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同诸位谈及《生活》周刊第一个时期中（自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个时期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扩充到本子的时候。《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可以算是划一新时代。
扩充要有钱，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常谈起的所谓资金。可是当时我们两手空空，怎样扩充起来呢？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改成本子，我们向来是非常重视读者意见的，我和伯昕先生下决心改成本子，但是钱这东西却不是可由我们下一决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盘上打来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们的“决议”是只有自己设法的一条路走（当时“自力更生”这个名词还未时髦）。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报上不登“韦廉氏医生”的红色补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补品东西，我们也转着它的念头，想向他们拉一个广告来“补”一下！这是洋人办的卖药公司，因为我懂得几句洋话，于是由我出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里去闯它一下。事情虽然成功，经过却颇费周折，详情如何，又要请诸位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