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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四七 生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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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南京才得一个月,却不料就生起重病来。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正逢礼拜,患了近似时症的病,当初昏不知人,样子十分沉重。学堂里的医官照例是不高明的,所以医药毫无效验,朋友们劝去住医院,那时这只有外国教会所开的医院,穷学生怎么住得起呢,承蒙同班的柯采卿自动的借给我六七块钱,侠畊从陆师赶来,雇车送我进了美国医院。这所医院设在鼓楼,大概创办人的名字是啤勃(Beebe)吧,一般的人都称它作“啤啤医院”。我是下午进院的,办好手续,交了饭费,大约这所住的是免费的一种吧,所以不记得要收住院费用。但是因此待遇也就特别的糟,我被放在一大间里,住有十多个病人,那时我还发着高热,睡在众人中间,好像是在长江轮船的散舱里,觉得骚扰不堪,这中间有一个腰腿不便的病人,在地上爬着行走,却特别显得活泼,一忽儿到这边床前说些话,一忽儿又跑到那边去了。这很令人想起多年不见的“孔乙己”来,但是孔乙己盘着腿在地上拖,两只手全是乌黑的泥,他的样子又十分颓唐,所以叫人感到一种怜悯,但这个瘸子却只令人发生厌恶之感罢了。这一天的夜里真是不好过,况且进院以后医生也没有来看过,我便在第二天决心搬出去,办好退院交涉之后,又要等厨房算还饭钱,麻烦了好半天这才算清楚了。但是回学堂来病仍是没有好,亏得别的朋友帮忙,这回是刘寿昆君招我到他的店里去住。他的底细我不知道,只晓得他是湖南人,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在贡院左近临时开了一家书店,收罗当时时务书以及禁书,以备来乡试的考先生们的愿者上钩,结果自然是像姜太公的一无所得。我的床便放在书架后面,有兴致时可以自己抽看,一面也听着买书人的说话,与站在柜台前无异。刘君应付着主顾,又隔日同我去找香山邓云溪看病,煎药煮稀饭,忙得要命,我也十分过意不去,一直住了十多天光景,病已渐见轻减,才回到学堂去,那时已是重阳前后了。这书架子后边的生活,我到后来还不能忘记,回想起来也很是有趣,但特别感到困难的,乃是大小便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临时小店中是没有便所的设备的。所以在那时候必须走出门去,而且走的相当的远,在一块空地里在人家的后墙下,找两块断砖来垫脚,构成急就的厕所,这在有病的人是相当吃力的。书店主人在医药饮食方面,都想得很周到,唯独对于这一件事觉得无能为力了。不过这种经验也是很难得的,我在南京这几年里头,在野地里拉屎,这也只是第一次哩。

我回到学堂里来,不意又生起病来了。这回却不是旧病重犯,乃是一种新的病,——我也不明白从前生的是什么病,这回的又是什么,这其间有没有因缘的关系,总之这回所患的病是两脚从膝盖以下都肿胀了,后来是连面部都显得浮肿起来。我因为不相信学堂的医官,所以也并不去请教他,只是由它拖着。这回好意的自动来给我帮助的,却不是我的朋友和同学,乃是学堂里的听差。他名叫刘贵,想来也是应付公家的姓名,是南京本地人,平日看他很是粗鲁,对我却相当关心,有一天午饭时他忽然拿来一个盘子,说这是乌鱼,用火煨熟,可以治水肿,只是要淡吃,一次吃完才好。我谢谢他的好意,如法的吃了,虽然病依然没有好,但他的意思总是很可感谢的。刘贵平时对头班的老爷们很不客气,如吃点心的时候问他要,他硬不肯给,说已经有人定下了,却拿来给我们。我和柯采卿同住在二十三号,离听差的房间不很远,但是我们不愿学头班那样,在自己房里大声叫嚷,所以总走到穿堂那里去叫,可是一叫就来了。他便是这样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回想到过去,自己受过人家的照顾很是不少,有的就此分散,连生死的消息也不知道,很觉得有点怅然,这两位刘君的事正是最早的一例了。

病既然没有好,赖在学堂里也不是办法,凑巧这时候椒生公被辞退了国文教习,正要回家去,就顺便带了我回绍兴了。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于十月初三日抵家,请包越湖诊治。包越湖是诸暨县人,在“诸暨册局”应诊,我坐轿子隔日一去,轿钱来回只要两角,比较的还不算贵。到了十一月腿肿已经消了,左侧项上在耳朵背后忽然生了一个大疽,这地位既已不好,况且疖子在冬天发生,更不是寻常的事。这是第三种的毛病,不但苦痛,也很觉得危险,据说这名为“发际”,因为生在头发边沿的关系,特别有了名称,便是不好医治的证据。幸亏得南街的外科医李介甫给我开刀,加上“润子”,——这是一种纸捻,加药插入疮口,防止它的愈合,与现代的纱布有同样的效用,经过了月余的治疗,这才逐渐的好起来了。李介甫是三味书屋的同学李孝谐的父亲,也是大舅父怡堂的亲家,本来也是大家子弟,因为自己喜欢搞这一门,所以做了外科,否则外科地位很低,多少与剃头修脚相像,平常人是不肯干的。他到了晚年,称呼却仍是“李大少爷”,这可见是他初做外科时人家这样叫他,表示尊重,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癸卯年底我差不多已经复原了,可以到大街去蹓跶,甲辰(一九〇四)年二月遂决行回学堂去,乃于初五日启行,初十日到了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