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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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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半农的诗集将要出版了,我不得不给他做一篇小序。这并不是说我要批评半农的诗,或是介绍一下子,我不是什么评论家,怎么能批评,我的批评又怎能当作介绍。半农的诗的好处自有诗在那里作证。这是我与半农的老交情,使我不得不写几句闲话,替他的诗集做序。

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是的,我们也发谬论,说废话,但做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半农到欧洲去后也还时常寄诗来给我看。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尹默早就不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驭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他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半农则10年来只做诗,进境很是明了,这因为半农驾驭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情实。天下多诗人,我不想来肆口抑扬,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诗作家说来,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

我想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在我这样旧人——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看来,觉得不很满意,现在因了经验而知稼穑之艰难,这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一个进步了。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诗,既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氛与婚姻有点共通的地方,所以用来起兴,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乃是也在发表正意,不过用别一说法罢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但暇时也还想到,略有一点意见,现在乘便写出,当作序文的材料,请半农加以指教。

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