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屈子自道其生辰也。王逸《楚辞章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宾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后朱子《楚辞辨证》疑其说，谓：“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重申王说，曰：“古人必以日月系年。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岂有自述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陈瑒《屈子生卒年月考》（云：“以甄鸞《五经算术》所载，周历法，自楚怀王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此二年中建寅之月，皆无庚寅之日。惟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已巳朔，庚寅为月之二十二日，屈子殆以是年生。”）刘师培《古历管窥》云：“以夏历推之，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卯蔀四十九，积月六百零六，闰余一，积日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大余十五，得庚午为正月朔，庚寅为巳月二十一日，屈子之生当在是年。”）相继推定屈子生年在楚宣王二十七年。按之《史记》，于屈原事迹，大概符合。据《世家》：怀王十六年，张仪至楚。十七年，秦败屈丐。其时屈原已先绌。（屈复《楚辞新注》谓“《史记》被疏，止是不与议国事，未尝夺其左徒之位。夺其位当在此年。”林雲铭《楚辞燈》谓在前张仪至楚之年。）计其年寿为三十二岁，则为左徒用事时，年三十左右也。（屈复定屈子为左徒在怀王十一年时，因是年楚为从约长，《惜往日篇》所谓“奉先功以照下，国富强而法立”是也。今按：屈说亦无据。惟屈原为左徒用事，则大致在此，或稍后也。）十八年张仪重至楚，屈原使从齐来，谏何不杀张仪，是岁屈原年三十三。其后十二年，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元年，屈原若在，年当四十六。以子兰之谗而迁，遂沉汨罗以死。其年无考，要当在五十左右。（洪兴祖说《悲回风》，施黄棘之枉策云：“怀王二十五年入秦，与昭王盟于黄棘，后为秦欺，客死于秦。顷襄七年迎妇于秦，是欲复施黄棘之枉策。”今按：黄棘明属怀王时事，不得牵并襄王为说，朱子《楚辞辨证》并不认黄棘为地名，则屈原之卒，是否在顷襄七年后，实无证。东方朔《七谏 怨世篇》年既已过太半兮，是或屈子年逾五十之证。）此屈子年世之略可考者也。
王船山《楚辞通释》以《哀郢》为顷襄迁陈，屈原不欲，谗人以沮国大计为原罪，遂重见窜逐而作。考迁陈在顷襄二十一年。屈原若在，年应六十六岁，疑不若是之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谓“襄王徙陈，其时长沙曾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又引“韩非曰：秦与荆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则是时屈子自沉之长沙亦入秦矣。”实则洞庭五渚江南，并非指今长沙一带而言。（参读《考辨》第一二七。）惟谓屈原卒在襄王迁陈前，则是。）又邹叔绩《遗书》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亦定屈子生年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并据殷历推定为正月二十一日，已先刘说。）而谓卒在秦昭王三十年，屈子年六十七，自云论证详《读书偶识》。今《偶识》已佚，不可见，或与王说同据《哀郢》也。（邹氏应湘潭王氏聘，校《船山遗书》，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仿朱竹垞《经义考》及《直齋书录题解》之例，勒为目录三卷，则于船山论屈子事，必见无疑。）今读屈子诸篇，其忠君爱国之情，郁勃既盛，感伤弥切。苟顷襄初政，原又被谗南迁，当时即无久理。不得又抑塞流徙，至于二十二年之久，乃始沉湘而去。（《哀郢》年代参读《考辨》第一百三十，邹叔绩又论《离骚》年代。参读《考辨》一百二十一。）
