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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贸易、世界大战和大众的多疑，20世纪不但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杂草，还让人们对杂草可能是什么样、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有了新的想法。杂草焦虑症就此产生。这些四处流浪的植物不再只是恼人的小烦扰，而成了会主动出击的危险因素。它们可以入侵城市，颠覆建立了文明的生物，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种武器。
1947年夏天，人们在多金附近的博克斯希尔发现有大量地中海杂草长在一个弹坑里。杂草共计30种，其中有许多在英国境内是从未在花园以外的地方出现过的。这些杂草中有4种毛地黄（包括黄花毛地黄和锈点毛地黄）、土木香、菘蓝、灰原益母草和1种来自土耳其的岩荠。从一些种类的数量上判断，它们在这里生长的时间已经有三四年了——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战争期间来到这里的。于是开始有传言说这些杂草是随一颗炸弹一起投放下来的，它们也许是无意中粘上去的，或者猜测得更险恶一些，它们可能是某种早期的生物武器，用以在伦敦周围各郡引起一场外来杂草大爆发（这一理论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无论什么种子都几乎肯定会在爆炸中化为灰烬）。最后，有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为了做个试验而将杂草种子种在那里，以为这么隐蔽的地方没人会发现。
这种对外来植物被用作入侵手段的担心并不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特郡一棵栎树下的大马勃[125]就被人怀疑是一种新型炸弹 （后来它被人称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还被四处展览以为战争募集资金）。后来冷战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共产党员渗入的恐惧，于是暗中为害的生物就成了当时欣欣向荣的科幻小说中常用的主题。潜伏的红色势力被充满想象力地改换成了后院中的外来植物。最可怕的情况是渗入者通晓变形，因此可能被误认为是普通人。在电影《天外魔花》（1956）中，无固定形状的肉质外星生物会从豆荚中孵化，然后夺取离它们最近的那个人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制作、奈杰尔·尼尔[126]执导的六集系列剧《夸特马斯实验》（1953）以第一艘人造太空火箭返回地球的场景为开头，但机上有两名宇航员失踪。他们好像被某种外星力量同化到了第三个人的体内，而在开始一段时间里，这名宇航员的样貌与出发时并无两样。但在一次采访中，他抓起了一棵仙人掌并开始与其融合。这个融合出的怪物跌跌撞撞地向西敏寺走去，一路上不断变大，人们也很快发现这棵仙人掌可以让它体内的外星寄生虫繁殖。怪物吊在诗人角上方的拱廊上，它垂落着的根须像是某种巨大的风茄，此时它的孢子块开始成熟。最后时刻，夸特马斯教授恳求封闭在怪物体内的人类灵魂用他们的意志力挣脱出来。他们做到了，这棵巨大的杂草死了。但在影片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一大堆叶子和树干在一个基督教圣地的走廊里不停摇动，在1953年，这绝对是电视上出现过的最恐怖的镜头。
科幻小说中最杰出的杂草题材的冒险故事，毫无疑问当属约翰·温德姆[127]的《三尖树时代》，这本书出版于1951年，刚好是太平洋上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的前夕。这部作品创造出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植物恶魔形象，还为英语引入了一个新词。就许多方面而言，《三尖树时代》都是一个标准的末日后寓言，描述了一个在突如其来的全面社会崩溃中苦苦求生的世界，尽管这本书中的大灾难既非核技术也非外星生物。因为目睹了一场神秘离奇、令人震惊的流星雨，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双目失明了，随后这些人成为了另一种地面攻击的脆弱目标，施放攻击的是一群可以移动的肉食性植物——这是温德姆诸多预言中的一个——基因改造植物。
《三尖树时代》写得细腻聪明，远不仅仅是一个描写可怕的植物怪兽的故事。小说对三尖树的构想——它们如何出现，如何生存——体现了作者对新崛起的植物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卷入人类需求及文化偏见这一问题的卓越见解。
三尖树的背景是由书中的叙述者、曾是三尖树种植者的比尔·梅森介绍的。这种植物首次显露出细微的存在迹象与一个南美洲骗子翁贝托·帕兰古兹有关，那时他正试图将一部小说的版权和一些贵得离谱的植物油卖给一家大型的国际食品公司。在对方开出的高价下，他承诺会提供一些种子。他曾经见过结种植物的照片，但并未透露太多，只是说了一段仿佛不祥之兆的话：“那里并非没有向日葵、没有萝卜，也不是没有荨麻和兰花。但我的确想说，假如这些都是这品种的父辈，那么这些父辈谁也不认为那是自己的孩子。”[128]他跟那笔钱后来一起消失了，而这种油再次出现是在几年后，一个俄国黑帮分子来到公司，保证会从堪察加半岛偷一箱这种三尖树的种子出来。比尔此时已预感到，这种油应该是“铁幕”的另一边某个植物培育项目的产物。
在经过了许多的鸡鸣狗盗和两面三刀之后，一只木制箱子被秘密运出了俄国。但运送它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消失了，飞机及机上的货物可能是被安全部门炸成了碎片。写至此处，温德姆第一次展现了他对杂草生态学的深刻理解：“我确信，当碎片从高空缓缓地向海面坠落的时候，它们的后面还拖着一种乍看像白色水汽的东西。这并非水汽，而是一团种子。它们太轻了，即使在稀薄的空气中也能飘荡。几百万颗轻如蛛丝的种子悬浮在空中，随风到处飘洒……”
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神秘植物油的知情者才开始把世界各地的荒地中冒出的奇怪植物与这起事故联系起来，而此时这些外来杂草已经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尔·梅森家的花园里就有一棵，长在“树篱后面，掩蔽着垃圾堆”。但随着这棵植物慢慢长大，它的样子也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异形”得让人不安。它那根笔直的茎从一个木质的主干上抽出，茎的周围长着三根光秃秃的小枝。茎的顶端是一个圆锥形的漏斗或杯子，里面有一个类似新生蕨类紧紧卷起的叶片的结构。杯和叶上都覆盖着一种黏黏的物质，可以粘住小虫。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梅森回忆道，“才出现了第一棵拔起根部开始行走的三尖树。”——不过说是行走，其实更像是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进，两条前“腿”先向前滑，然后整个植物前倾，后“腿”几乎抬到水平。没过多久，当年轻的梅森想小心地为他后院里的三尖树松一松根部时，他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晕了过去。它茎顶部那片黏黏的叶子舒展开来，从梅森脸上抽打了过去，留下一道红肿的痕迹。
