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周刊渐渐“繁荣”之后，最感觉得显著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渐渐地增多。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此时只是萌芽，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