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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讲论语》第十八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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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辜讲

有一次,孔子周游的时候,一位学生——勇猛的仲由(子路)走散了。仲由遇到一位老人,肩上用一根棍子,挑着一篮子草。仲由问他:“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回头看着他,粗暴地回答:“你从不知道劳动,说不出五谷的区别。谁是你的老师?”

说着,老人将棍子插在地上,蹲下身,除起草来。但是仲由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礼貌地等待老人。

之后,老人将仲由领回家,让他在自己家过了一夜,杀了一只鸡,并做了粟米布丁给仲由吃。老人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介绍给仲由。

第二天,仲由继续赶路,同孔子汇合,并报告了他的探险旅程。“这是一位隐士,”孔子说,然后让仲由回去找他。但是当仲由回到原来的地方,老人已经不知去向。

当仲由再次返回,孔子说:“拒绝进入社会服务是不对的。因为假如忽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责任是错误的,忽视对政权及国家的责任难道是正确的吗?从社会隐居的人只不过为了显示自己个人动机纯洁而别无其他原因,便切断了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另一方面讲,聪明而高尚的人进入社会服务机构,尽力展开其所认为正确的事情。至于正确的原则无法实施,对于他来说是一目了然的。”

辜解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公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之上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编者注

袁枚在《原士论》中说:“士人少则天下大治,为什么呢?天下先有农工商三种人,后才有读书人。农民种粮食,工人生产工具,商人流通贸易,此三种人,是供养读书人的人。读书人是不能供养其他三种人的,而且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那么读书人的职责是什么呢?追求人生价值。价值对物质产生作用效果很慢,而且它是不是符合仁义的标准,又不像粮食、工具、商品的存在,可以调查一下就知道。(既然价值观这么飘渺),那么为什么还要尊重读书人呢?答案就是,农工商三种人,不是公卿大夫不能管理,公卿大夫不是读书人就不能担任。正是因为读书人将会变为公卿大夫来治理农工商三种人,一个读书人就可以治成千上万人,所以读书人必不可少,也不可多了。舜有五个贤臣,武王有十个正直的大臣,难道多吗?读书人一少,那么读书人的养成就会更容易,读书人的俸禄会更丰厚,并且任用起来也会更得当。读书人多就不会这样,才能仅仅能担任农工商职责的人成为读书人,甚至才能还不能担任农工商职责的人都成为读书人,那么他们一旦成为读书人,也全部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而且这些不合格读书人为公卿大夫,成功的话,尸位素餐而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如果不成功,就会心生怨恨,怨恨国家不知道他的才能。上位的人看见这两种结果,又会认为天下本就没有合格的读书人,会更加轻视教育,所以读书人的处境更加艰难。真是悲伤啊!天下并不是没有合格的读书人,表面有学问而不是合格读书士人一混杂,那么有人才就和没有读书人一样啊。”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弊病不是读书的人多,而是没有真正的读书人。等到这几天政府上上下下都认为应该多多开办学堂,普及教育,把这当成解救危机的策略,但是不知道一旦普及教育后,国家又如何来安排这么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呢?难道还希望这些人都成为公卿大夫吗?况且如果对所有人进行教育,但是没有真正肯下功夫追求学问,那么将来一定会让中国读书的人都是教育出来的机械,而并没有一个真正学问人。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