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官之制，隋、唐时亦为一大变。其事维何？辟举之废是已。《隋书·百官志》曰：“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通典·职官典·总论州佐》曰：“北齐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后主失政，赐诸佞幸卖官，多占州、郡，下逮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后周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吏，变为郡官矣。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大唐无州府之名，而有采访使及节度使。采访使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奉报者称摄。其节度、防御等使寮佐辟奏之例亦如之。”案因卖官而敕用，乃乱政，非法制；军府亦非民政；然则目周、齐已前，地方用人之权，迄未属于中央也。州郡之用人，必就其地，自隋变法，而州郡用人之权失，士子仕于当地之途亦窒矣。《陔余丛考》“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条云：“郡守置掾属，皆用本郡人。《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人。案《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余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故云为一大变也。
此专制政治演进必至之势。何者？专制政治之演进，必日摄地方之权而归诸中央也。《隋书·儒林·刘炫传》：牛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书，恒虑覆治，锻炼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皇宁舍，其事何由？”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纲纪，《通鉴注》云：此纲纪谓长史、司马。见大业三年（607年）。郡置守、丞，县惟令而已，其所具寮，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刘炫此对，古今以为名言，然以释隋氏事繁政弊之由则可矣，以其说为当行，而惜隋之不能用则不可。《通典·选举典评》曰：“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征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夫其为此，非出无意可知。此得谓其纯出私意乎？曰：否。治民者之欲朘民以自肥也久矣。其中岂无贤人，然千百之一二而已。贤士大夫可任，其党类不可任也。故州郡用人之权，及士子仕于本地方之权，皆不可以不替。以如是，则其朘民之势微耳。夫岂不知如是则其欲有所作为益难？然专制之治，固能为民除害，不能为民兴利者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处鞭长莫及之势，斯言固不可易矣。隋文之为此，诚不敢谓其无私意，然即无私意，此法亦不可不行也。故曰：隋、唐举官之法之变，实专制政治演进必至之势也。
异域之人，欲植根于所至之地难，有不善，去之而已。若当地人，则虽革其职，不能逐其人；即能逐去之，亦不能尽去其连互之宗族戚党；其死灰复然易也。故以流官代土酋，非徒革其世袭之权，亦所以革其一曲之俗也，土酋非一人而能为治，则去其寮属，亦刬除封建政体之一端已。
唐代举官，略依隋旧。《新书·选举志》云：“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旧书·职官志》云：吏部尚书为尚书铨，侍郎二人，分为中铨、东铨。兵部尚书为中铨，侍郎分东、西。《通鉴》景云元年（710年）云：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注》引宋白曰：“大和四年七月，吏部奏：当司旧以尚书之次为中铨，次为东铨。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铨为西铨，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议者非之。请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铨，新除侍郎居东铨。敕旨依。”盖吏部尚书与一侍郎同处，不能以其地别之，故以其官称之为尚书铨也。胡《注》又引《或说》曰：“吏部东西铨并流外为三铨。”恐非是。三铨之制，时有罢复。韦氏败，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玄宗时，宇文融建议置十铨，乃以吏部尚书苏颋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皆见《新书·选举志》。后唐明宗天成中，冯道为相，建言天下未一，选人岁才数百，而吏部三铨分注，虽曰故事，其实徒繁而无益。诏三铨合为一，尚书、侍郎共行选事。废帝时，姚、卢文纪为相，复奏分铨为三。见薛《史·选举志》、欧《史·姚传》。周太祖广顺元年十月，诏并吏部三铨为一铨，委本司长官通判，见薛《史·本纪》及《选举志》。以大体言之，三铨之制，乃唐五代所常行也。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去王城五百里以上旬，千里之内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吏、兵部同。见《旧书·职官志》。过其时者不叙。《旧书·职官志·吏部》云：“亦有春中下解而后集，谓之春选。若优劳人有敕，则有处分及即与官者，并听非时选，一百日内注拟之。”《新书·选举志》：贞观二年（628年），侍郎刘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为选始，至春乃毕，今选者众，请四时注拟。十九年（645年），马周以四时选为劳，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林甫，祥道父，事亦见《旧书·祥道传》，云当时甚以为便。又《唐林传》：兄皎，贞观中，累转吏部侍郎。先是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皎始请以冬初一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则议发于马周，事行于唐皎也。裴光庭尝促选限，至正月三十日毕。光庭卒后，萧嵩奏罢之。光庭，行俭子，事见《旧书·行俭传》。吏部选人，本每年调集。乾元后三年一
置选。选人停拥，其数猥多，文书真伪难辨，吏缘为奸。陆贽为相，乃奏分内外官员为三，计阙集人，每年置选。见新、旧《书》本传及《新书·选举志》。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乖错，隐幸者驳放之，非隐幸则否。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旧书·职官志》：“吏部，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注》云：四才，谓身、言、书、判。三实，谓德行、才用、劳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劳必考其实而进退之。”兵部，“凡试能有五，较异有三”。《注》云：“五谓长垛、马射、马枪、步射、应对。三谓骁勇、才艺及可为统领之用也。”《齐抗传》：代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先时每年吏部选人试判，别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书、门下复奏择官覆定，寖以为例。抗奏：“吏部侍郎，已是朝廷精选，不宜别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讫，俾吏部侍郎自覆，一岁遂除考判官。盖抗所论奏也？薛《史·唐明宗纪》：天成三年十一月，吏部郎中何择奏流外官请不试书、判之类，从之。