这些走路滑稽的植物竟能造成严重的刺伤，公众一开始因此恐惧不已，等最初的恐慌慢慢过去，人们对这种植物的兴趣又逐渐减弱，直到大家意识到一棵成熟的三尖树头上的鞭叶可以达到10英尺（约合3米）长，产生的毒素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一开始这一情况导致人们到处屠杀三尖树。后来它们鞭叶上的刺毛变短了，这些植物也被安全地围在了栅栏内，它们就又变回了时髦的花园奇景，植物中的罗威那[129]。但在野外，三尖树的移动能力（以及演变出的“埋伏”能力）使它们成了一种灾祸。另外一个越来越明了的恐怖态势是在这些偏远地区有大量人类被刺死，这清楚地表明三尖树已不再是一种无关人类痛痒的捕虫植物。它们是肉食者。它们带刺的卷须还不够有力，无法从刚刚杀死的猎物身上撕下皮肉，但它们可以从腐烂的尸体上取下碎块，放进消化杯的液体中。
到这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不祥的植物就是十年前从俄国走私出来的营养极为丰富的油的来源，于是三尖树开始被大量种植。它们被养在种植场里，每一棵都被拴在一根钢棍上，以使它们能大致排列成行——这个方法还能确保它们远离大众，以保安全。直到三尖树被关进这重重的栅栏以后，它们那三条“腿”的功能才清晰显露出来。它们会时不时用这三根枝条撞击钢棍，发出咯咯声，有时也会发出一种连续的咚咚声，这种情况在几棵植物聚集到一起时尤为明显。梅森怀疑这是天气温暖有风时，风吹动干枯枝条发出的声音，或者可能是某种传粉时的求偶声、一种雄蕊发出的声波。可他的同事沃尔特——一个比他更敏锐的三尖树看守者提出，它们发出这些声音是在交谈。
在流星雨灾难发生的那晚，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证实。当伤亡惨重、精神崩溃、大部分个体已失明的人类试图为自己寻找生路的时候，三尖树逃离了它们的围场，它们利用嗅觉和声音追踪人类、伏击人类，杀死他们，然后在尸体上大快朵颐。那些失明的人毫无还击之力；极少数没有失明的人必须靠机警和自制步步为营，但人类的这些能力与那些耐心等在每一道栅栏、每一扇门的怪物们极其灵敏迅速的反应相比，完全不是对手。
即使作为一部单纯的惊悚小说来阅读，《三尖树时代》也足够恐怖，确切说来这种恐怖源于小说细节的生活化和普遍性。这些细节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紧张不安的共鸣：为花园垃圾堆增色因而颇受家人喜欢的植物是潜伏的杀手；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自有毒的作物；一种植物从野外怪胎变为家养宠物，再变为掠夺成性的有害植物，一路跨越种类范畴——这也正是从古至今许多杂草的发展轨迹。但三尖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地从一个身份跳到另一个身份，它把这所有身份都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兼具动物性和植物性的怪物（《夸特马斯实验》也是如此），因此这部作品可以毫无疑义地跻身最让人类恐惧不安的故事之列。
温德姆创造出了一种真正的超级杂草。三尖树可能看上去就是个纯属虚构的生物，不合逻辑也不太真实。但它的每一种能力都是以真实的杂草的行为特征为原型的。刺毛不消多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特征，肉食性则没那么常见。但捕蝇草就是一种会主动出击的猎手，有虫子飞入后会合上两瓣叶；还有一些热带地区的猪笼草可以消化大至老鼠的猎物。植物也可以移动，只不过不是靠假足（这一点是温德姆设计得最不精致的细节），而是通过无根植物的蜿蜒滑行——比如菟丝子，或是通过匍匐茎的大肆扩张——比如木藤首乌（这种植物又被称作“日行千里草”）。至于靠声音互相交流，在植物界还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但植物们可以靠化学信号互相沟通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许多植物都能感觉到附近出现的其他生物——尤其是捕食者和传粉者——并会将情报传达给近邻。三尖树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真实杂草的融合体，而且在极为焦虑的人看来，未来的生物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翁贝托·帕兰古兹第一次看见这种植物时的感受：“那里并非没有向日葵……也不是没有荨麻和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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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一种现实版的三尖树进入了公众的想象中。那一年夏天，医院的急诊科开始出现大量的孩子，他们的嘴唇、手和眼睛上都带着少见的红肿划痕和圆形水疱。在持续晴朗的日子里，水疱症状就会更加普遍，且容易留下持久不消的炎症疤痕。这个问题的来源被追溯到了一种高大的伞形科植物身上，它叫作大猪草。它并不像小说中的三尖树那样会猛烈击打人类。但它含有一些叫作呋喃香豆素的光敏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阳光下会被激活，于是那些砍倒大猪草粗壮中空的茎，拿它来做吹管和望远镜的孩子们就会感觉皮肤疼痛。后来有证据表明这种植物是“铁幕”另一边来的移民，并且触觉过于灵敏，于是这个故事成了热门新闻。大众媒体马上称它为“三尖树”，还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它的照片，展示它长有斑点、高达15英尺（约合4.6米）的茎和车轮大小的花序。他们还刊出了消灭这种苏联害人草的诀窍：毒药，喷火器，挖土机，挖出根部然后在坑里灌入松节油，甚至还有炸药。可这些诀窍都不十分奏效，大猪草也继续着自己走遍英国的旅程。
奇怪之处在于，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注意到这种植物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大猪草在19世纪初被首次从高加索引入英国，它被广泛认为是从热带成功带回并在温带生长良好的大型植物典范。维多利亚时代园艺品味的仲裁者之一——约翰·劳登不吝溢美之词地在1836年的《园丁杂志》上称赞这种“Heracleum asperum……西伯利亚大防风草”：
这种华丽的伞形科植物，若种植在优质的土壤中，可以高达12英尺（约合3.6米）。即便是在我们位于贝斯沃特的拥挤的花园中，去年它开花时也已经有12英尺高……它的种子现在（7月29日）已经成熟；我们准备把这些种子分赠给我们的朋友：不是由于这种植物有实用价值，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能用来做什么；而是由于它生长之迅速、它五个月就能达到的规模让我们觉得极为有趣……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植物比它更适合种在教堂庭院不用的角落，或林间的空地上；因此，我们已经把种子给了一位将去英格兰北部和爱尔兰旅行的朋友，以及另一位去了挪威的朋友，让他们把这种植物种在合适的地方。
（这位不知名的去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是不是如今这种植物在挪威大肆泛滥的始作俑者，我们不得而知。但挪威人对大猪草——在挪威北部被叫作“特罗姆瑟棕榈”——可比英国人对它们有感情多了，它们还作为当地的一个标志被印在了旅游明信片上。）
到1849年，这些Heracleum giganteum——“世界上最华丽的植物之一”的种子开始在莫尔登的“哈迪及其子”公司进行商业销售。公司的广告中称，只要买几便士的种子，普通园丁也能在室外种植和富人温室中一样壮观的外来植物。1870年，大猪草得到了村舍花园之王威廉·鲁宾森的认可，但他也警告，这种植物有成为一种“巨大的杂草”的危险。
