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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二四 三沈二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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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混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是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全愈。他也曾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里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黄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尝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的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君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也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