抑前人论屈子卒年，犹有异说。则谓屈子之卒，尚在怀王入秦前，并不及襄王时。此王白田《草堂存稿》主之。其说曰：“《离骚》之作，未尝及放逐之云。与《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时之语。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不复，一返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事。原之被放在十六年，以九年计之，其自沉当在二十四五年间。而谏怀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谏王不听，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诸篇无一语及之。至《悲回风》《惜往日》，临绝之言，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祇反复于隐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楫，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会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之立，则原之自沉久矣。”又曰：“《史》所载，得于传闻，而《楚辞》，原所自作，固不得据彼以疑此。原所著惟《九章》叙事最为明晰。其所述先见信，后被谗，与《史》所记怀王时相合。至于仲春南迁，甲之朝以行，发郢都，过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时日道里之细，无不详载。而于怀王入秦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颠倒也。怀王客死，君父之雠，襄王不能以复，宗社危亡将朝夕，此宜呼天号泣，以发其冤愤不平之气。而乃徒叹息于谗谀嫉妬之害，而终之曰不毕辞以赴渊兮，恐壅君之不识。则原之反复流连，缠绵瞀乱，仅为一身之故。而忠君爱国之意，亦少衰矣。”（《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今按：王氏此论，多据《哀郢》，《哀郢》非屈原作。《悲回风》《惜往日》，皆非屈子自道之辞。王氏所据，皆非惬当。然《楚辞》二十五篇，绝不及怀王入秦事，则诚如王氏之论。史公《原传》顷襄王怒迁屈原一节，文气断续，本颇可疑。则屈原之卒，固在顷襄之世与否，诚未可专据《史》文为断也。余考屈原放居，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水，皆在江北。（详《考辨》第一二七。）则原原迁江南，事无显证。屈原之卒，或早在怀王入秦前，固有可信之理。惟屈子被谗，困居汉北，既已多历年所，而一旦沈渊以去，则虑必有甚深刺激，益其悲愤。或者正由怀王之入秦，或者则由顷襄之赐谪，忧伤愤懑之既甚，而不暇见之辞，则今《楚辞》之无其文，仍不害当时之有其事也。然则屈原之卒，正当在怀王入秦不反之数年间乎？（又按：又有疑屈原之卒，未必自沉者。袁枚《随国随笔》引黄石牧云：屈子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又曰：显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皆冤忿寓言，非实事也。太史公因贾生一弔，遂信为真，不知宋玉《招魂》之作，上天下地，东西南北，无所不招，而独不及水。何也？惟乱曰：湛湛江水上有枫，魂兮归来哀江南，则其善终于汨罗可知。若《楚辞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时，则豫凶非礼，宋玉不应诅其师矣。今按：鲁仲连义不帝秦，亦谓惟有蹈东海，屈子云云，发于愤激，其果自沉与否，诚亦无可确证也。）
余疑屈原之卒，当在怀襄之交，决不及襄王迁陈时。既具如上论。然《哀郢》则自是迁陈后作。故曰：“哀故都之日远。”又曰：“民离散而相失，遵江夏以流亡。”又曰：“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此明为国破民流之辞，非孤臣之被谗见逐矣。然则《哀郢》非屈原作，而作《哀郢》者别自有人也。其人为谁，则绝无可说。惟篇中有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楚策》：“庄辛谏襄王，不听，去之赵。留五月，（疑当作五年，参读《考辨》第一四五。）秦举鄢郢，襄王复徵庄辛，授之为阳陵君。”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疑阳陵即陵阳。今按：《魏书 穆崇传》：崇为阳陵侯，《北史 崇传》作“陵阳”，则顾说容可信。或《哀郢》陵阳本作阳陵，涉上文“陆阳侯之汜滥”句而误。（按《汉志》，陵阳必丹阳，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则陵阳在江南也。《楚策》，授之为陵阳君，与淮北之地，则阳陵应在淮北，与《汉志》陵阳自别。）《哀郢》其殆庄辛之辞乎？辛，楚人，擅辞赋。值襄王时，目击郢都之危，谏君不悟。流掩城阳，乃始见召。危言耸听，因得封赏。而谗谤间之，赋此自悼。较之谓屈大夫之辞，固稍近情焉。（余考庄周书《说剑篇》，亦庄辛作，参读《考辨》第一四五。）否则乃宋玉、景差之徒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