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人不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最优越的理由是因为他离开他所生存的血族团体不能有个性的认识。野蛮人，不是好玩的，常常有许多实在的危险和想象的恐怖包围著他，使他决不能为孤独的存在，独立的状态是他所想象不到的境界。逐出血族团体即等于今日之宣布死刑。比如在前史时代的闪密的人中，希腊人中，及其他半开化民族中，要犯了凶杀案的人，才处以逐出氏族的极刑。据另一种神话，阿勒斯特——在他杀了他的母亲以后，嘉恩（Cain）——在他杀了他的兄弟之后，立被逐出国境。就是在许多很前进的文明人——如有史以来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中，放流还是一种极可怕刑罚。希腊诗人特欧格尼（Theagnis）说：“放流是极可怜的，既没有朋友，又没有忠实的同伴。”可见离开亲族而营孤立的生活，是习惯群居生活的原始人们顶可怕的事情。
并且生长在原始环境中演进的人们，他们比较开化的人们，更是互相关联而不能分立的存在物，因为要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所以他们必须与他的群和家族为一体，个人既不是财产的主人，也不是我们今日所谓家庭之主人。在极原始的人们，还没有家庭的形式存在。氏族是全体的，群体结婚的是氏族，共有财产的是氏族，而每代的儿女也是属于全氏族；除了氏族之外，他们绝不认识个人的存在。
氏族内部，一切属于全体，非洲波希曼人（Boshiman）若是得了一种赠物，便分配于全氏族的人员；据达尔文的报告，有人给一铺被盖与一个佛爱奇人（Fuegien），他便将被盖撕成许多小块以分给其同伴；波希曼人若是捕获一条野牛，则分割为许多块数，以送于其余的人，自己只留一极小部分。旱荒的时候，佛爱奇的少年便沿河而跑；若是气运好，遇着一条浅死在滩上的鲸鱼，他们无论饿得要死也不动手，只是迅速的跑回去告知他们的氏族；于是氏族人员立即跑来，由极年长的人将死鲸尸体平均分割于全体。即在比波希曼和佛爱奇更发达的野蛮人中，猎得的禽兽也不属于猎者个人，只是属于他的妻的家族或他自己的家族，并且分配的细则，是按照亲族等级的。
渔与猎——是两种原始的生产方法，通常是要共同去做的，所以获得物品也是共同消费的。波多居岛人（Botocudos），是南美巴西地方一些不可驯服的种族，他们全族的人员组织为共同的打猎队伍。凡属他们发见有野兽的地方，便全体都去，那块地方的野兽不打尽，他们是决不离开的。共同狩猎的种族必产生共同消费的习惯，原始的共产社会最初便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每次狩猎成功了，他们必集合全氏族的人员公开盛筵，共同享受获得的禽兽。这样太古的风俗，就是在后世也还可以发见。在高加索某几个村落中，若一家捕获一条野牛或十几条羊，便要召集全村的人口举行一个庆日，大家共同醉饱，以纪念历年死了的人们。这样纪念死者的共同大餐，在中国宗法社会的家庭和宗祠里面，现还有其遗迹。
摩尔根在他最后的重要著作《美洲土人的家庭与家庭生活》（House and house 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里面，研究一些原始共产时代的风俗。据他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共同的渔猎生活：那些专靠兽肉供给的平原各种族，都是在他们的狩猎中表示他们的共产主义。在一些黑脚印第安人猎取野牛的时候，便有一些男女和儿童骑着大群的马跟着猎夫走；当开始追逐兽群时，猎夫们便将打死的兽委弃在地上，从后赶上的人，只要谁先碰见这个兽，便归谁所有。这样的分配方法，继续以至人人都碰着打死的野兽为止；他们一碰着打死的野牛，便立即施以宰割，或是在太阳光热下面晒干，或是炎草熏干；猎场中另一部分人则收集没有晒干的肉和碎肉，混和腊油卷于兽皮里面。鱼类丰富的哥伦比亚河（Columbie），到了渔季的时候，全族的人员便一齐沿河扎起野幕，来共同取鱼；每晚按照妇女的人数分配，每个妇女接受一份均匀的；获得的鱼都是随时劈开，并且在鱼箦上晒干了，然后才收集于篮子里面搬运到村落里去。