在20世纪初，大猪草（如今它有了一个更华丽的拉丁名H. mante-gazzianum，以纪念它的意大利发现者）开始逃离种植它的优美的水榭花园和庄园林地。白金汉宫花园里的一丛大猪草慢慢长到了伦敦御苑，然后从这里又进入了伦敦西区的运河系统。漂浮的种子沿着水道自由散播，许多早期出现的大猪草群——尤其是位于苏格兰的那些——其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建有河畔花园的乡村大宅。一幅1963年的大猪草分布地图显示，这种植物已经散布在英国河流系统的沿岸，此时距离它登上报纸头条还有七年。作为一个入侵物种，它们那似乎来自更高阶层的出身（雉鸡也是如此）对它们的坏名声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一直以来，对于这种杂草会导致光敏性皮炎的特性，人们似乎没什么疑问。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特性上了新闻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猪草被写进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乡村法案》的附录，种植它或者在知情的情况下任由它在野外生长成了一种违法行为。一些地方上的权威人士甚至比法律条文更进了一步，要求住户们毁掉他们花园里所有可见的大猪草。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路边看到了一棵大猪草，它周围被围上了栅栏，上面写着“禁止入内”，仿佛这是一个犯罪现场。
它被1981年的法案列为不受欢迎的外来植物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它已经颇具侵略性，尤其是在河流和湿地附近；所以保育工作者中有人担心它那巨大的带有锯齿的叶子会遮蔽我们本土的物种。比如在东英吉利，它如今已经长满了诺福克湖区的河岸和奥尔德堡海边一片生有大量兰花的沼泽地。这些大猪草群在本土植物中间无疑显得“格格不入”——不过我自己的印象是，它们也并没有给长在它们叶影下的植物造成多少伤害。
尽管大猪草是种外来植物，但它也是英国最高大、最有建筑感的非木本野生植物，它身上注定会一直萦绕着强烈的倒错感。在大猪草迷眼中，地标性的大猪草植物群遍布英国，只为看那规模庞大的白色花冠，这些地方值得人专程前往，比如诺丁汉市郊收费桥的两边、康沃尔郡朗塞斯顿回收中心的周围，还有阿伯加文尼附近的尤斯卡河河岸。最古老、知名度最高的大猪草群之一位于伦敦西区胡佛工厂外的那片潮湿荒地，那里的大猪草叶——仿佛古典时代叶状装饰物的粗野现代版——完美地衬托了胡佛工厂那些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物。（我第一次看见这群大猪草的场景极具戏剧性，当时旁边的A4公路施工处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有重型机械”[130]。）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大猪草林当属长在格拉斯哥的克莱德河河岸上的那片。20世纪90年代，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植物学高级讲师的吉姆·迪克森说，这片巨大的、铺满凯尔文桥下游河岸和荒地的植物是“格拉斯哥地区最非凡的自然史景观之一”。
由于苏格兰人与大猪草相处的时间比其他英国人长得多，他们似乎更喜欢用一种带着谨慎尊重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植物，而非不假思索地喊打喊杀。许多父母都没有妖魔化这种植物，而是教孩子辨认并远离它。在格拉斯哥，那些较为古老的有阶梯的排屋天花板都很高，使得屋主们可以用晒干的猪草茎制作插花而不必担心屋内摆不下。
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2006年，我们两个也把一些猪草枝摆到了屋里。那时有几棵大猪草正长在附近田地里的一个农民的垃圾堆旁，于是深秋时我们小心地戴上手套，剪下干枯的大猪草枝，并把它们偷回家代替圣诞树。这些花枝和伞状花序（上面还结着种子）出乎意料地强壮坚硬，让我们可以为它挂上小球、星星和几个猫头鹰模型做装饰。春天时我们把这些大猪草茎拿上楼，收进了一只大箱子里，而在外面的花园里，受大猪草的形状启发，我们把废品厂找到的废铁架在一个枫树桩的顶上，做成了一个仿佛在射出伞状星光的喂鸟器。
但我们没料到的是杂草种子不屈不挠的传播力。2008年秋天，一丛神秘的锯齿叶植物出现在距离我们前门2英尺（约合61厘米）的碎石地上。我对它的种类来源完全没有头绪，但到第二年春天，它已经明显长成了一株稚嫩的大猪草，到了6月，它的花已完全盛开。最后它长到了房顶下边缘的高度，我们需要不断修剪它的叶子并把它的茎绑起来，才能为到访者——尤其是我们亲爱的邮差小姐——让出一道可以安全通过的门。但它与我们张牙舞爪的草地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从没有邻居向行政区委员会投诉过它，而大猪草——它尽管如此壮丽雄伟，寿命却只有20个月——后来再也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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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们在末日和社会瓦解题材的小说中还扮演了其他一些有建设性的角色。理查德·杰弗里斯[131]的小说《伦敦之后，或野性英伦》（1885）描绘了一场大灾难后英国文明的突然崩溃。（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场灾难是什么，但看起来应该是一场淹没了伦敦并且把泰晤士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湖泊的大洪水。）小说的第一部分“重归荒蛮”是一个博物学家对自然条件下“大森林”重现过程的细致准确的记述。这一部分将生态学上的变化一步步地清楚描述了出来。
所有的农田都已被荒弃，在“伦敦终结后”的第一年春天，耕地里长满了匍匐披碱草。到夏天时，以前的大路与小径都被长出边界的草薄薄地覆盖了。第二年夏天，经过了一个多雨的冬季之后，杂草们开始大展拳脚。鸟类播下的小麦和大麦从无人修剪、浸饱雨水的稻草中钻出，旁边还有茂密的酸模、蓟草、法兰西菊、白芥和荨麻。每年都会有几种农作物再次出现，但整体上来看，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很快就被侵入田地的大型多年生杂草覆盖。
杰弗里斯对植物演替的过程理解得分毫不差。可能在家乡威尔特郡他曾亲眼目睹这一过程发生在赤贫农民的荒田里。他知道下一种从树篱入侵田地的植物是黑莓，再之后是野蔷薇。树篱的宽度很快会长到原来的三四倍，大约20年后，即便是最大的农田两边的树篱也会在田地中央合拢。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像“菖蒲和芦苇旁边，会长出大量高大的牛防风或五六英尺高的‘吉克斯’蔷薇，那茎部矮壮、几乎像灌木一样的柳兰铺满了每一条道路”。到30年时，所有的沟渠里都填满了枯死的叶子和掉落的枝丫，沟渠里溢出的水会把地势最低的田地变成沼泽。比较干燥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栎树、梣树和金合欢组成的天然林，这林中“没有一丝空地（仅丘陵例外），除非跟着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或自己砍出一条路，不然人根本没法在其中穿行”。这整个变化过程势不可挡，从一马当先的杂草发展到密不透风的乔木林仅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出版20年后，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贫困艰难中，肯尼思·格雷厄姆[132]写作了《柳林风声》，其中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最后形成了“野树林”的过程。獾先生解释了树木是如何在崩塌的城市里“让自己生根发芽并长大”。（格雷厄姆本人住在伦敦市，同时还是英格兰银行的秘书和异教协会的忠实会员。）书中有线索表明獾先生的窝是建在那座消亡的大都市的废弃地窖和隧道里的。他向鼹鼠解释了森林缓慢重生的过程：“这城池就往下陷，陷，陷，一点一点地坍塌了，夷平了，消失了。然后，又一点一点往上长，长，长，种子长成树苗，树苗长成大树，黑莓和羊齿植物也来凑热闹。”[133]
