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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提纲》(二十六)朱子之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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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略述朱子论读书。其论为学,论读书,上两章之所言,皆在一般方法上,此下当略述朱子个人在学术上之实际成就,及其具体表现。但亦仅能略述其分治某一项学问之议论为主。至于对朱子每一项学问之内容落实处,则非此所欲详。经学为儒学之主干,自汉迄于北宋无变。理学创兴,二程自谓得孟子以来不传之秘,虽曰反求之六经,其实二程于汉儒以下之经学,殆亦不复重视。此风直至南宋,不革益烈。朱子说之曰:

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

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到那大而化之极处。中间许多,都把做渣滓,不要理会。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是大病。

其实理学兴起,岂不即是要把秦汉以下中间一段全切断了都不用。但在朱子自己,亦认为伊洛说理远胜过了汉儒之说经。故曰: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于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如此则岂不亦将中间一段截断都不用。但朱子又曰:

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著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然只在大路上。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

今之学者,即指一辈承接二程之理学言,亦即是指程门流弊言。求捷径,便大害事。求钻山入水,更会大害事。故朱子又曰: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谈经之大患。

求高,求深,求远而至于晦,此为当时理学家谈经四大病。其病来自不治经而谈经:

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是好,被这人一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

朱子明谓:今日理学家说经,其害已过于汉儒。又谓他禅家尽见得,而今学者不知。朱子对当时理家说经流弊之尽力剖击,实已远超于后人之攻击理学者之上。后人攻击理学,亦岂能如朱子之笃切而深至。朱子治经,一面遵依汉唐儒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理会,力戒自立说笼罩。一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就今《语类》所集,朱子告其门弟子,于二程遗说违失经旨而加以诤议与驳正者,约略计之,当可得二百条以上之多。其间有对某一条反复辨析达至三四次七八次者。连合计之,则总数当在三四百条以上。至于程门后学,乃及同时其他诸儒说经违失,朱子一一纠摘,语类中所见条数,不胜统计。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给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

但就朱子研穷经学之所得,不仅在当时理学中杜塞歧途,而对汉以下诸儒说经,却多开辟新趋。循此以下,将使儒家经学,再不复是汉唐儒之经学,而确然会走上一条新道路。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亦可于此窥见其一面。以下当就朱子经学,分经叙述,首先略述朱子之易学。

《易经》一书,北宋诸儒,自胡安定范高平以来,皆所重视。濂溪横渠康节,皆于《易》有深得。伊川毕生,亦仅成《易传》一书。但朱子于伊川《易传》颇不赞同。谓:

易传推说得无穷,然非易之本义。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

因此朱子乃作《易本义》一书。《本义》中所阐发,则认《易》本为一卜筮书。谓:

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

若把作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若似而今说时,便只是秀才用得。

古时社会与后世不同,那时哪里有这许多秀才。故:

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怎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此只是说著龟。

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嫌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臆度。

后人硬要自把一番道理来说圣人经书。朱子则就经书本文来求圣人意思。故又说:

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易》中之卦辞爻辞,包括着许多事,随人问而指点其吉凶。朱子主张就事明理,伊川《易传》则只悬空说得一理,要人把此理来应事,此是朱子说《易》与伊川《易传》意见相歧处。换言之,伊川《易传》,乃是以理学来说《易》,朱子则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把《易》说通了,则自得为理学又平添出许多道理来。朱子又说:

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

朱子意伊川《易传》,非不是一部好书,识得义理者读之,可资磨砻入细。但不能由此启发人明《易》书本义,又不能启发人从《易》书来明得伊川此番义理。朱子又说:

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

把己意说经,易使人汩没在此等经说上,而于义理无个入路。伊川《易传》说得尽好,尚如此,则不论程门以下了。

朱子又说:

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

此条尤具深旨。不仅伊川《易传》不合使未当看者看,即《易》之本经亦不合使未当看者看。要之《易》经不当使未接世变未穷事理者来作入门书。朱子又曰:

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

朱子意,读《易》者,不可有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尽在灯窗下读,则将于《易》终无所得。若谓朱子教人只主博学,主多读书,读书又只主逐字逐句详读细读,而忽略了朱子此等意见,则终是失了朱子论学宗旨。

朱子又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此处朱子为人开示为学门径,及其次序,而谓《易》非教人之书,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此真是大儒卓见,从来学者未曾说及。

朱子又说: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

此处根据古《易》版本,分别次第,其果为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与否,且不详论。要之《易》之本书,有此三阶序。朱子意,孔子已是根据了《易》之卜筮来说道理,伊川又别自说出一套道理,此当就其各自说的道理处来看,不必牵合《易》之本书来说。朱子《易本义》,则求摆脱了孔子说《易》乃至伊川说《易》,而只本《易》书来求《易》义。

然则伊川《易传》所说道理,既不从《易》之本书来,又从何处来?朱子说:

他说反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

后人见二程自言,反求之六经而得,又伊川毕生只成了一部《易传》,遂认为其学从六经来,从《易》来,朱子则说只是先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此等处,实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前人学术真血脉处。在理学界中真是道人之所不能道。

伊川言《易》,伊川前濂溪康节横渠亦皆言《易》。或谓濂溪康节言《易》,皆从陈抟来。但陈抟前又有魏伯阳等言《易》。此等也如孔子言《易》,各发义,既皆非《易》之本义,则只有就各人所言来分别衡论各人之是非。如此等处,朱子意见,可谓极宏通,又极细密。后人纷纷疑难辨诘,皆失朱子之渊旨。

朱子既主《易》为卜筮书,因而注重到《易》中之象数,反似更重过于《易》中之义理。朱子说:

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工夫。

言象数,乃是从卜筮,即文王《易》,更向上推,而到伏羲画卦,即伏羲《易》上去。因此朱子言《易》,有许多处却接近汉儒。朱子于作为《易本义》之后,又作《易启蒙》,竭力主张康节之先天图,此层更启后人纷争。

抑且朱子论《易》,除《易》之本义外,大而至于无极太极,先天后天,又下而至于如世俗所流行之火珠林灵棋课之类。盖亦是分着三阶序来治《易》。一是从象数方面,直从伏羲画卦到康节先天图为一路。一是从卜筮方面,直从文王周公爻辞到后世火珠林灵棋课之类为第二路。一是从孔子十翼到濂溪横渠康节论阴阳为第三路。其他如《参同契》言养生之类又在外,朱子皆各别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人乃鲜有知之者。故其与人书有曰: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

其门人有云: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若伊川《易传》,则为以道理来说《易》之第三阶序,而说得太多之尤者。观此两条,可以想像朱子论《易》之大概。

以上略述朱子论《易》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诗》学。

朱子治经,成书两种,曰《易》与《诗》。朱子谓: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学者尽宗毛氏。推衍说者,独郑氏之笺。唐初诸儒疏义,百千万言,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本朝刘欧阳王苏程张,始用己意有所发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

此论汉儒治《诗》,本不专于毛郑。宋儒亦能于毛郑外用己意有所发明。

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

宋儒能自出己意,有所发明,是其长。争立门户,使学者无所适从,是其短。不仅《诗》学如此,其他经学亦然。不仅治经学者如此,即理学亦复然。朱子之所以教人,则必:

兼综众说,融会通彻。一字之训,一事之义,必谨其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出于前人,而必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

此乃朱子称其老友东莱所为《家塾读诗记》之语。而朱子之衡评汉宋,指导当前,其意灼然可见。又谓东莱书中所引朱氏,实熹少时浅陋之说,其后自知其说未安,有所更定,而东莱反不能不置疑。盖朱子治《诗》,先亦多宗毛郑,后乃翻然易辙者。

