《上园丛书》。

〔20〕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盐人。1903年入南洋陆军学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任浙江第八十一标统带。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众光复杭州,并与江苏义军会攻南京。1912年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后归附袁世凯。袁谋称帝,封其为一等侯。1916年,浙江讨袁军围攻浙江军署,退居上海。同年病逝于天津。

在这段期间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风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风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21〕,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赵渊〔23〕,繁峙之陈钰〔24〕,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21〕周渤:生卒年不详,辛亥太原起义前,任太原知府。起义后,阎锡山率军北上包头一带,张锡銮任巡抚,周渤又任巡警道。

〔22〕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县人。1890年庚寅科进士,曾任清政府户部主事。山西大学堂总理、库伦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9月任山西民政长,次年6月署广东省海关监督。

〔23〕赵渊(1857—1913):字醴泉,山西河曲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四川安岳、德阳、威远、富顺知县,崇庆、泸州知府。后随铁良调充黑龙江省民政使。1913年1月23日至6月4日,任山西省军政府民政长。

〔24〕陈钰(1860—1919):字震之,山西繁峙人。曾任直隶万全县知县,沧州知州。1913年2月15日至5月13日,任山西军政府财政司长。1913年6月4日~1914年5月26日,任山西军政府民政长。1914年5月23日,由民政长改任巡按使,三天后即免职。

省行政各司厅应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25〕,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季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贵州贵阳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职。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国税金厅筹备处处长,印花税会办。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1940年,代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统税局”局长。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26〕金永:字坚道,浙江杭县(今馀杭)人。曾任吉林省双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1916年7月被阎锡山驱走。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经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27〕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28〕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29〕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27〕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历任荷兰、俄国公使。1912年2月,改任俄国临时外交代表。旋改任外交总长、国委院总理。1913年4月,与俄使议定关于大蒙古问题的协定,因被参院否决,退出内阁,改任袁世凯顾问。之后仍任外长,和次长曹汝霖与日使谈叛签订“二十一条约”。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为首席代表。1927年后,淡出外交领域。

〔28〕熊希龄(1867—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壬辰科进士。1898年8月赴京参加变法活动,奏请在湖南办学会,创《湘报》。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11年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印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并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国务总理。1917年后,主要从事水利、赈灾等事业。

〔2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今属馀杭)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为聂士成邀,办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随光绪帝至西安避难,内值军机处。旋出使法国、德国。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再任内阁总理。

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条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30〕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31〕(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5年请愿实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祸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8再被国民政府通缉,旋往香港。

〔31〕唐质夫(1880—1964):字在礼,上海人。一作字“执”夫,名在礼。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库伦兵库筹备处总办。1912年后任总理机要处长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