在社会和政治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总是会出现文明将与“杂草和荒原”一决胜负的预言，并且自然总被认为是更有胜算的一方。20世纪80年代末那场关于欧洲农产品剩余的激烈辩论中，文笔犀利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尼尔·阿舍森[134]就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的场景，借以说明假如农田休耕或故意“被闲置”会造成什么后果。他的预言与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很相似，但结尾更具有现代的讽刺性：
若搁置不理，这些田地就会长满杂草，先是长到齐腰处，然后便长到一人高。接着是灌木，灌木之后是小型树木，最后——在英国的大部分低地——会长满茂密矮小的次生林。由于田地的排水系统已毁，这片土地大部分会变回浸水的沼泽。这对鸟类来说是件好事，但也有利于老鼠、蚊子和杂草花粉的积聚，这些花粉会让全国上下喷嚏不断，长出的杂草还会湮没覆盖我们的花园。那时在昏暗的、纠结在一起的树丛中，会埋藏着数百万废弃的汽车、冰箱和——尤其是——农业机械，就如一场已被忘却的战争遗留下的残骸。
仿佛被某种交感巫术牵引着，植物垃圾总是会吸引人类垃圾。杂草不仅仅是荒废遗弃造成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成因，矛盾的是还是消除它的方式。
威尔·塞尔夫[135]的宏大幻想作品《戴夫之书》（2006）是以气候变化作为末日原因的未来主义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约500年后的未来。石油已经耗尽，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泰晤士盆地和泰晤士河支流周围所有地势低洼的地区（与《伦敦之后》设定相同）。文明社会的幸存者大多撤退到了像“考特”和“奇尔”这样的丘陵地带。伦敦东部只剩下一个叫作汉姆的岛，这里生活着一个以狩猎拾荒为生的贫困部落，他们信奉《戴夫之书》——一本被挖掘出来的出自一个精神错乱的21世纪出租车司机之手的简短笔记。这部作品一个不同寻常的特色（以及它的书后词汇表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塞尔夫为后城市社会发明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由伦敦方言和异化的民间记忆中的品牌名称混合而成。（比如早餐就是“星巴克”，“A2Z”则是地图。）汉姆部落一年一度的仪式中有一个就是突袭位于伦敦市摩天大楼（“叠高楼”）遗迹中的海鸟聚居地，抓“油海鸥”（鹱鸟）、“漂亮嘴”（海鹦）和“黑翅膀”（大鲣鸟）。当地有一个传说，如果攀登者从叠高楼上摔下来，会有一种叫作“鸟飞机”的海鸟编队来救他。
塞尔夫的这个流浪冒险故事发生在一片植物之中，现实生活中如今长在伦敦东区或埃塞克斯郡泰晤士河口环境多变地区的杂草，可能真能长成那样的一片植被。那些曾经的高宅大院周围是“杜花”（杜鹃花）生得最浓密的地方，花丛中还混杂着“刺灌木”（荆豆）。但被水漫至旁边的废弃已久的工业区和荒地上覆盖的才是真正的城市灌木林：“火杂草”（塞尔夫用柳兰的传统俗名在新语言中指代它），“水疱草”（为大猪草所造的巧妙名称，应该很容易流行起来），指代峨参的“汉堡芹”和指代醉鱼草的“醉鱼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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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艾伦·韦斯曼[136]在其震惊世人的非虚构作品《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将所有这些信息丰富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评价。这本书的前提条件，即文学假设，有些古怪但十分好用。韦斯曼让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在一眨眼间”消失，就像宗教右派人士的“被提”[137]。然后他以人类荒弃之地的真实事例为证据，尝试在此基础上理清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我们每天对自然的无情攻击——这个星球会发生什么。
他从一栋房子讲起。在植物的帮助下，一幢废弃房屋的解体速度十分惊人。第一年冬天，雨水开始锈蚀露在外面的钉子，并渗进钉子周围的缝隙。霉和真菌侵入潮湿的木头，将其分解。地板也是同样的状况。在木材开始破裂腐败时，屋外的大型杂草和树木的根开始进入房内，刺穿碎裂的木头并对其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没有了屋内的暖气，水管会在第一场寒流降温中冻裂，漏出的水形成的小水洼会很快滋生出浮萍、荨麻和小树苗。此时很可能已暴露在外的地窖里堆满了残骸碎片，黑莓则开始进攻剩下的水管。如果这栋房子有游泳池，现在它已经成了一片室内水景，长满了外来盆栽植物或一直躲在房屋角落、静待时机重夺领地的杂草。不出50年，这栋房子就会变成一堆蓬乱的地面突起物、一座后工业时代的坟墓，上面点缀着无法降解的塑料和瓷砖碎片，并且长满混杂在一起的树木和适应了环境的花园植物。
在纽约，人们已经证明，只要城市维护人员几个月不管，街道就会变成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臭椿林。它们带有翅膀的种子会嵌进人行道裂缝，跑进地铁隧道。它们发芽和生长的速度都很快，它们的英文名Chinese tree-of-heaven（直译为“中国的天堂树”）并不是指它们具有什么天堂般美好的品质（它的花朵很难闻），而是指它幼苗的生长速度快到仿佛一飞冲天。几个月以后，传播出去的一丛丛臭椿会从人行道排水口的格栅里钻出来，它们强有力的根系（上面还会长出吸根）会顶起人行道上的石板、撑裂露天的排水沟。十年之内这些树的高度就能超过30英尺（约合9米）。而人行道石板下久不见天日的土壤一旦暴露在阳光、雨水和污水的营养物质中，地面上的杂草就会趁机入侵，在蓬勃生长的树苗下形成一层下层植被。
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曼哈顿纽约中央铁路一个废弃路段上的事情。这段轨道于1980年关闭，然后臭椿树立即侵入，很快，绵毛水苏和一枝黄花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在一些地方，这条高架铁路会经过一些二楼仓库，为它们运送货物，如今停运的铁轨把由鸢尾、月见草、紫苑和野胡萝卜组成的绿色植物带也送到了高高的二楼。这些植物中有许多都是从欧洲和远东来的移民，一如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可能并不算出人意料：“许多纽约人从切尔西艺术区的窗口往下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组成的绿色缎带所感动——它们占据着这座城市已经死亡的一角，并对未来做出预言。这个地方就是纽约高线公园。”[138]
