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己运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利用并指大派别间的冲突，收买拉拢等等手法，把地位资望比他高的，以及势均力敌、地丑德齐的人物，一一搞垮，他当然预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这一套办法（特别是利用李济深搞垮许崇智，利用陈济棠搞垮李济深，再利用余汉谋倒陈济棠，这一套办法），“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因此他对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对付办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来，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操纵国际政治的办法，叫做“造成对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养成各种势力范围，互相对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成为“天下第二”的大好老。第二套是中国历代权臣奸相和德意法西斯的办法，尽量重用庸碌无用之人，嫉贤忌能，提倡盲目服从，曹操所说的“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这就是蒋介石的干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则是中国古来末代帝王以宦者监军等任用宦官的办法，以特务监视部下，熟悉他们的一言一动，使他们不敢萌丝毫异志。
先讲第三套，我只举四个例子：（一）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结果被蒋介石打败了，这一战役，卫立煌的功绩最大。卫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夜牌，第二天接到蒋介石从南昌发来的电报，先讲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接到这个电报后知道有特务在他旁边，每天报告他的行动，于是诚惶诚恐地发了一个电报去向蒋请罪。蒋覆电慰勉，说是为了关心他，所以顺便附上一句，绝无责备的意思，并且说：“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卫立煌是他的一员大将，在内战中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然而蒋介石却派了特务经常报告其行动，对其他人员当然更不消说了。（二）抗战时期，重庆的“要人”们有一个俱乐部，每晚有许多特任官简任官，上将中将，带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闲谈，何应钦几乎每晚都去。有一晚，来了一个女客，好些人不认识她，于是大家猜测，一定是特务。一想到是特务，那些大官们就个个无神打采，连话也不敢说，自然更没有兴致玩下去了，何应钦第一个溜走，别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庆官场就盛传着“何应钦也怕特务”的说法。（三）救国会领袖之一张申府是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某次蒋分批宴请参政员席中，他责问张申府：“为什幺在防空洞里批评政府！”张申府说没有这回事，蒋硬说他知道有这件事。原来是章伯钧的事，特务报告后，蒋自己记错了。结果第二届参政会中张申府、章伯钧两人的名字都被抹去了。（四）日寇占领沿海各地，并侵入越南后，滇缅公路成为通英美的唯一道路了，管这条运输线上业务的为“西南运输公司”，由宋子良主持，真是腐败不堪，甚至连“西南运输公司”领过多少经费，公司里的会计不知道，财政部也不知道，其糊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这条运输路线关系太重要了，各方面都主张要整顿，特别是美国人督促着要整顿，于是改组成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但何应钦不能实际去管这件事，必须有一个实际负责者，设一个秘书长。谁当秘书长呢？物色了一个多月，还是宋子良。为什幺一定要宋子良呢？因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做这件事：第一是能向财政部要到钱；第二是“不怕特务做情报”，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宋子良。后来因宋子良有了麻疯病，到美国去医治，才改派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去，俞飞鹏虽没有一定向财政部要钱的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务做情报，所以还能勉强及格。
再说第二套办法。其中又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是登庸庸材，只求他服从，不必他有本领办事，最典型的例子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号叫“庸之”，的确名符其实，昏庸庸碌到惊人程度，但他做到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做了许多年财政部长，竟不知道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当他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用他的二女儿令杰（一般称为“孔二小姐”）做秘书，什幺事情都代拆代行。某年派了一个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去巡视，孙连仲在那里做战区司令长官，知道来人是孔二小姐所派的，所以伺候极为恭顺，大约孝敬也不少。这位“钦差大臣”回重庆后，对孔二小姐报告了许多孙连仲的好处，孔令杰说：“那末我们保举他一下，你去办一个公事，用我父亲的名义保举他。”公事办好了，孔令杰看过盖了章，孔祥熙也看过，送到蒋介石那里去。过了几天，蒋介石把这公事退给孔祥熙，连声说他“糊涂、糊涂”。孔祥熙拿回后仔细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有什幺地方不对，最后召集了几个老秘书来研究“究竟糊涂在什幺地方”，才明白过来。原来孔祥熙保荐“孙连仲可升任特级上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上将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等，“特级”只蒋介石一个人，“一级”的不到十个，那时白崇禧还是二级上将，孔祥熙说孙连仲可升特级上将，岂非把他代替了蒋介石，至少是把孙连仲抬到与蒋介石平等的地位，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骂几句“糊涂”，已是特别客气的了。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也可以说是蒋政府中一般官吏以及稍有政治常识者的起码知识，但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不懂得，其“庸”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什幺蒋介石要用这样的人呢？为了可以放心。这种人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蒋介石才能做到大官，发大财，离开了蒋介石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是“不侵不叛之臣”，决无“震主”、“夺主”的危险。第二个是作威作福，如好好先生邵力子，做过他多年的秘书长，一向安份守已，从无过错，在国民党中也已算得上元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之后）说了一句蒋介石认为不应该说的话，被蒋介石打了两个耳光！大家都很惊讶，连邵力子也打了，真是“天威咫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弄得邵力子真是又羞又喜。蒋介石打人的事很多，每每于打人后就把被打的人升官，所以有许多无耻官僚，以能得到蒋介石拳打脚踢为荣。“领袖”的威严与权力，一致于此！第三个是提倡盲从。如“领袖脑壳论”之类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无庸细说。最使蒋介石满意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长兼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所提出的两句口号：“信仰领袖，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程度。”（周逆佛海的所以得到蒋介石“特赦”，其原因可想而知了！）
最主要的一套就是“分而治之”，把部下造成几个派别，各霸一行，互不相下，互相对立冲突，而在各大派别之下培植小派别，以资牵制。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地方自治，说是“封建割据”，但在它的内部则造成许多割据局面，不过它内部的割据不是割据一方，而是割据一行；如CC的霸持党务与文化，政学系垄断行政，包办外交，孔宋独揽财政，黄埔系掌握军队，大家都掌握一行，但都不明全盘，而且大家都有向其他部门发展的野心，如CC要染指行政及金融，政学系要夺财政经济权，黄埔系要搞党务文化，一发展即侵犯了别人的势力，就要争吵打架。因为彼此间矛盾很深，就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要取得“领袖”的信任，借“领袖”的势力去压下别的派系。但蒋介石是为了“分而治之”才叫他们独霸一行的，当然不愿意其中任何一派太扩大了，所以常是一压一拉以操纵调剂，不能满足任何一派的愿望。这些派别虽知道蒋介石不是完全袒护他们，但他们却没有办法离开蒋介石的支配，因为树敌太多，常在四面楚歌之中，离开了蒋介石，就有被人打倒的危险。但他们又另有一套办法对付蒋介石，就是你既不能帮助我扩充势力，那末我的事情你也不要多管。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的“手谕”常常没有效果，就是这个道理。蒋政权任何一个办法，总是行不通，或中途变掉了，除一般的机构腐败之外，还有这一割据原因，从上到下，都有“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之气概。据说蒋介石对此也很苦闷，但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什幺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