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传有第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有美国顾问与美国教官，即将到沪。那一天早晨就有许多人聚在黄浦滩等候，准备好了爆仗、军乐队，还有插满国旗扎着彩的大卡车，爱多亚路上断绝交通达半日之久，结果是毫无影踪，到下午二时许，大家无精打采地走了。原来预定来上海的所谓国军是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浦东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维持治安”的日本军部却不答应，发出了命令禁止张部登陆。“交涉”无效，于是张阿六的联络参谋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们退回浦东。
过了几天，“忠救”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率领了一群黑衣破旧、挟着席子的非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车数十辆进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设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是着名赌台老板朱顺林，他的作法是最直爽痛快的，有人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至五十万元，就发一张身份证给他，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讲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据说在十万万元以上。经手办“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奖金，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所以只要经手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数利。因此他门庭若市，手下有数十个大队长。朱顺林刮了不少钱，就购办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
戴笠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义，总部即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里。“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装部队，臂章叫“定平”，所以逮捕汉奸等事，都由“军统局”的特务指挥“定平”部队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察处，完全由“军统局”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仅不能过问稽察处做些什幺，甚至连稽察处有些什幺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阮清源对戴笠的孝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来，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带了手铐移送法院。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员的愤慨。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勋之一，他曾几次率领部队进入沦陷区，既曾“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老板是有过功绩的。就说是他到了上海后，敲竹杠，发胜利财，也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独办他一个。而且退一百步说，他的罪恶无论如何比汉奸要低些，汉奸带军队的尚且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但到十一月底止，只有三十余个不关重要的解送法院，而对阮清源独严厉如此！大家认为戴老板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
如果说是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严吧！则陈恭澍（着“蓝衣社黑幕”，曾任南京“特工上海区长”）、万里浪（南京“特工浙江区长”、“政治保卫局第一局局长”）等叛徒都照常任用，阮清源的罪终不至于超过陈恭澍、万里浪等吧！
关于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洁”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全体干部训话，门内门外停下了黑牌汽车四百余辆之多。“军统局”工作人员的每月薪津，没有人超过法币十万元的，而普通都在二万元以下。这几个钱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