近代的底特律就像是放大版的高线公园。20世纪20年代时，它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靠着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日益兴旺。但汽车城正如只栽种单一作物的农田一样脆弱。80年代开始的石油危机使得汽车行业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它们全都离开了底特律。这座再没有其他大项收入来源的城市开始崩溃。被废弃的工厂和曾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遗弃的住宅开始逐渐被大自然占领。草原杂草占据了停车场和荒废的高速公路。像葛藤这样的野生藤类向墙上攀爬，30英尺高的臭椿在工厂屋顶迅速生长。全城有6.6万块空地，占地139平方英里（约合360平方公里）的内城有40平方英里（约合104平方公里）已经被野生植物占领，这些植物的活跃扩张正在毁掉这个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地方。
但这里的人类居民的反应却十分出人意料。人们没有惊慌失措地抵抗植物的入侵，也没有试图拿大自然为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经济和政治策略的愚蠢——做替罪羊。相反，杂草被当作一个寓言，一个教训，告诉人们单一的、依赖石油的城市文化在21世纪是无法持续性发展的，告诉人们也许在城市中有其他对生态环境更温和的谋生手段。因为太穷而买不起新鲜食物的家庭在被毁的街区上建起了街坊有机农场。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音乐家、环保主义者、社会先锋人士——大量拥入被废弃的区域，热切地想要实验城市生活的新模式，即接受大自然——包括那些开疆拓土的杂草们——而非试图将它从生活中赶走。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底特律安魂曲》的导演朱利恩·坦普尔[139]写道：“在汽车城的废墟间，也许能找到第一幅描绘出正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后工业化未来的先锋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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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文学赋予杂草的角色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可能是摧毁文明的因素之一，但也可能是重建文明的先锋。在两种情形下，起主要作用的都是一个不法之徒，一种来自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种文化的生物，它们远胜过生活在这个惨遭破坏且正在崩溃的世界的不幸人类。
在现实世界中，两种情况都有大量的例证。在热带地区破坏是一种常态。生长迅速的植物从故乡被移栽到这里，当作——比如说——饲草植物或成材时间短的木材用树，结果却变成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杂草。生态学家乔纳森·希尔弗通将它们形象地描述为“伊甸园里的恶魔”。美国佛罗里达州——炎热、潮湿，因城市发展常年处在剧变之中——受害尤为严重。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千层树被引入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人们希望它们能充分吸收沼泽的水分，以便土地干燥后可以种植粮食、建造公寓。种子是直接从飞机上撒进这片原始的沼泽地的，在这里它们也确实比本地树木多吸收了5倍的水分。在千层树的原产地澳大利亚，它们整日受大群的昆虫侵袭，但在佛罗里达州没有生物以它们为食，于是这些树木开始疯狂生长。它们长到2岁时便可结出靠风传播的种子，每一棵树一年能释放2000万粒。在千层树入侵的全盛时期，它们在一些地方的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800万棵。在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些地方，作为花园灌木从南美洲引入的巴西乳香逃到了野外，它们形成的巨大灌木丛扼杀了所有的本土植物，这种植物之所以会成功，除了它能产生大量易传播的种子，还有部分原因是它很善于攀爬，且似乎能通过接触对许多植物产生毒性。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其他开阔水域长满了外来的水生杂草，其中有一些是花园池塘和水族馆的弃儿。最让人头疼的——也是如今令热带及亚热带共56个国家的湿地和河流系统阻塞的杂草——是凤眼蓝，一种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植物。凤眼蓝十分美丽，它那一枝枝紫色花朵、一簇簇波浪般的光洁叶片玉立于水面上，不难看出它当初为何会成为深受欢迎的观赏植物。在故乡湿地的时候凤眼蓝很是循规蹈矩，可一旦到了其他地方它们每14天就会数量翻倍。每一株凤眼蓝都是自由漂浮在水面上的，有下方中空膨大的叶柄作为支撑，再加上有着跟风帆一样功能的叶片，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水上游走，用种子和出芽两种方式制造后代。使用除草剂可以控制这种杂草，但却会不可避免地殃及其他本土水生生物。
再稍微向北一些，就会碰上可能是美国最可怕的恶魔杂草——19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引进的葛藤。一如引入很多其他植物，引入这种植物本是出于好意。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博览会上有一座日本花园，里面全是日本本土的植物，其中就包括葛藤。这个展台很受欢迎，美国园丁们开始把葛藤作为观赏植物种植。最开始时它向外扩散的速度相对较慢，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座佛罗里达州的饲养场发现牛在啃食葛藤，于是他们开始将葛藤作为饲料进行推广。10年后美国土壤保护局开始种植这种藤类，以帮助控制“黑色风暴”期间的土壤流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土壤流失本身就是过去一个短视的农业构想造成的结果。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以每英亩最高8美元的价格雇佣农民种植葛藤。没过几年这种植物的生长势头已锐不可当。
被描述成侵略性攀援植物的葛藤，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有活力的玫瑰花——攀援玫瑰（Rambling Rector），而非什么邪恶的恶魔。但在葛藤生长的高峰季节，它们12小时就能长长1英尺（约合30厘米），一个在美国南方各州流行的玩笑就是说晚上睡觉一定要关窗户，不然一夜之间葛藤就会爬进来。废弃的建筑物在一层厚实的葛藤的覆盖下可以很快消失不见，甚至整座本土森林也能被它们吞没。它们可以爬到90英尺（约合27米）高，而那时被它们攀援的树已经因光照不足开始渐渐死去。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方法能驱除它们。葛藤无视神圣的生态法则，让自己站稳脚跟并成为了一个似乎十分稳定的顶级植物群。