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旧书·职官志》：吏部，“若选人有身在军旅，则军中试书、判，封送吏部”。兵部，“其在军镇要籍，不得赴选，委节度使铨试其等第申省”。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志》又云：“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左、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右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旧书·职官志》：吏部，“若中铨、东铨，则过尚书讫，乃上门下省”。《通鉴》开元二年（714年）《注》：唐制，凡文武职事官，六品已下，吏、兵部进拟。必过门下省，量其阶资，校其才用以审定之。若拟阙不当，随其优屈进退而量焉。谓之过官。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欧《史·刘岳传》：唐明宗时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五代之乱，因以为常。官卑者无复给告身，中书但录其制辞，编为敕甲。岳建言：“制辞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力，或申以训诫。不给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诏也。请一切赐之。”由是百官皆赐告身，自岳始也。此事《通鉴》系天成元年（926年），云：岳上言后，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及长兴以后，所除寖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旧书·职官志》：吏部，“郎中一人，掌小铨。亦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选。其校、试、铨、注，与流内略同。”此唐铨法之大略也。其弊，时人多能言之。举其略，则曰：举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委之数人之手，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繁，紊失斯广。魏玄同说。况其考校之法，皆在判书、簿历、言辞俯仰之间。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沈既济语。古者主司所选，独甸内之吏，公卿之属耳。今则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邪？刘秩语。而所综既广，条章不得不
多，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矣。张九龄语。以上皆据《通典》。故皆以为其法不如辟举。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言古者取人，必先采乡曲之誉，然后辟于州郡；州郡有声，然后辟于五府；才著五府，然后升之天朝，用一人所择者甚悉，擢一士所历者甚深。《旧书·韦嗣立传》。玄宗时，张九龄亦谓吏部之为，不过谨守格条，据资配职，不若令刺史、县令，精核其人，然后送台。代宗时，沈既济上《选举议》，事在大历十四年（779年），见《通鉴》。言之尤为激切。其说曰：“吏部之弊，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乃法使之然。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及年代久远，讹失滋深。至于齐、隋，不胜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复宜扫而更之。州郡十分其人，五极其滥，犹有一半公道。吏部铨衡惟征书判，补授只校官资。有文无赖者，计日可升，有用无文者，终身不进。况其书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为。造伪作奸，冒名接脚，《通考·选举考》举官：贞元四年（788年），吏部奏：“艰难已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又在其外。又闻昔时，公卿子弟亲戚，随位高低，各有分数，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礼部明经等亦然，谓之省例。凡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述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责于刺史，则曰官命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通典》。其于吏部专主之弊，可谓穷形尽相矣。独不计此法之起，本由州郡选举之多弊，惩其弊而更复其旧，安保其弊之不复起乎？唐代区区，只使官尚留辟举之法者？则以采访本不赋政，而节度、防御等使，皆起于纲维既弛之后，不能束其下也。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中书、门下上言：
“今后诸道，除节度副使、两使判官外，其余职员，并诸州军事判官，各任本处奏辟。”从之。《职官志》载奏辞曰：“伪庭之时，诸藩参佐，皆从除授。”则梁时尝变此法。陆贽欲复台省辟举，犹不能行，《旧书·贽传》：贽以贞元八年（792年）同平章事。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又宣旨曰：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贽复论奏。上虽嘉其所陈，竟追寝长官荐士之诏。当时朋党方盛，官方复坏，外议所云，未必不实也。况举其权而悉委之州郡哉？《通考·选举考·辟举》：马君云：自隋时，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辟署，士之才智者，苟非宿登仕版，则虽见知于方镇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则仕于朝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时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若张建封之辟许孟容，李德裕之辟郑畋，白敏中之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晋之于韩退之是也。有强起隐逸之士者，若乌重胤之于石洪、温造，张博之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柏耆，杜慆之于辛谠是也。而所谓隐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身。刘贡父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阙，是以号称得人。盖必许其辟置，则可破拘挛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见遗于科目者，亦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广也。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历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复拘以资格，限以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偿跅弛之士，不谐尺绳于科目，受羁絷于铨曹者，少得以自达矣。案唐、宋之异无他，唐方镇辟置，在选法之外，宋则复束之以常法耳。常法固不免拘挛，然不拘文法，可行于非常之时，而不可行诸平时，行诸平时则乱矣。
