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风惨烈，周弃不艺禾，炎气赫曦，曹明不制裘，知时不可也；贸章甫者，不造闽越，炫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宜也。故救饿者以圆寸之珠，不如与之橡斗；贻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与之短绠。非橡绠之贵，而珠玉之贱，然而美不敌者，各在其所急也。方于饥溺之时，珠玉宁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然也。
昔秦攻粱，惠王谓孟轲曰：“先生不远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御乎？”孟轲对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伤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悦。夫粱所宝者，国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乜，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虽仁义，非惠王所须也，亦何异救饿而与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问商鞅治秦之术，鞅对以变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以孟轲之仁义，论太王之去邠，而不合于世用；以商君之浅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义之不可行，而刻削之为美，由干淳浇异迹，则政教宜殊，当合纵之代，而仁义未可全行也。
故明镜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盖卮；玉笄所以饰首，而秃妪以之挂杙。非镜笄之不美，无用于彼也。庖丁解牛，适俗所倾；朱泙屠龙，无所用功。苛乖世务，虽有妙术，归于无用。
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国，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礼，随俗宜也。墨子俭啬，而非乐者，往见荆王，衣锦吹笙；非苟违性，随时好也。鲁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残，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哙为义而灭。夫削残亡灭，暴乱之所招，而此以仁义儒墨而遇之，非仁义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时之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