如今在美国南部，葛藤覆盖着200万英亩（约合8094平方公里）的林地，它已经被美国农业部钦定为非法植物。但统计数字无法说明生活在这些不停蔓延的森林遮光布旁边的感受。如果不去多想被葛藤掩埋的森林，那么这种景象倒确实有一种怪异的美感。它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气氛，仿佛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被埋藏在这密林之中。林中的树木看上去像是被绿色的岩浆石化了，又像是一片单色的珊瑚，或是长满海藻的海底沉船。有些美国人在这铺天盖地的绿意中觅得了慰藉。为躲避飓风古斯塔夫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作家弗朗西斯·拉姆就被眼前的葛藤惊呆了：“电线上长着葛藤，树上长着葛藤，房子上长着葛藤，连葛藤上也长着葛藤。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会看见一片地里长满茂盛的藤类，每次看到都感觉像是从一场暴风雪中醒来，看见整个世界都被包裹其中。这场景太美了，我心里暗生感激，它缓解了我们因躲避飓风而产生的紧张感。”在南方，尽管葛藤肆虐，它们依旧被用来控制水土流失，它们的茎也会被采来编织篮子。将它们用作日常饲料——这也是它们最初被推广种植的原因——被认为是控制其扩散的最经济的方法。
一种具有如此超自然扩张力和神秘气质的杂草，一定会催生出关于其起源的传说故事——正如过去那些外来杂草们的故事。其中最夸张的版本（发布在美国网站Mindspring上）是一个阴谋论故事，其情节离奇到让人不禁怀疑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之作，但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准确概括了人类对植物入侵者的多疑与猜忌。
Mindspring网站爽快地承认了葛藤的亚洲出身，但坚称它被引入美国其实是由“日本秘密特工”策划的意图摧毁美国经济的阴险计策的一部分。网站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林务局，认为他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应该为土壤流失寻找对策。故事发展到这里，一个在外来植物神话中常见的角色出场了：一个巧妙安全、让植物可以在各大洲间穿梭的运输工具。葛藤的种子是装在一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封里被匿名送到美国的。它们被感激不尽的林务局种下，然后这场绿色危机就开始扩散。30年后又有人寄来了更多信封，这次里面装的是由日本秘密实验室研发的一个更具侵略性的葛藤亚种。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局才终于意识到整个国家的森林正在被毁灭，一项集合了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兵力的清除项目被提上日程。日本人知道他们必须得采取点大举措——一个大到足以分散所有这些兵力的行动——来破坏这场对葛藤的屠杀。答案呼之欲出。他们轰炸了珍珠港。美国将兵力集中到了最显著的威胁上，从而忽视了那些在暗处的日本人的秘密武器。从那以后，葛藤便继续在美国横行，而日本人则在城市里大量购买房地产。“也许你我是看不到了，”Mindspring网站总结道，“当最后一角蓝天被这些势不可挡的疯狂植物遮蔽之时，我们孩子的孩子会是在葛藤令人窒息的恐惧中发出最后一丝无声的尖叫的人。”
这个理论可能纯属妄想，但它的措辞和内容都比得上澳大利亚关于外来植物入侵的严谨的科学报告。只是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亚受杂草之害如此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个大洲与其他大洲互相隔绝，这里的植被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植物几乎没有基因或生物化学上的联系；这里的气候湿热交替；这里的土壤薄且贫瘠，也没有经过有蹄类动物的长期打磨、促进植物演化出对侵扰的抵抗能力（即形成本土杂草）。但这片土地承受的折磨已经足够澳大利亚改革派生物学家和作家蒂姆·洛写出一整本书——《野性未来》——讲述外来入侵者对澳大利亚本土植物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是一本愤怒的书。洛指出，这个国家如今有超过2500种外来杂草横行，每年造成的损失有40亿澳元，并且他认为这些杂草进入古老的澳大利亚文化既是全球化的一个实例，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他的用词在温和的欧洲人读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特别是欧洲人对他描述的那种规模的植物入侵可能毫无概念。在他笔下，这些入侵植物仿佛就是罪魁祸首。这些入侵者们“偷偷潜入”我们的森林，“污染”我们的河流。杂草们会“溃烂”。贯叶连翘是一种有效的抗抑郁剂的原料，但被他描写成“恶毒”的植物；含羞草是“令人厌恶地霸占着3万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湿地的恶霸”。对于长久以来与自然植物和栽培植物关系都较为和谐融洽的欧洲人而言，实在不容易对“阿德莱德周围的橄榄树把整个山坡变成了巨大的灰暗丛林”这样的句子产生共鸣，也不太能理解受欧洲人喜爱、被早年的英国移民者特意种下的黑莓为何在作者笔下是“更为昏暗的灌木”，如今又怎么成了澳大利亚最“有害”的杂草之一，每年要耗费政府4000万澳元进行管控。想要从文化上理解一种植物如何远渡重洋，跨越1.2万英里（约合1.9万公里）来到一个错误的地点，成了一种构成威胁的杂草，需要很大的努力。洛情绪化的措辞并没有让他的表达更为清晰有效。他在提到欧夏至草（19世纪中期作为一种药草从英国引入澳大利亚）时说它现在仅在维多利亚州一地就“侵扰”着2.5万平方英里（约合6.5万平方公里）土地，他的意思是欧夏至草散布的范围有这么大，还是说它独霸这么大的面积？这个差别非常重要。
但我们没有立场挑剔。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早期外来入侵植物都来自英国，这一点与美国状况相同。画家玛丽安娜·诺思[140]1881年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旅行时，就曾抱怨过蓟草、酸模和蒲公英：“这国家一点也不吸引我；太英国了。”关于这座离岛的生物是如何受到外来生物的全面影响，早年有一个例子十分生动，但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种来自南非的杂草。金盏草是一种原产于好望角的黄色菊花，它于19世纪中叶来到澳洲，可引起的生态波动一直持续到今时今日。不到20年的时间，它就把淡柠檬黄的花朵“开遍山坡，开遍每一处空隙”。“路边的金盏草长得有膝盖那么高。”植物学家J. E.特尼森—伍兹[141]略带警觉地这样报告。随后在1889年，一种本土蝴蝶——恺撒红蛱蝶（Vanessa kershawi）的幼虫发现它们可以以这种植物的叶为食。金盏草的数量太充足了，导致这种蝴蝶数量剧增，在维多利亚州遮天蔽日。有报纸报导，火车不得不在一条铁路隧道中停车，因为被碾碎的蝴蝶使车轮严重打滑，几乎抓不住铁轨了。
