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庄宗为人，颇似唐太宗，其用兵之剽悍，或且过之。初立时之救潞州胡柳之战，战败而复振，以及后来之决策袭汴，不必皆合于兵法，而不能谓其无勇气。太宗之用兵，亦不过剽悍善乘机而已，其所遇皆非大敌，尚不如梁兵之坚凝也。攻辽一役竟蹈隋炀帝之覆辙，尤可见其不知兵法。然政事之材则远落其后，此天之降材尔殊，盖民族之文化为之。唐先世虽出夷狄，至隋末渐渍于中国者已久，若李存勖则仍是北狄中人物也。
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即梁末帝龙德三年（923年）也。十二月，迁于洛阳。存勖之僭位，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灭梁后，以太原为北都，永平为西都，废梁东京，仍称汴州。三年三月，复以洛阳为东都，改魏州曰邺都。古邺邑，汉为邺县，晋避怀帝讳，改为临漳，魏武帝称魏王居之，其后石虎、慕容俊、东魏、北齐相继居之，今平原之临漳县是也。唐相州称邺郡，然实治安阳，今平原安阳县。魏州治元城，后唐此时改为兴唐府，置兴唐县，乃今河北之大名县，非古邺地也。明宗天成四年六月，复以邺都为魏州。唐是时虽灭梁，然梁故藩镇皆未移易，中原情势实未有变，不过以空名加于其上而已。
庄宗正室曰魏国夫人韩氏，其次燕国夫人伊氏，其次魏国夫人刘氏。刘氏，攻魏时裨将掠得，纳之晋宫。庄宗所生母曹氏，以赐庄宗。战河上十余年，常从。已僭位，宰相豆卢革、枢密使郭崇韬希旨，请立为皇后。同光二年四月。后自以出于贱微，逾次得立，以为佛力。又好聚敛，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皆称中宫所卖。《旧史·张廷蕴传》：同光初，充魏博三城巡检使。时皇后刘氏在邺，每纵其下扰人，廷蕴多斩之，闻者壮焉。盖即此类商贾也。四方贡献，必分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宫。宫中货贿山积，惟写佛书、馈僧尼而已。克用正室刘氏，无子。曹氏封晋国夫人。庄宗僭位，册尊曹氏为皇太后，刘氏为皇太妃。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镇，太后称诰令，皇后称教令，两宫使者，旁午于道。梁降臣如张全义、段凝等，皆厚赂后以自托。同光三年（925年），秋，大水。两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师赋调不充。六军之士，往往殍踣。乃豫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号泣于路。庄宗方与后畋于白沙，在洛阳东。皇子、后宫毕从。时大雪，军士寒冻。金枪卫兵万骑，所至责民供给，坏什器、彻庐舍而焚之。县吏畏恐，亡窜山谷。明年三月，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宰相论于延英，后于屏间耳属之，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曰：“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有惟此耳，请鬻以给军。”宰相皇恐而退。《通鉴》此事系开成元年三月，时李嗣源已入邺矣。《旧纪》同。及赵在礼作乱，出兵讨魏，始出物以赉军。军士负而诟曰：“吾妻子已饿死，得此何为？”《新史·唐家人传》。剥民以奉军，已非立国之道，况又不能奉军乎？《通鉴》：同光二年二月，上祀南郊。先是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请出内府之财。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积，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邺，乃遣伶人景进等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而进等缘以为奸。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庄宗还洛，载邺女千人以从。《新史·伶官传》：案事在同光三年（925年），见《旧史·本纪》。《纪》云：东京副留守张宪奏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艰食故也。《通鉴》云：远至太原、幽镇，所采者不啻三千人。张宪奏诸营妇女亡逸者千余人，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其实皆入宫矣。盖又有夺自军人者也。
自唐末丧乱，后妃之制不备。至庄宗时，后宫之数尤多。有昭仪、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余名号，不可胜记云。《新史·唐家人传》。
庄宗之好游畋，盖亦夷人积习。《旧史·本纪》：同光三年（925年），正月，车驾至邺。命青州刺史符习修酸枣河堤。三月，习奏毕功。帝召郭崇韬谓曰：“朕思在德胜寨时，霍彦威、段凝，皆予之劲敌，终日格斗，战声相闻，安知二年之间，在吾庑下？朕有时梦寝，如在戚城。在濮阳北。思念曩时，挑战鏖兵，劳则劳矣，然而扬旌伐鼓，差慰人心。残垒荒沟，依然在目。予欲按德胜故寨，与卿再陈旧事。”于是至德胜城，渡河，南观废栅旧址，至杨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乐而罢。《郭崇韬传》云：是岁夏雨，河大水，坏天津桥。是时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卿相之家。”庄宗即令宫苑使经营。虑崇韬谏止，使谓曰：“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恒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营造。彼其不乐安居宫殿，亦犹元恂、杨勇、李承乾之不乐安居东宫也。《新史·伶官传》云：庄宗好田猎。猎于中牟，践民田。县令当马切谏，庄宗怒，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民而空此地？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此等事传者或以为美谈，而不知民间受蹂躏之酷也。《旧史·李周传》：王彦章之攻杨刘，周守，使人驰告庄宗，请百里趋程，以纾其难。庄宗日：“李周在内，朕何忧也？”遂日行二舍，不废畋猎。此等事，读者或又以为美谈，所谓成败论人也。杨刘战时如此，况入汴之后乎？世岂有小器而难盈者哉？
