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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三书随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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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如上四目,可见中国人为学主在学为人,学为一理想人。天地生人,固属平等,然由于学与不学,则有君子小人邪正善恶品格之分。西方为学尽在外,其在人群中,只求不犯法,法之外每一人各可自由。求富求贵,则必争。中国则重人道,行道始是自由,其于道之践履与到达,又有大小远近之别。故中国人惟求各自志于道,又务其大者远者,以求得为一理想上最高标准之人。不在与人争,乃在与已争,于是乃有改过迁善克己复礼之此一目。

人之为学,始知在己有过,则必改。始知于道有善,则必迁。中国人之从事于学,主要在为一善人,而达于贤与圣。若富与责,财富与职位之相较,与人品不相关。非如善人,即人是善,即善是人,乃属一体。己者,乃人之所得私。礼,则为人与人相交和合而见之共同体。人之为学,即为人之学,则重在克去己私,而归入于人群之共通人体中。人固由天而生,然天之生人,则为生此群,非为生群中之一己。西方宗教言亚当夏娃,其观念已偏重在己不在群。但亚当夏娃又必同时而生,故中国人以夫妇为人伦之首。故为人之学,首当克己复礼,始能成伦。各私其己,则不成伦,又乌得谓之人。或又疑礼为人制,朱子说:“礼者,天理之节文。”斯得之矣。

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此事又当深论。儒学重在明道行道,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在明道阶段。故曰:“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孔子五十出仕,终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又至宋,周游在外十四年。而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孔子之老而返鲁,亦即孔子之知过而改也。故孔子闻蘧伯玉之欲寡其过而未能,而深赞之。亦可见孔子之晚年心情矣。孔子早期施教,重言语政事,皆重有为。晚年之教重在文章,则务求明道,不汲汲于行道。惟冉有之出仕季孙氏,使季氏富于周公,乃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则孔子之对当时现实政治,已抱一种消极态度矣。《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此乃孔子晚年意态,实经其周游返鲁之一番改过后始然。此当郑重阐明者。孟子之辞齐位而归,亦其年老改过之一端。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一意惟求完成其《史记》一书,不再以预闻政事为务,此亦其晚年之知过而改也。其他不缕举。下至周张二程,昌明道学,汲汲于明道,不务于行道,此乃鉴于当时之新旧党争,而为悔过知变,改弦易辙之一道。此为世运转移一大机。今或以日常人生一言一行之小过小失,认为乃当时理学家注重提倡改过大义所在,则又失之矣。有志讲究中国儒学史进展,倘能于此改过一节,审细求之,则庶乎能见其大。孔子之为圣之时,当于此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