选举之弊之真根原，果安在乎？杜君卿之言曰：“秦氏惟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弟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征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择审，必获器能。自兹厥后，转益烦广。只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人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唐代仕途冗滥，始于高宗时。《通典》又云：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万姓安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吏曹乃移牒州府，课人应集。至则授官，无所退遣。四五年间，求者渐多，方稍有沙汰。贞观中，京师谷贵，始分人于洛州选集，参选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又云：是时吏部之法，行始二十余年，虽已为弊矣，而未甚滂流，至于永徽中，官纪已紊，逮麟德之后，不胜其弊。又载显庆初刘祥道之言曰：“今内外文武官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攀大数，当一万四千人。人之赋命，自有修促。弱冠从政，悬车致仕，罕见其人。壮室而仕，耳顺而止，亦取其中数。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足有剩人，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千四百余人。应须数外，常剩一倍已上。”可以见其概矣。玄宗时，每年赴选常万人，见《旧书·苗晋卿、裴遵庆传》。任诸州郡则如彼，摄诸吏部则如此，然则求官者众，选举之弊，殆终不可免乎？求官者何以众？沈既济言之辨矣。其言曰：“《礼》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生无生而贵者，则虽储贰之尊，与士伍同。故汉王良以大司徒位免归兰陵，后光武巡幸，始复其子孙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户课。而近代以来，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弟，重承恩奖，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先王制仕，所以理物也；置禄，所以代耕也。农、工、商有经营作役之劳，而士有勤人致理之忧。虽风猷道义，士伍为贵，其苦乐利害，与农、工、商不甚相远也。后代之士，乃撞钟鼓、树台榭以极其欢，而农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养。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沉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也。
故非类之人，或没死以趋上，构奸以入官。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唐选举好弊之滋，亦始高宗时。《新志》谓是时“仕者众，庸愚成集。有伪立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自此以后，以大体言之，殆如江河日下，虽时或整顿，终不能挽其横流之势也。至五代而极矣。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九月，宣宰臣于中书磨勘吏部选人，谬滥者焚毁告敕。十一月，时有选人吴延皓，取亡叔故旧名求仕。事发，延皓付河南府处死，尚书左丞判吏部尚书铨事崔沂已下贬官。此事乃郭崇韬所为。四年三月，左拾遗王松、吏部员外郎李慎仪上疏攻之。谓其年选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余员，得官者才及数十。以致二年（924年）以来，选人不敢赴集，铨曹无人可注，中书无人可除，中书、门下请酌中定制，从之。事见薛《史·选举志》：志述时议，谓搢绅之家，自无甄别。或有伯、叔告敕，鬻于同姓之家，随赂更改，因乱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侄、甥者。松乃韦说门人，说教其上此疏，识者非之。可见崇韬虽操切，其所举发，多不诬也。昔李膺、周举为刺史，守、令畏惮，睹风投印绶者四十余城。夫岂不怀？顾汉法不可偷也。自隋变选法，则虽甚愚之人，第能乘一劳，结一课，获入选叙，则循资授职，族行之官，随列拜揖，藏俸积禄，四周而罢，因缘侵渔，抑复有焉。其罢之日，必妻孥华楚，仆马肥脂，而偃仰乎士林之间。及限又选，终而复始。非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语谓人之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还者。为官如此易，享禄如此厚，上法如此宽，下敛如此重，则人孰不违其害以就其利者乎？”又设为问难而自释之曰：“或曰：今四方诸侯，或有未朝觐者。若天下士人，既无常调，久不得禄，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于他境，则如之何？答曰：善哉问乎！辟举法行，则搜罗必尽。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禄不及者，皆下劣无任之人。复何足惜？当今天下凋弊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今有才者既为我用，愚劣者尽归他人，有万家归之，则二十万人食其黍粟，衣其缣帛，享其禄廪，役其人庶。我收其贤，彼得其愚；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自古兴邦制敌之术，莫出于是。惟惧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沈氏言辟举之利，庸或太过，其言士人所以求仕之故，则可谓深切著明矣。求仕者此辈，司铨叙者亦此辈也，安得不互相徇隐？而督责之道，亦安可废乎？督责愈弛，则奸弊愈滋，庶政皆然，何独选举？然则州郡之辟举安得不替？虽明知吏部之不任，犹不得不以选权尽归之乎？故曰：隋、唐铨法之变，实专制政治演进之理然也。
夫奸弊非独地方有之也，中央亦然。沈既济谓当时公卿，子弟亲戚，随位高低，各有分数，不在放限，则几于成为常例矣。德宗，严明之主也。虽陆贽欲令台省长官荐达其下，犹所不许。而李实，《旧书》本传言：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实乃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唐史于实，容有谤辞，然德宗虽严，此等事仍不能免，则较然矣。徐浩为吏部侍郎，乃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亦见《旧书》本传。则居其职者，且躬自为之，而请托更不足道矣。薛《史·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五月，“诏近闻百执事等，或亲居内职，或贵列廷臣，或宣达君恩，或句当公事，经由列镇，干挠诸侯，指射职员，安排亲昵。或潜示意旨，或显发书题。自今后一切止绝。有所犯者，发荐人贬官，求荐人流配。如逐处长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诣阙上诉，长吏罚两月俸，发荐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却令依旧”。当时中央之于地方，肆行请托如此。柳仲郢之知吏部铨也，“当调者持阙簿令自阅，即拟唱，吏无能为奸”，《新书》本传。则吏之为奸者又多矣。不特此也，即宰相亦干吏部之权。杜氏所谓执政参吏部之职也。唐制，六品以下官，本由尚书省奏拟，开元四年（716年），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新志》谓由是铨司之任轻矣。陆贽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罢之，贽争之曰：“国朝五品已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已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唐中叶之元载，五代时之苏逢吉是也。唐昭宗之在凤翔，亦既身居围城之中矣，而韦诒范乃多受人赂，至居母丧日，为债家所噪，乃汲汲谋起复，《通鉴》天复二年（902年）。不诚令人齿冷乎？然积弊如武、韦之世，姚、宋起，即一扫而空之矣，若藩镇则散在四方，收摄不易，复何从一举而廓清之乎？故同是有弊，与其外滥，终无宁内收也。
