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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九〇 大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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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篇小文是庚戌(一九一〇)年十月所写,这提醒我其时还住在本乡的西片町,铃本亭在这条街的尽头,便是我们时常去听落语的“寄席”(杂耍场)。在十一月中我们便又搬家了,这回却搬出了本乡区,到了留学生所极少去的麻布,那里靠近芝区,只有在庆应义塾读书的才感觉方便,其次则是立教大学了。但其时在庆应读书的似乎不大有人,立教则以前只有过一个罗象陶,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似乎他还在留学,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他是龚未生陶冶公的朋友,大概也是在搞革命,民国以后听说他因此很失意,我曾给他遗札题字,表示悼惜之意,这手札是陶冶公所藏的。其文云:

“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本乡,龚君未生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黑子事。曼殊曾随未生来,枯坐一刻而别,黑子时读书筑地立教大学,及戊申余入学则黑子已转学他校,终未相见。倏忽二十年,三君先后化去,今日披览冶公所藏黑子手札,不禁怃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国廿三年三月十日,识于北平。”

这时候我侨居异国,据理说对于侨居国的政治似别无关心之必要,这话固然是不错的,但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日本的新闻使我震惊的,此外还有一次,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灾的时节,甘粕宪兵大尉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夫妇,并及他的六岁的外甥橘宗一的这一件事。日本明治维新本来是模仿西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断政治,不过表面上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迹象,但也逐渐消灭了。这一桩事在他们本国思想界上也发生不少影响,重要的是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风,木下奎太郎(本名太田正雄,奎太郎的奎字本从“木工”二字合成),皆是。石川正面的转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永井则消极自承为“戏作者”,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里边,在所著《浮世绘的鉴赏》中说明道:

我们迁居的地方是麻布区森元町,靠近芝公园与赤羽桥,平常往热闹场所去是步行到芝园桥,坐往神田的电车,另外有直通赤羽桥的一路,但是路多迂回,要费加倍的时间,所以平常不很乘坐,只有夜里散步看完了旧书店之后,坐上就一直可到家门近旁,虽是花费工夫,却可省得走路,也是可取的事。因此之故,虽然住在偏僻的地方,上街并无不便之处,午后仍是往本乡的大学前面,或晚饭后上神田神保町一带看书,过着游惰的生活。可是在这期间,却遇见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这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日本有没有共产党虽然未能确说,但是日本官宪心目中所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和急进的主张社会改革家罢了。这一案里包含二十四个人,便是把各色各样的人,只要当时政府认为是危险的,不管他有无关系,都罗织在内,作一网打尽之计,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谋杀天皇。他们所指为首魁的是幸德传次郎(秋水)和他的爱人菅野须贺,其实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最有名,居于文笔领导的地位,所以牵连上了。原来是只有四个人共谋,内有宫下太吉与菅野须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想合炸药炸明治天皇,目的是证明他也是会死的凡人,并非神的化身,所查获的证物只是洋铁罐和几根铁丝,火药及盐酸加里少许,——我想当年陶冶公说要到长崎跟俄国人去学的炸弹,大约也就是这种东西吧。差不多同时候,有佛教徒内山愚童,单独计画谋刺皇太子,发觉了也随作为同党,并案办理。他们与幸德当然也有往来,官下太吉曾同幸德到熊野川舟游,这便说是密谋,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曾到平民社访问过幸德,便说是率死党若干人赴会,这些都是检事小山松吉的杰作,其实也正是政府传统的手法,近年的三鹰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锻炼成功的。他们将二十几个不相统属的人做成一起,说是共谋大逆,不分首从悉处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一半的人处死,一半减为无期徒刑,以示天恩高厚,这手段凶恶可憎也实在拙笨得可怜。当时我所看见的号外,即是这一批二十四个人的名单。

“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写这文章的时候为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正月,即是“大逆事件”解决两年之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