与美国的状况一样，在澳大利亚造成最多麻烦的是新植物与新动物的组合效应。坚韧的草原草类——水牛草最早可能是随骆驼一起从非洲引入澳大利亚的，但它是一种十分优良的饲草，所以人们很快便开始种植它。但若不是羊群的大量增加，这种植物也不会爆炸式地剧增。澳大利亚的本土植被很不适应贪吃的有蹄类家畜，完全败给了不但已经适应了啃食，还会在啃食下生长更快、播种更广的植物们。另一种草原植物——一种亚洲的蒲苇——则沉睡了近一个世纪，因为生长在这里的全都是长着白色绒毛的雌株，无法结种。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人引入了此种植物的一个纤柔新品种，这一品种刚好是会结花粉的雌雄同株植物。它与原来的单雌植株杂交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澳大利亚杂草。
几乎任何外来植物到了澳大利亚都能变成杂草：水仙、香豌豆、薰衣草、桃树、橄榄树、柳树、葡萄树、无花果树、胡萝卜、锈红蔷薇、西洋菜、腰果树、薄荷……这个名单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增加着。只有极少数的入侵者得到了成功且持久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仙人掌（来自美洲亚热带地区）被评价为很可能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杂草。洛报告说，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有2500万英亩（约合1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其“侵扰”。后来发生的事对支持用生物手段控制有害物种的人而言简直就像《圣经》中的寓言故事。1925年，一种原产于阿根廷的蛾类——仙人掌螟蛾（Cactoblastis cactorum）的幼虫被一名关注仙人掌泛滥的昆虫学家引入澳大利亚并放至野外。这种幼虫马上开始在仙人掌上大嚼特嚼，“等到第二年年末时，乡村地面上到处是几英寸厚的腐烂的仙人掌和一种黏滑的胶状物”。
仙人掌的败退至今仍是生物控制法的杰出案例。但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仙人掌螟蛾已经散布全球，并开始破坏大量野生的本土仙人掌。生物除草剂也能变成跟它们所除之草一样大的问题。
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简直复杂到无法想象。但若想把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拨回到某种理想的、稳定的“自然”状态，也不切实际。生态系统是——若想保持系统的适应能力也必须是——极易受影响的，不停地适应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我们也不可能靠着怒气或猛喷除草剂就将外来入侵者们从大地上抹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寻找能把目前的状况融入我们生活和生态系统的方法，并尝试阻止并无裨益的新移民进驻。
洛引用了植物学家杰米·柯克帕特里克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只需一个正常人1.1—1.4天的尿液就可以为1平方码的土壤提供足够的肥力，使这块地从只能长出低矮灌木的贫瘠土壤变成能供大部分作物和大部分杂草生长的沃土。”值得记住的是，第一批抵达澳大利亚的外来生物、第一个在这片处女地上撒尿的人和整个生物迁移的创始者，并不是欧洲的殖民者，而是4.5万年前踏上还无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探险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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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植物给英国造成的问题远不及它们给澳大利亚造成的严重。我们这里气候凉爽，大部分在温暖地带大搞破坏的亚热带入侵者在英国都不易传播。我们的本土植被适应了被啃食、被修剪、被粗暴对待的状况，与原始的生态系统相比，它们对其他植物的渗入产生了更好的抵抗力。正如我们下面会讲到的，虎杖和喜马拉雅凤仙花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的新杂草只是给环境带来了一些滋扰，而非像澳大利亚的葛藤和水牛草那样摧毁生态系统。一株闪耀在朴素的针叶林中的火把莲，一棵躲在郊区委员会喂鸟器下的大麻，并不是外来植物入侵的不祥之兆，只是植物们顽皮的恶作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恐怕我从未忘记20世纪60年代在米德尔塞克斯的荒地上发现一大片疯长的城市杂草时的兴奋，以及在了解它们如何来到此地后的惊叹。从那以后，我总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出奇怪的植物，而且我感觉——尽管这么说听起来可能像是在美化我的那些“植物贫民窟”之行——我找到了一些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来植物在英国没能造成它们在炎热地区所造成的威胁。
我在企鹅出版集团时的那些午休探险后来成了一本叫作《非正式的乡村》的书，再后来还成为一部电视电影。这些作品中讲的并不仅仅是古怪的杂草，还涉及整个都市自然，野性与城市——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共存时两者之间表现出的令人振奋的不统一。它们讲述的是在摩天大楼窗台花盆上做巢的红隼，是在白厅街上漫步的狐狸，是英联邦首脑们的花园派对结束后出现在白金汉宫的热带衣蛾。但这城市的野生植物一直都在背景中，它们无处不在的茂盛丰饶让人兴奋。
柳兰无疑是夏日的常驻背景，尤其是在贝克顿废旧煤气厂那焦黑的荒地上，柳兰的枝头总停栖着许多赭红尾鸲。但通常杂草们不必做背景，它们自己就是故事情节。在威尔斯登交会站的铁路路堤上，我们拍到了一座令人惊叹的野生花园，其中生长着丰茂的水果和蔬菜，这些几十年前被人栽种的植物如今已被遗忘，在很不相宜的地点长成了杂草。这里有直径达6英尺（约合1.8米）的芦笋丛，枝丫纠缠的罗甘莓，结着果的黑穗醋栗灌木丛。它们的历史十分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为胜利而掘土”这一口号的鼓舞，那些房子背靠着铁路路堤的居民们认为铁路旁的土地也应为战争出力，于是便把他们的菜畦扩张到了铁路线边缘。这些临时菜园在战后便被废弃，但这些作物（至少是其中的多年生植物）却继续活了下来。
一种杂草若想入专业人士的法眼，必须具备三种要素：起源、顽固和独特。以前达格南福特汽车厂的后面有一片规模可观的风滚草，这种植物的枯枝形成的球在荒原上滚过的情景是西部电影中烘托气氛的经典镜头。（不用说，风滚草这种便于四处流浪的习性是一种典型的杂草策略，是为了适应荒原的广袤而演化出来的。亲代植物开花后便会干枯，然后被风连根拔起并四处滚动，走到哪里就把种子撒到哪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镜头其实是电影年代错位的经典例子之一。风滚草——别名俄国蓟（Salsola kali，ruthenica亚种）——原产于欧洲东部和亚洲的干旱地区，它们作为杂草抵达美国（混在乌克兰移民的亚麻种子里）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末，此时经典西部片中描绘的拓荒全盛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在英国，俄国蓟首次被发现的时间是1875年，地点是牛津郊外的一座花园。它很可能是混在废羊毛肥料中来到这里的。达格南的那一片风滚草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的，它的祖先当初可能就躲在从美国福特公司进口的产品中。它们成功萌发和传播的关键在于它们找到了一个与俄罗斯草原或美国西部那种干旱平原极为相似的栖息地。工厂的后面是一片很大的空地，用来堆放铸造厂丢弃的灰烬质地的垃圾。这里是一片温暖、干燥、具有流动性的工业荒原，风滚草见到这样的地方就像小孩子见到了沙堆，再也挪不动脚了。