以言语觇吏才，盖莫如判，然后亦全失初意。《通典》云：“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义，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此其难之也同于帖经，其取之也同于杂文矣。《评》曰：“自魏三主，俱好属文。晋、宋、齐、梁，风流弥扇。浇讹之弊，极于有隋。唐当创业之初，承文弊之极，群公不议救弊以质，而乃因习尚文。尔后有司，尊贤之道，先于浮华，辨论之方，择于书判。文辞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辞之末也。”言之可谓痛切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6年），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以优劣等第申奏。仍准元敕：业文者任征引今古，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此不业文者，固未必遂有吏才，然据理判断，却近试判之初意也。天宝初，吏部侍郎苗晋卿、宋遥主选，以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居首。众知奭不读书，论议纶然。安禄山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楼亲试。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旧书·晋卿传》。号称尚文之朝，而其事如此，不尤堪齿冷乎？《晋卿传》又云：性谦柔。选人有诉讼索好官者，虽至数千言，或声色甚厉者，必含容之，略无愠色。又《裴遵庆传》：遵庆以永泰初知选事。选人天兴县尉陈琯，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代宗诏付遵庆，于省门鞭三十，贬为吉州员外司户参军。此等必皆有恃而然，故欲祛选弊，至烦天子亲试也。
与辟举之意相通者为论荐，其意亦欲以广识拔，毋令吏部专凭资格用人也。然其效更不如辟举。以辟举犹自用之，论荐则徒升诸朝，更易瞻徇情面也。《旧书·德宗纪》：建中元年（780年）赦诏：“常参官、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评事等，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长吏附送。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以举多者授之。”《懿宗纪》：咸通四年（863年）赦诏又云：“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780年）敕，授官后三日举一人自代。”此即晋世刘寔所建，特此以诏旨行之而已。魏玄同以高宗时为吏部侍郎，上疏论选举云：“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盖以其时官方本甚浊乱云然也。薛登论选举则云：“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道长矣。”案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先后变节，尤难豫知；以所举之非贤，坐及举主，似失之酷。然犯罪情节，各有不同。审所举者之罪，以定举之者之负，而稍偏于宽，似于情理无悖。沈既济禁约杂条，以所举者犯罪之多寡，一人夺禄一年，二人夺赐，三人夺阶及爵，四人解见任职事官，五人贬官，六人除名。有犯臧罪至流以上者，倍论之。举用后续知过缪，具状申述，及自按劾者勿论。及其有无罔上之意，纳赂、属托、亲故、明知不善而故举，皆以罔上论，不在官赎之限。定举主罪之轻重，说亦不失平允也。然此等皆议论云尔，按其实，则事大不然。薛《史·职官志》：后唐同光二年三月，中书门下奏：“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衔，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内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以下者二人。仍须课绩尤异，方得上闻。防御使一人。刺史无奏荐之例，不得辄乱规程。”周广顺元年五月，诏今后州府不得奏荐无前官及无出身人。《通鉴》：晋天福三年三月，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论荐，动逾数百。乃及藏典、书吏、优伶、奴仆”。观此，而所谓奏荐者可知矣。
铨选之地，尚不专于京邑。《新书·选举志》曰：“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旧书·职官志》云：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通典》云：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诵鉴》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述唐铨法云：“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仪凤二年八月云：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旧书·韩思复传》：曾孙佽，出为桂州观察使。桂管二十余郡，州掾而下至邑长三百员，由吏部补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补之。佽既至桂，吏以常所为官者数百人引谒。一吏执籍而前曰：“具员请补其阙。”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夺所理。有过者必绳以法。阙者俟稽诸故籍，取其可者，然后补之。”会春衣使内官至，求贿于邮吏，三豪家因厚其资，以求邑宰。佽悉诺之。使去，坐以挠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敛迹，皆得清廉吏，以苏活其人。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陔余丛考》有唐吏部分东选、南选一条，可以参看。案唐时又有因兵乱遣使即选者，如肃宗时以崔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是也。《旧书·涣传》。赵匡言举选十弊，其六曰：“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事业不得修习，益令艺能浅薄。”其七曰：“羁旅往来，糜费实甚。非惟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已空。”其八曰：“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斯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叹。”其九曰：“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皆与举选集于京邑有关。沈既济之论曰：“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辐凑，士物繁合，然后称其大。若权散郡国，远人不至，则京邑索矣。自古至隋，数百千年，选举之任，皆分郡国，当汉文、景、武帝之时，京师庶富，百廛九市不得顾，车不得旋，岂待举选之士为其助哉？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且权分州郡，所在辟举，则四方之人，无有遐心，端居尊业，而禄自及，禄苟未及，业常不废。若仕进外绝，要攒乎京，货鬻田产，竭家赢粮，糜费道路，交驰往复，是驱地著而为浮冗也。王者当繁其天下，岂廛闬之间，校其众寡哉？”可与此论相发明。又云：“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于京师，人既浩穰，文