庄宗既好徘优，又知音，能度曲，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尝身与徘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门高名从谦，门高其优名也。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搢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云。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匝谒于马前。庄宗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二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德源为宪州刺史。《新史·伶官传》。亦见《旧史·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宪州，今山西静乐县。其不知理体如此，此所谓沐猴而冠者非邪？
唐昭宗诛宦者，多为诸镇所藏匿。是时方镇僭拟，悉以宦官给事，而吴越最多。李克用匿张承业，事已见前。又有张居翰者，本幽州监军，刘仁恭匿之。天祐三年（906年），使率兵随晋攻潞州。丁会降，克用使李嗣昭守之，居翰遂留监其军。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敕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送诣阙。时在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已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怨云。
庄宗僭位，以门第故，相豆卢革、韦说及卢程，皆伴食而已。郭崇韬者，本李克修帐下亲信，克用以为教练使。贞明三年（917年），以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知祥者，迁犹子。迁以泽潞降梁，知祥父道独留事晋。知祥壮，克用以弟克让之女妻之。俄而绍宏出典幽州留事。先是中门使吴洪、张虔厚获罪，知祥求为外任。庄宗曰：“公欲避路，当自举其代。”知祥因举崇韬。自是专典机务。庄宗僭位，守兵部尚书，充枢密使。至汴，豆卢革在魏，令权行中书事。俄拜侍中，兼枢密使。初崇韬与李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失望，涕泣愤郁。崇韬乃置内句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句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终不悦。于是奏请立魏国夫人为皇后，冀得其助，而祸机反潜伏矣。孔谦者，本魏州孔目官，魏博入晋，庄宗以为度支使。设法箕敛，七八年中，军储获济。庄宗僭号，谦自谓当为租庸使，而物议以其人地尚卑，崇韬乃奏用魏博观察判官张宪。谦怏怏。庄宗灭梁，谦从入汴，谓崇韬：“邺北都也，宜得重人镇之，非张宪不可。”崇韬以为然，以宪留守北都，而以豆卢革判租庸。谦弥失望，乃阴求革过失。革惧，求解职。崇韬奏复用张宪。谦谓革曰：“租庸钱谷，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办。邺都天下之重，不可轻以任人。”革以语崇韬。崇韬罢宪不召，以兴唐尹王正言为租庸使。谦益愤，因求解职。庄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景进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风不任事，景进数以为言，乃罢正言，以谦为租庸使。事在同光二年八月。唐时，户部、度支、盐铁各为一司。梁置租庸使，专天下泉货。同光二年正月，诏盐铁、度支、户部，并委租庸使管理。见《旧史·本纪》。庄宗初即位，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谦悉违诏督理。故事，观察使所治属州，事皆不得专达，上所赋调，亦下观察使行之，而谦直以租庸帖调发诸州。观察使交章论奏，以为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专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伪梁之弊，不可为法。诏从其请。而谦不奉诏，又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郭塞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由是天下皆怨苦之。谦敢于显违诏旨而多敛怨者，必庄宗意在聚敛，故纵之，且阴使之然也。《旧书·食货志》曰：“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梁、唐之优劣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