朱子又自道其解《诗》工夫,谓: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此项工夫,可分三层。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涵泳读取百来遍,那好处方出,方得见精怪。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朱子教人读论孟,读他书,亦时时如此说。已详前论读书篇。又曰: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是非,然也未敢便判断。又看久之,方审得。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会今只是见前人解诗,也要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著,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

读了一诗,急要读第二诗,此心常在走作中,此是心不敬之一。读了他人说,便急要自己说,此是心不敬之二。他人说未熟看,便敢判其是非,便是心不敬之三。所谓不敬,只是不把来当作一事,不认真,不仔细,如此何能真看到诗中道理来?此处当细看前面朱子论格物穷理处。

朱子精擅文学,其治《诗》,亦主从文学参入。故曰: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

《诗》有《诗》中之理,《易》有《易》中之理,诸书中之理,当各别去寻求。若只凭自己心中一理来读《诗》读《易》,便不是格物穷理。朱子又说:

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

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

诗便有感发人的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

理学家最不重文学。不知文学中亦自有文学之理。文学最大功用在能感发兴起人。先把义理来解杀了诗,便失去诗之功用。朱子又曰:

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

某解诗,都不依他序。总解得不好,也不过是得罪于作序之人。

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册,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工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尝曰:

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

其于己所创见,其自信有如此。而于《诗传》,尤以为无复遗恨。然又曰:

某生平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此乃朱子本其理学立场,谓于《诗》《易》中收获不多。至于当时理学家,以自己意见来解《诗》说《易》,此为引人入歧。非朱子真下工夫,亦无以识其非。

以上略述朱子论《诗》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书》学。

朱子于《书经》,未有成书,然有其绝大之发现。首为指出伏孔两家今古文之同异。朱子尝谓:

今文多艰涩,古文反平易。

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

此一疑问,遂开出后来明清两代儒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之一案,而其端实是朱子开之。可与其论《易》为卜筮书,与《诗》小序之不可信,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

其次乃论《尚书》多不可信。有曰: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子所举,如《盘庚》、如《金縢》、如《酒诰》、《梓材》、如《吕刑》诸篇,皆属今文。今文亦多可疑,此则后来明清诸儒所未能及。朱子读书,极富辨伪精神,又极富疑古精神,其于经书亦然。可谓夐出千古。惜乎朱子为恐倒了六经,于《书经》方面未加详细发挥。

朱子又疑《禹贡》,谓:

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自见者,皆可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

朱子意,若亲到北方,目睹北方山水,则《禹贡》在此方面亦当多可疑。后人则谓禹之治水,未曾亲到南方,故言荆扬间地理可疑,此似尚非朱子意。故朱子又曰:

有工夫更宜观史。

如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后代历史地理沿革。故朱子不教人治《春秋》,而自所致力则在温公之《通鉴》。其在某些处,常有置史于经之上之见解,亦非从来经生诸儒所及。

其又一贡献,则谓:

书中某等处,自不可晓,只合阙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昔日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说。

书中有如制度,如天文历法,如地理,如其他名物,非博治此等专家之业,则不易解,此事清儒亦知之。除此等外,《尚书》仍多有不可解处,则清儒似未识得。

朱子初亦欲自作《书集传》,未成稿,晚年以付及门蔡沈,又告之曰:

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问尽有好处。

是朱子于宋儒解书,亦一一平心抉其短而不忽其所长,求以荟萃融会,定于一是,其用意无异于治他经。惜乎蔡沈之《传》,则似未能深体朱子之渊旨。

以上略述朱子论《书经》,以下当续述朱子论《春秋》。

朱子于《春秋》未有撰述,又戒学者勿治。曰:

春秋难看,不食马肝,亦不为不知味。

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

要去一宇半字上理会褒贬,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

某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得。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

看春秋只如看史样。

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但于道理上便差。经学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问公谷,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