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则纲纪且因之隳坏矣，其为议者所訾，固无足怪。即选之法，盖亦所以稍救其弊邪？且政权贵乎普及，遐方之士，自有不乐远宦者，如《新书·欧阳詹传》言闽、越之士，当唐中叶以后，尚不乐北宦是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此等苟非有即选之法，而乡官又废，则并不获仕于州郡矣，亦将使远人觖望也。
选权既专归吏部，自必惟论资格。《新书·选举志》曰：“初铨法简而任重。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玄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袆，仁袆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敬玄传》云：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时员外郎张仁袆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袆为造姓历、状式、铨簿，钳键周密，病心太劳死。敬玄因其法，衡综有序。自永徽后，选员浸多，惟敬玄居职有能称。《旧书·裴行俭传》云：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以为故事。《通典》同。《通鉴》云：行俭与张仁袆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新书·行俭传》则云：行俭始设长名榜、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资拟高下为故事。合观诸文，《新传》“榜”字下疑夺一“引”字，“姓历”则别一时所造也。行俭创法后，其子光庭又继之。《新志》云：开元十八年（730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寻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才甄择之。”《光庭传》云：初吏部求人，不以资考为限，所奖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奋。其后士人猥众，专务趋竞，铨品枉桡。光庭惩之，因行俭长名榜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又促选限尽正月。任门下省主事阎麟之，专主过官。素与萧嵩轻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罢之。博士孙琬，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谊，谥曰克。时以为希嵩意。帝闻，特赐谥曰忠宪。《旧传》略同。又云：其流外行署，亦令门下省之。《职官志》云：“光庭始用循资格，以注拟六品以下选人。其后每年虽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通典》云：“光庭为侍中，以选人既无常限，或有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者，复作循资格，定为限域。凡官罢满，以若干选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选，高官少选。贤愚一贯，必合乎格者，乃得铨授。自下升上，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谓之圣书。虽小有常规，而抡才之方失矣。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通鉴》云：“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开元十八年（730年）。开元二十一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案《新书·张九龄传》，亦言九龄为相，上言废循资格，则时议之于循资，无以为然者。然出身二十余年而不获禄，其为沉滞，宁不更甚于六十未离一尉？为国求才，既非凡士大夫之素志，亦非吏部以一人尽揽九流，并其面而不识，而有待于保识者所能办，则限年蹑级，不犹足以息奔竞之风乎？苏轼有言：“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果至于斯，官场风气，必也益坏，限年蹑级，不犹愈乎？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八月，中
书门下奏“请差左丞崔沂等同详定选司长定格、循资格、十道图”，从之。欧《史·姚传》，言其为相，“循资、长定旧格，岁久多舛，因增损之。选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诉不逊。等无如之何。废帝为下诏书禁止”。足见此法之不能废，亦足见不便之者，实皆幸进之徒也。
用人之要，不越儒吏两途。论者恒贵儒于吏，盖以吏徒能奉行故事，儒则明于治道，可与议法，即用法亦能得法外意也。儒而惟知记诵、辞章，则其不知治道，亦与吏等，而明习法令，知民情伪，或反不逮焉，而犹执旧说不变，则士夫之偏见也。然议论可以偏袒，事实不相假借，故吏之见用，卒随世而盛焉。牛弘言令史百倍于前，则其明证。刘炫推求其故，谓由文案之密。文案非士夫所乐为，并非其所能为，乃不得不多任胥史。任胥史不可无以督察之，或并非不习文法者所能，于是长官亦或出于是矣。《隋书·儒林传序》谓“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是也。文书委积，则奸弊丛生，此由纲纪坏而宠赂彰，督责疏而比周密，初不关乎流品，而论者又多以是为言。如《隋书·刘炫传》言：“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于是立法：州县佐史，三年而代。”是其事矣。此亦士夫偏见。《炫传》又言：“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炫。”然则流外初不给廪，又何以责其廉乎？《新书·刘晏传》云：晏尝言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故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故事而已，爵禄独非利乎？显为名者，孰不阴以为利？至于二者不相容，则箪食豆羹见于色矣。《关播传》：播迁给事中。“故事，诸司甲库，以令史直曹刓脱为奸。播悉易以士人，时韪其法。”夫岂知言也哉？《傅奕传》：唐初，太仆卿张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总易欺，请减之以钤吏奸。”公卿举不谓然。奕独是之，为众沮訾不得行。奕与道源之见，实与刘炫同，然炫谓省官不如省事，不谓事未省而官可遽省，奕与道源，乃徒欲去文簿，宁不知文簿之设，本所以钤奸邪？文簿繁而奸又生，犹之为之斗斛权衡而又见窃。然因此而剖斗折衡，可乎？《李泌传》：泌为相，请复张延赏所减吏员。德宗问：“今户口减承平时几何？”曰：“三之一。”帝曰：“人既凋耗，员何可复？”泌曰：“户口虽耗，而事多承平时十倍，陛下欲省州县则可，而吏员不可减。”泌之为此，盖不能无违道干誉，然其说则是也。职是故，吏之见用，卒随世而益盛。
《通考》云：“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已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后，遂为宦途。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于谣颂。”急而求之，已又加以限制，固无怪人心之不平也。然轩轾之见，即当急而求之之时，亦未能免。太宗穷诘张玄素出身以挫之，是其事矣。《旧书·薛收传》：从孙稷，睿宗时参知政事。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稷劝令礼让。因入言于帝曰：“绍京素无才望，出自胥吏，虽有功勋，未闻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师长百僚，臣恐清浊同贯，失于圣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绍京表让，遂转为户部尚书。此与玄宗欲加牛仙客尚书，而张九龄以其本河湟使典争之，正相类也。显庆中，刘祥道言：“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省、中书都事、主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纵欲参用士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恐未尽铨衡之理。望有厘革，稍清其选。”此儒吏之显相争者也。