当野蛮人停止沿河沿海以获取由自然供给的食品（如沙滩之死鱼等）之漂流生活时，他们才定居于一定的地方，建筑一些房屋。房屋不是属于个人的，但是属于全氏族共同的。故一个房屋可以住好几百人。在北美加罗林岛（Caroline）住居的黑太人（Haidah），每个屋子里面总是住七百人以上。又如拉毕罗慈（LaPerouse）在海洋洲波里尼西亚（Polynesie）发见的房屋，长三百一十尺，宽二十至三十尺，高十尺，好象一个独木舟倒转的模形，两个极端开了门户，全屋可住百多人。伊洛葛人的长屋，据摩尔根说，十九世纪的末年才消灭，长百尺以上，宽三十尺以上，高二十尺，其中横一条贯通全屋的走廊，走廊的两边排列一些七尺宽的小房子，各小房子里面住一些结婚的妇女。每栋房屋有两条出入的门户，门上画有或刻有其本氏族图腾（Totem），——即本氏族的后裔用以标识的禽兽。澳洲波尔尼（Borne）地方的达雅克人（Dayaks）的村落是由一些共同住居形成的，房屋是用木棍构造的，所占地面有十五尺至二十尺之宽，与瑞士湖畔的建筑差不多。白天则在走廊中央度日；未婚的成年男女及青年男女夜晚则分离睡于各共同的大厅之中，男性的睡做一厅，女性的睡做一厅。至于墨西哥土人的大屋（Casas Grandes），基础的面貌是很宏大的，上面建了好几层高楼——一层复一层，每层的小房子分得如蜂房一样。考古物学家舒利曼（Schliemann）在希腊阿哥里德（Argolide）发掘出来的古屋，及其余一些考古家在诺威与瑞典的废址上发现的一些大房屋，皆为希腊荷马时代及斯干的那夫民族（Scandinaves）半开化时代之共同房屋。而法国阿文义地方（Auvergne），在十九世纪的上半纪，农人们还是几个家族集合同居，那些同居的房屋恰好与伊洛葛人的相类似。在这些共同房屋里，一切供给是共同的，制火食的厨房是共同的，每餐都是共同来吃。
同居的伊洛葛人，共同耕作园圃，收集谷物，然后贮之于他们住居里面的共同积谷里面。这些生产品的分配，按照个体具有的方法，只是分配于各家——即走廊两面的各小房。例如玉蜀黍一束一束捆好了的时候，便悬挂于各小房子的壁上；但邻近小房子里面的玉蜀黍用尽了的时候，又可按照需要，到别的房子里面去取用。就是对于渔猎的获物，也是同样的分配保留。一切蔬食品与肉食品都是委给妇人去保管和分配，作为氏族全体人员的共同财产。所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里面，常可发现一种“个人所有品还可共同使用”的“奇怪”现象。
据在美洲狄拉华人（Delaware）和蒙西人（Munsees）中住过十五年（一七七一——一七八六年）的牧师赫克威尔德（Hechewelder）说：“在印第安人的房屋里或家族里面，没有一件东西不为个人的财产。从马、牛，以至狗、猫和小鸡，每个人都认识那一件是属于他的。就是在一胎小猫或一孵雏鸡之中，有时也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如果有人要连母带子买一孵鸡，便应与对于这些小鸡具有所有权的儿童们去商量。纵然种族里面实行共产的原则，然家族的各个人都公认各有财产的权利。”实际上，这不过是在共产主义里面发生个人的分配——即个人使用的财产，并不如一般经济学家所说，是与共产主义相矛盾，反而是共产社会完全必要的分配方法。
在别的印第安人，如新墨西哥拉格兰（Laguna）一些村落里面，食物并不分给一个家族的各母亲去看管，只是交给她们贮之于共同的仓库。一八六九年牧师高尔曼（Garman）写信给摩尔根说：这些谷仓，普通都是交由妇女们管理；她们常常担心将来缺乏粮食，比其近邻西班牙人还要留心；所以她们日日调节食物，务使贮藏的东西能经过一个全年；所以在这些印第安人若是只遇一个荒年还是可以度日，但若连续两年歉收，他们便要受饥饿的痛苦。
