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到巴黎，我是那样寂寞。这一次再访巴黎，我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我发觉有那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也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很担心，我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坐在自己工作室里写字桌前，我的心仍然给拉回到我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那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我认为不理解我，并不是对我的敌视；对我坦率讲话，是愿意跟我接近；关心我，才想把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我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我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我们第三次的见面。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到我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把我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我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我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都是面对着全世界，而且限定时间，我有些紧张，但并未失去冷静，我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说了真话，只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别人。这一次我们碰了杯，我说我真愿意跟他辩论一次，帮忙他弄清楚一两个问题。他说他今、明年还要到中国访问。我就说，他应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当多想想。我的意思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尽管今天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我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但是我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我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了解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们有时接触到我们设法回避的问题，也只是为了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我对他只说我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但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感觉到我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的确有人把我当作“犯人”看待。我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我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老师傅找我谈话，对我说：“根据你的罪行，判你十个死刑也不多。”在那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一切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我在自己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一次电视对话的时候，我说我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似乎不相信，但我说的是真话。他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我还听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但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我知道他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们的问题。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我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我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批评。要是我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那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我怎么向他解释？因为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我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我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讲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7月1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