《新书·选举志》云：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此皆因其才而用之，未可谓之歧视，然终亦不免轻视其人。《旧书·傅奕传》：高祖践阼，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竟死狱中，遂惩其事；又耻以数术进；乃荐奕自代。《新书·阎让传》：弟立本。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异鸟，容与波上，悦之，诏坐者赋诗，而召立本侔状。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是时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怅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名，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此其见轻，可谓甚矣。此自为非是。然艺术之士之见轻，亦有以其甘为嬖幸者，此则攻击之者，意又在于祛除弊事，非尽攻击其人矣。《旧书·韦贯之传》：宪宗时，转礼部员外郎。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职官志·吏部职》云：“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辞理恳切，竟罢去之。又《曹确传》：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刺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此两事，皆非徒以其为杂色之流而轻之也。中宗置公主府官属，安乐府所补，猥滥尤多。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谓“富商豪贾，尽在缨冕之流，鬻技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使仍而弗革，尚复成何事体邪？
门荫亦为弊法。魏玄同之言曰：“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龀之年，已要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技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通典》。然则一至高门，而铨法皆废矣。郑善果父诚，讨尉迟迥战死，善果年十四而授沂州刺史。《隋书·列女传》。高劭者，骈之从子。朝廷优假骈，亦十四遥领华州刺史。薛《史·劭传》。此等纵不自为政，然稍长必历高官，奚翅使人学制美锦哉？《旧书·李怀远传》：宗人欲以高荫相假，怀远拒之。退而叹曰：“因人之热，高士不为，假荫求官，岂其本志？”则荫并有假冒不实者矣。
《通考》以唐之捉钱令史、纳课品子为赀选。捉钱令史，后虽利其钱，初固与钱令捉；若纳课品子，则真赀选矣。其尤甚者，则为丧乱时事。《通考》：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余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赀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赀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谨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有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此奏于虚名外兼鬻实官，官职外并鬻出身，乃至不识文字者，可同明经，可谓甚矣。《注》云：“权为此制，寻即停罢。”盖所得仍不多也。《通考》又云：“元和十二年（817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释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旧纪》：诏以定州饥，募人入粟受官及减选、超资。时亦直用兵之际，无力救灾，故其优假如此也。
《通考》又记元和时事云：“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案《新书·循吏传》：韦丹，顺宗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为舍人。新罗国君死，诏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国赐州县十官，卖以取赀，号私觌官。丹曰：“使外国不足于赀，宜上清，安有贸官受钱？”即具疏所宜费。帝命有司与之，因著令，盖即此事也。《通考》又云：十五年（820年），复其制。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吐蕃使八员。盖亦以费用不给之故？《新书·胡证传》：太和公主降回鹘，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和亲使。旧制，行人有私觌礼，县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纳赀于使，而命之官。证请俭受省费，以绝鬻官之滥。盖其制又曾暂废？然恐亦不能久也。
清浊之别，隋、唐世仍有之。卢恺当开皇初，除吏部侍郎，后摄尚书事，何妥攻其与苏威朋党，除名。《传》言：“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诮。”而《彦师传》言：“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则周氏一时之事，未能变累世相袭之风也。唐世，“职事官资，清浊区分，以次补授”，详见《旧书·职官志》。又《韦温传》：文宗时，迁尚书右丞吏部员外郎。盐铁判官姚勖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勖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勖检校礼部郎中。翼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对曰：“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勖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可见区别之严矣。