在中美麦野地方（Maya）的印第安人，一个村落中有一个共同的灶屋，上面用茅棚盖的，这个灶屋是供全村的人共同使用的，如欧洲中世纪的共同面包灶一样。斯德芬（Stephen）旅行于中美雅卡登地方（Yucatan），常常遇见一群一群的妇女和小孩子用木钵盛着烧好的饭菜，从这样共同灶屋跑到各自的家里去。但在伊洛葛人中，共同的伙食，即在每个共同的住屋里面做，每个家族有一个共同的大锅灶，每餐由主母在这个大锅灶上面，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食品；每个人用木碟或泥碟盛着自己那份食品；他们既没有桌凳，也没有一块处所象现今的厨房与食堂，每人接着食品后，只要何处与他相适，便在何处蹲着吃或站起吃。但是通常总是男子吃在前，女子与儿童吃在后。剩下来的食品，竟日之中，无论那个饥饿的时候，都可拿些去吃。妇女们每日午后，将捣碎的玉蜀黍煮成汤粥，任它冷却，留到明早以招待外来的客人。他们无所谓早餐，也无所谓晚餐，他们觉到饥饿的时候，便可到屋子里面去吃。
共食的风俗，在有史以后的希腊还是存在，如所谓共同飨宴（Syssities），不过是原始共产时代的纪念。这种古风遗在中国宗法社会方面的，有各姓宗祠、支祠以及乡社神庙举行祭祀时之各种共食习惯；遗在君主政治方面的，有各代皇帝“大脯天下”、“赐百姓以牛酒”的习惯，然此皆成为皇帝对于百姓的特别恩典。
据柏拉图弟子赫拉克立德（Heraclide de Pont）的记述，这样原始的共食习惯，在地中海克拉特岛（Crete）存在颇久。男子方面，每个公民对于共食都有接受平均一份的权利；只有行政首领的雅康（Archonte）为例外，因为雅康一个人有接受四份的权利。雅康何以有四份呢？一份是以公民资格接受的，一份是以共食桌上的主席资格接受的，而其余两份是为维持食堂与家具的报酬。每一席在一个主母的特别监视之下，由她切成一块块的食品分配与各人；但是关于块数大小的选择，对于在人民会议中的议士与在军队中的战士，显然有所区别。每一席有一瓶酒，大家轮流的饮去，完了的时候，又从新充满，一直饮到精光才止。赫拉克立德不过叙述一些男子们的共食；但是赫克（Hoeck）比较在他之前，又叙述希腊多利安人各城市中的妇女与儿童也有这样共食的习惯。
据希腊历史家普鲁他克（Plutargue生于纪元四十五年与五十年之间）说，一切共同飨宴都是平等的，他引了一些贵族的集会做例证：凡属坐于同桌的，一定是同氏族的人；而斯巴达各个共同战斗的军事组织，便编定坐在各个共同飨宴的宴会席上。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一切动作都是共同去做的，所以坐席也如临战场一样，是以家庭、氏族和种族做排列的。
共产种族的每个人员接受一份食品，这是很尊严很必要的事，在希腊文叫做母拉（Moira），其意义就是共同飨宴的一份食品。后来这个字成为最高女神（Destinee）后来引申为命运与定数的意义的名字，一切的神和男子都要服从她；她是给人们一份生活品的神，如克拉特分配食品给各人的主母一样。在希腊神话中Destinee与Destinees的地位是很显著的，她们都是女的：母拉以外又有亚萨（Aissa）与基勒斯（Keres）；母拉，亚萨，基勒斯的名称即等于说：“每人有一份生活品或捕获品。”
这样通常的共食只限于共产时代，希腊人叫黄金时代；这样的遗俗，他们便叫做神饭或圣餐（Repas des Dieux或Repas Religieux）。荷马那篇《奥地赛》（Odyssee）的诗，是咏特罗雅战役归途之苦况的，其中还叙述碧洛斯（Pylos）的市民举行四千五百人的共食，五百人坐一桌，一共有九桌。这样的古俗在罗马也还存在，罗马举行各大宗教的节庆时，便为全体人民陈设一些筵席于街上。赛诺芬（Xenophon希腊三大历史家之一）也说，在雅典每年的某几日中，大杀牲畜以祭神，祭肉尽以分配于人民，而城市的耗费与牺牲是非常之大的。
共产主义的共食，后来只在宗教中保留为一种宗教的仪式，因为宗教便是太古风俗的遗物。比如雅典市民的共食，是规定在一定时期跑到元老院（Prytanee）去共同会食的，若是拒绝这种应尽的宗教义务，在法律上便要被严格的处罚。凡傍圣桌而坐的市民，便暂时穿着神圣性质的衣服。这样跑到元老院去共同会食的市民，雅典人叫做巴拉垂啖（Parasites），就是寄食者或食客的意思。此字后来引申为游惰人之形容词，而在从前，不过是要求人们保存太古风俗的一种服务。圣餐既是一种保存古风的义务，所以每每在这个城市里面用铜盘献面包，而在别个城市里面则用土瓶献面包。若违背祖先的习惯而用新盘子去献神，便为大不恭敬。这样纪念太古风俗的事情不仅在上古希腊罗马为然，即在后世欧洲加特力教的各种神祭，以及别的地方各种相类的神祭，皆为野蛮时代共产同食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