以上略述朱子论《春秋》,以下当续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

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又曰: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已是厌周文之类了。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将去。

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

古礼恐难行。古人已自有个活法。如弄活蛇相似,方好。今说礼,只是弄得一条死蛇。

礼乐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

又曰:

古礼非必有经,岂必简策而后传。

此意亦为从来言《礼》者所未及。故又曰: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

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在能制礼。故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议礼制度考文之事。

朱子自己无位,故屡言有圣人者作云云以寄慨。然朱子虽未能制礼,亦不免时有议礼之文。其范围极广泛,几于无所不包。有关社会下层者,有关政府上层者。议礼则必考文。朱子言: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乃知书非多看不办。

朱子因此谓汉儒之学,有补世教者不小。因亦极重古者《礼》学专门名家之意。谓此等人终身理会此事,有所传授,虽不晓义理,却记得。凡行礼有疑,皆可就而问之。朱子晚年编修《礼》书,亦欲汇纳古代礼文,分其门类,归之条贯,以便寻检。然朱子终因议礼遭忌逐,遂有党禁之祸。在其卒前一日作三书,二书皆为交付其门人完成《礼》书工作,此书后称《仪礼经传通解》。

以上略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岿然为经学巨匠,其经学业绩,在宋元明三代中,更无出其右者。清儒故意持异,今当就两者间略作一比较。

一、朱子治经,于诸经皆分别其特殊性,乃及研治此经之特殊方法与特殊意义之所在。清儒似乎平视诸经。以为皆孔氏遗书,故曰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其说似乎重会通。然因其无分别,乃亦无会通可言。

二、朱子治经,除经之本文外,必兼罗汉唐以下迄于宋代诸家说而会通求之,以期归于一是。清儒则重限断。先则限断以注疏,宋以下皆弃置不理会。继则限断以东汉,又继则限断以西汉,更复限断于家法。极其所至,成为争门户,不复辨是非。

三、朱子说经,虽在理学立场上素所反对如苏东坡,尤甚者如张横浦,苟有一言可取,亦加采纳。清儒于其自立限断之外,全不阑入。尤其如朱子,校《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之讹,清濡不得不承用,然亦委曲闪避,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其弟子蔡沈所为《书集传》,清儒亦有沿用,而亦没其名不提。

四、朱子说经,极多理据明备创辟之见,清儒亦不理会。其大者,如谓《易》是卜筮书,孔子《易》当与文王周公《易》分别看,清儒不加引申,亦不加反驳。只据汉儒说,一若未见朱子书。朱子辨毛序,事据详确,清儒乃仍有专据毛序言《诗》者。亦有据不全不备之齐鲁韩三家各自依附言《诗》者。朱子言《尚书》有不可解,清儒乃有专据郑氏一家解《尚书》者。朱子分别《春秋》三传,言其各有得失,清儒则有专主公羊排左氏,而扩大成为经学上今古文之争。朱子治《礼》学,不忘当前,每求参酌古今而期于可行。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不言应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规模宏大,为其经学上巨著。《文集》《语类》中,考《礼》议《礼》,触处皆是。而清儒顾谓宋代理学家,只言理,不言礼。

五、朱子论《尚书》,论《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前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亦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分别。

上之五项,皆其荦荦大者。至如训诂考据校勘,清儒自所夸许,实则宋儒治经,亦无不及此诸项。惟宋儒贵能自创己见,清儒则必依傍前人,此亦各有得失。朱子则力矫当时好创己见之病,于前人陈说绝不忽视,但于详究前人陈说后,仍留自创己见之余地。清初诸儒,如阎若璩于《尚书》,胡渭于《禹贡》,顾栋高于《左传》,方玉润于《诗》,亦尚取径宽而用意平,不如乾嘉以下正统经学之拘固。然自乾嘉以下诸儒视之,亦若未够标准,故清经解正编,此诸书皆所不采。而方玉润之《诗》,则续经解亦未采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