重内轻外之风，隋、唐时颇甚。贞观、开元之世，亟欲挽之，然皆未能奏效。肃、代以后，乃幡然一变，力求重内而不得矣。此可见制度与事势乖违，终必有名无实也。《新书·循吏传》曰：“太宗尝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维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举任县令者。都督、刺史，职察州县。间遣使者，循行天下，劾举不职。始都督、刺史，皆天子临轩册授，后不复册，然犹受命日对便殿赐衣物乃遣。玄宗开元时，已辞，仍诣侧门候进止。又锢废酷吏。诏三省侍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长人不可轻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间，虽不能皆当，而所得十五。故协气嘉生，薰为太平，垂祀三百，与汉相埒。”此言虚美无实。《隋书·循吏·柳俭传》：高祖初有天下，妙简贤能，出为牧宰，以俭仁明著称，擢拜蓬州刺史。蜀王秀得罪，坐与交通免。炀帝嗣位，征之。于时以功臣任职，牧州领郡者，并带戎资，惟俭自良吏。帝嘉其绩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赐物一百段而遣之。然则隋高虽留心政事，至炀帝世，武人之司牧者犹多。《旧书·马周传》：周于太宗时上言：“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宫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得一。百姓未安，殆由于此？”是太宗亦未能革隋世之弊也。高宗以后，迁流弥甚。《旧书·韦嗣立传》：长安中，则天与宰臣议及州县官吏。纳言李峤、夏官尚书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中宗时，嗣立上疏，言：“刺史县令，理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萧至忠传》：中宗时上疏云：“伏见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职者。愿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诸司长官子弟，并改授外官。”《卢怀慎传》：景龙中上疏云：“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或有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跂踵而望。争求冒进，不顾廉耻。”又云：“内外官人，有不率宪章，公犯臧污，侵牟万姓，劓割蒸人，鞫按非虚，刑宪已及者，或俄复旧资，虽负残削之名，还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岭碛，微示惩贬，而徇财黩货，罕能悛革。小州远郡，蛮陬夷落，何负圣化，独受其弊乎？”皆可见其每况愈下之状。开元初，有人密奏：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材，全不简择。谢官日引入殿庭，问安人策一道。试者二百余人。韦嗣立子鄄城令济第一。或有不书纸者。擢济为醴泉令。二十余人还旧官。四五十人放归习读。是试者二百人，不合格者殆三之一也。此据《旧书·韦嗣立传》，《通鉴》从《唐历》云：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二年正月，“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通鉴》。然三年（715年）。张九龄言：“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于是。人情岂忘其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今不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臣以为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于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通典》。观其言，则二年之制，实未行也。四年（716年），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扬州采
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通鉴》。人情大可见矣。八年（720年），宰相源乾曜言：“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多在外官。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旧书》本传。此亦见二年之制，有文无实。《旧书·列女传》：宋庭瑜妻魏氏，父克己，有词学，则天时为天官侍郎。魏氏善属文。先天中，庭瑜自司农少卿左迁涪州别驾。魏氏随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赋》以叙志。开元中，庭瑜累迁庆州都督。中书令张说，少时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为外职，乃作书与说，叙亡父畴昔之事，并为庭瑜申理。乃录《南征赋》寄说。说叹曰：“曹大家东征之流也。”庭瑜寻转广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殒。时人莫不伤之。使庭瑜不遽陨没，岂不转瞬内迁乎？十一年（723年），山东旱，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而至任多无可称。《旧书·王丘传》。十三年（725年），帝自择刺史，凡十一人。治行，诏宰相、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滨。盛具，奏太常乐，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赐诗，帝亲书，且给纸笔令自赋，赍绢三千匹遣之。《新书·许景仙传》。其效亦可想矣。
安、史乱后，内外官轻重遽变。李皋抵法求外，事已见前。《新书·李泌传》：泌以贞元三年（787年）同平章事。“是时州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乃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时以为宜。而窦参多沮乱其事，不能悉如所请。”李实以外出迫权德舆，其说未知信否，即谓可信，唐中叶后，重内轻外者，亦惟此一事，况乎其说之实不可信也？然外官之见重，岂徒以其禄之厚哉？读《旧书·薛珏传》所述楚州营田事，即可见其禄之所由来。然此犹仅乾没而已。薛《史·相里金传》云：出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属，皆不令干与民事，但优其赡给，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声绩。此可见刺史之下，倚势虐民者甚多。《安重荣传》云：晋高祖即位，授成德军节度使。自梁、唐已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其实贿赂半归于下。惟重荣自能钩距，凡有争讼，多廷辩之。至于仓库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诸司不敢窥觊。此则括其下之所得，以归于己而已，民未获抒也。《刘审交传》：汉隐帝嗣位，用为汝州防御使。乾祐二年（949年）春卒。郡人聚哭柩前，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时致祭。冯道闻之曰：“予尝为刘汝州僚佐，知其为人。廉平慈善，无害之良吏也。刺辽、磁，治陈、襄、青，皆称平允，不显殊猷。其理汝也，又安有异哉？民之租赋，不能减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馁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怀感如此者？诚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良吏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泰，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邪？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此可见当时所谓良吏者，并无足称，而其时之人，并此而不能为也。欧《史·郭延鲁传论》曰：“乌乎！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自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不可胜纪矣。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而功臣大将，不幸而死，则其子孙率以家赀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盖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又《王进传论》曰：“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
人也？虽其附托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敌阵，非有百夫之勇，则必有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节，何其甚欤？”《廿二史札记》云：“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其所以任之者如此。然果以贼民乎？抑以自贼乎？《五代史阙文》云：晋高祖引契丹围晋安寨，降杨光远，清泰帝至自覃怀，京师父老迎于上东门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两川节度使，皆用文臣，所以明皇、僖宗，避寇入蜀。今孟氏已称尊矣，吾何归乎？”因恸哭入内，举火自焚。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言：明之亡，从死者皆文臣，后起义兵者皆文臣及儒生，武人则无不以其众幸富贵，然后知承平时视如徒隶者未必非。乌乎！何其言之痛也？然则好用武人者，果以贼民乎？抑以自贼也？
回避之法，大体后密于前。《旧书·职官志》：吏部，“凡同司联事、句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亲”。《杨嗣复传》：元和十年（815年），累迁至刑部员外郎。郑馀庆为详定礼仪使，奏为判官。改礼部员外郎。时父于陵为户部侍郎。嗣复上言：“与父同省非便，请换他官。”诏曰：“应同司官有大功以下亲者，但非连判及句检之官并官长，则不在回避之限。如官署同，职司异，虽父子兄弟，无所避嫌。”此正《职官志》所云。《良吏传》：贾敦颐，弟敦实，贞观中为饶阳令。时敦颐复授瀛州刺史。旧制，大功以上，不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职，俱有能名，竟不迁替。此则出于法外者矣。
考课之法，衰世必衰，以莫操督责之术也。《隋书·李谔传》：谔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奏论其弊曰：“用人惟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已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炫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惟以乾没为能。”又谓隋时，刺史入觐，仍有“言辞不逊，高自称誉”者。盖自州郡割据以来，尾大不掉，致成此积习也。隋世考课自较严，然权集中枢，又苦不知地方情状，于是愿者敷衍塞责，狡者且上下其手矣。《房彦谦传》：“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颖曰：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致乖平坦？宰贵既不精练，斟酌取舍；曾经驱使者，多以蒙识获成，未历台省者，皆为不知被退；又四方县远，难可详悉，惟量准人数，半破半成，徒计官员，莫顾善恶；自然欲求允当，其道无由。”谓宜“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豪之善，贬纤介之恶”。此岂可致之事邪？行之既久，终必至于不辨功罪，惟校岁月而已。“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可见其弊已著矣。唐代考课，属吏部之考功。应考之官，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考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内外文武官，量远近以程之，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京官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分为九等。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考等第而勉进之。亲、勋、翊卫等，略有三等。据《旧书·职官志》。《新书·百官志》略同。任期初因隋为四年，后减为三。《通典》载沈既济请改革选举事条云：六品以下官资历，并请以五周为满。《注》云：唐、虞迁官，必以九载，魏、晋以后，皆经六周。国家因隋为四，近又减削为三考。今三、四则太少，六、九则太多，请限五周，庶为折中。久任为论吏治者所称美。唐世，刘祥道、卢怀慎、赵憬等咸以为言，皆见《旧书》本传。然久任有熟习之美，亦有巧猾之弊。大抵事在应付物者，愈久而愈熟习，其在应付人者，则愈久而愈巧猾。然应付物者，实亦欲应付督责己之人，苟有趋避之方，自可不
尽其责。则其利弊，正难以一言蔽。《新书·王播传》云：播居官以强济称。天性勤吏职。每视簿领纷积于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为乐。所署吏，苟无大罪，以岁劳增秩而已，卒不易其职。彼其得吏之力必甚深，然安知非因其强济，故吏不敢欺，亦不敢惰弛，而岂徒久任之效邪？考课欲克举其实，其事极难。《旧书·赵宗儒传》：贞元六年（790年），领考功事。黜陟公当，无所畏避。凡考之中上者，不过五十人，余多减入中中。此仅不畏强国而已，其得当与否，亦自难言。《通考》载宝应二年（763年），考功奏请“立京、外按察。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而元和十四年（819年），考功奏“近日都不见牒报”。又贞元时，考功奏：“自至德至今三十年，诸司一例申中上考。”大中五年（851年），吏部奏：“近年以来，刺史皆自录课绩申省，务炫者则张皇其事，谦退者则缄默不言。又州府申官人核得冤狱书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惩殿。或云书考日当书下考，至时又不提举。又诸州府所申奏录课绩，至两考、三考以后，皆重具从前功课申省，以冀褒升，或校勘不精，便有侥幸。又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门资。”皆可见其怠慢及背公党私之状。更进一步，遂有并受考而有所不甘者。薛《史·唐末帝纪》：清泰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请应内外所管军人，凡胜衣甲者，宣下本部大将，一一考试武艺短长、权谋深浅。居下位有将才者，便拔为大将；居上位无将略者，移之下军。其东班臣僚，请内出策题下中书，令宰臣面试。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处大位无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约如此。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悱。谏官刘涛、杨昭俭等上疏，请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书覆奏，亦驳其错误。帝召学士马裔孙，谓曰：“史在德语太凶，其实难容。朕初临天下，须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尔代朕作诏，勿加在德之罪。”诏辞亦载薛《史》，竭尽调停之致。在德所奏，是非姑措勿论，何至举朝怨怒若此？此非所谓盗憎主人者邪？又《职官志》载是年九月，尚书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学士程逊所上封事，内请自宰相、百执事、外镇节度使、刺史，应系公事官，逐年书考，较其优劣。”遂检寻《唐六典》《会要》考课，令书考第。从之。时议者曰：“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循，尚书诸司渐至有名无实，废坠已久，未知凭何督责？程逊所上，亦未详其本原。其时所司虽有举明，大都诸官亦无考校之事。”欧《史·卢文纪传》言：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请悉复中外官校考法。诏虽施行，而官卒不考。法令非徒成为具文，乃并具文而无知者，亦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