到1934年时，这个植物群已经有了几百株植物。我们1974年前来拍摄的时候，大部分垃圾场已经被填平，改造成了一个用以停放新出厂的福特车的停车场。但这里留下了一片杂草，而我们去的那天恰好有风——那种沙漠里的微风，于是我们拍到了一组特别的镜头，镜头中埃塞克斯郡的风滚草试图完成它们基因中写下的使命，跌跌撞撞地挤进崭新的科尔蒂纳轿车周围的防护栏。
那时的我对外来植物很有兴趣，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抵达的方式通常都离奇有趣，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对植物秩序的毫不理会、它们那纯粹的机会主义作风。我喜欢那些要么几乎不可能出现、要么十分合宜的杂草毫不挑剔地便把可用空间填满，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自然是多么讨厌空白。有时我也担心我的偏爱只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诡辩。我所知道的长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在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文中有一棵紫花苜蓿竟然在一个病人湿润温暖的眼睑上发了芽。还有一个令人不适的程度轻得多的例子发生在牛津圣十字教堂，那里的一座坟墓上径自长出了一棵颠茄。我倾向于认为，这棵植物应该与1913年沃特福德公墓中一座坟墓上长出的那棵著名的“无神论者的无花果”来源相似。（“无神论者的无花果”这一典故，讲的是当地一名非宗教信徒要求死后躺进棺材时在他手里放一颗无花果，他说，如果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就会让无花果发芽。尽管后来真的长出了无花果树，但其来源更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吃的最后一餐。）
我偶尔也会参加由不列颠群岛植物协会组织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这个活动听起来很豪华，实际上就是乘车去游览伦敦东部的那些垃圾场；在没有垃圾回收分类的年代，这些垃圾场里堆满了各种垃圾，从屠宰场的边角料到塑料玩具，应有尽有。初秋，我们会步行穿过一大片刚扔掉的牛肠、被风吹乱的纸、碎玻璃和无数堆臭烘烘的厨房垃圾。整个地方都弥漫着刺激性的烟雾，那是让人窒息的燃烧的橡胶和冒着热气的生物垃圾释放出来的。卡车往来穿梭，带来新的垃圾，而推土机则把垃圾压平夯实。我怀疑地球上没有任何自然栖息地能像老式垃圾场这样，既整日处于混乱变化之中，又有集中的外来生物种子来源。这里就是杂草的温床。
杂草们以成千上万的规模冒了出来，这是一个由食用植物、观赏性植物和躲在进口盆栽中偷渡而来的南半球植物组成的怪异组合。它们从丢掉的色拉、亚洲餐馆的垃圾以及每年进口几千吨的鸟食中萌发。它们在剪下的树篱、沾满泥的轮胎或进口包装里的果实上生根。每一粒能发芽的种子，每一片根或茎的碎片，都有机会在这温暖的垃圾堆旁长成一棵植物。我们找到了荞麦、草、芫荽、黄瓜、孜然芹、大丽菊、一棵旧时农田的瘟疫植物——毒麦（可能是混在进口大麦里来的）、莳萝、小茴香、胡芦巴、葫芦、天仙子、鸢尾、尾穗苋、金盏花、大麻、茄科植物（5种）、马铃薯、木藤首乌、假酸浆、向日葵、番茄（已经结果了）、西瓜和刺苍耳（Xanthium spinosum）——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连载漫画中常出现的苍耳，它们是挂在羊毛上然后跟随羊毛废料来到垃圾场的。
每当找到这样特别优良的品种，队长就会吹响哨子，然后所有成员都会放下手中的事，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聚集在这棵植物周围。大家拍照片，认真讨论物种鉴别的细节。如果鉴别时存在争议，大家就会决定由一个人先“继续养着”这棵植物，直到它的身份被揭晓。这个过程包括将这棵植物挖出来（反正留在这里的话，不出几周，它也会被新的垃圾埋葬），装入一只湿润的塑料袋，带回去种在家里的温室或植物园里，然后照顾它，直到它出现可以准确辨认物种的特征，如开花或结种。有一次，我们在垃圾场间穿梭时，车内温暖的气息竟让才挖来的假酸浆绽放了（采到的时候花还是闭拢的），美丽的蓝色花朵静静开在塑料袋里面。想着这种植物奇怪的名字[142]，我记起波西·西蒙兹有一部恶搞漫画，将植物的民间英文名和20世纪乡村的新品种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说明文字出奇地契合图片中的情景。“水道河岸上那片灰色是‘丢薄片’、‘毒胶’和‘黄麦仙翁’，路边停车带角落里的是一丛丛‘黄色尖肺屁股’。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第一棵从草中钻出的‘小妖精护指套’，它们要么是蜡质的金色，要么是透明的粉色……”
我们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不一定有什么科学价值，倒与观鸟爱好者们追寻稀有鸟类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但看着“搜捕者”们对植物起源和垃圾场历史如此着迷，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拿着金属探测器的寻宝者。这些远足活动能让人感觉更敏锐，还能让人对植物的交通方式大开眼界。而且植物学书呆子们可能不是唯一对这些杂草感兴趣的人。一个周六，在巴金[143]垃圾场时，我们发现同在这里的还有一群游客的孩子，他们正在垃圾中翻找更有趣的旅行纪念品。他们专心听我们介绍，围着我们问东问西，还把要鉴别的植物拔出来。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各自散开，并把找到的植物交给他们的领队，再由他转交给我们。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塞给领队一枝亚洲香料植物——细叶糙果芹，它的学名叫作Trachyspermum ammi。这是一种难认的伞形科植物，对我来说也十分新鲜少见，但对这个进步神速的小分类学家而言却不再陌生。“艾米（Ammy），”他努力用带着伦敦腔的拉丁文说着植物的名字，“他们已经认出这个了。”
要是从杂草的定义“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出发，把这些垃圾场植物称作杂草也许并不恰当。作为被驱逐者，它们所处的地方再“正确”不过了，这里把它们和曾经带它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隔离开了。它们的寿命很短暂。它们被卡车倾倒下来以后只有一个月时间，随后便很有可能会被下一批新土掩埋。几乎没有植物有机会结种，更不用说散播出去给放逐它们的世界带来麻烦。对于长在这里的植物们而言，垃圾场是它们的最后归宿，而非新物种入侵的阵地。
几年以后，我对杂草的迁移和渗入依旧兴趣不减。它们的进驻过程令人惊叹。我曾在洞穴里的电灯旁看见过碎米荠的嫩芽，它的根就扎在潮湿的石灰岩裂缝中；我还在布鲁斯托的三层楼房房顶看见过醉鱼草。有一次，在康沃尔郡“伊甸园计划”园区的潮湿热带生物群系中，我看到一株荆豆长在进口的石头基底上，它一定是从群系外面茂盛的荆豆丛中悄悄潜入这密封并不算严格的环境里的。
机会主义最为重要。那棵著名的、在1973年清洁工人罢工期间顶开没倒的垃圾桶桶盖钻出来的臭椿幼苗，我并没能亲见。但我曾看到过在伦敦地铁环线地面段的铁轨路堤上密密长着的一片臭椿幼树。臭椿是在1751年第一次被人们用种子种在切尔西药草园中的，它那结着种子的翅果很容易被风以及过往列车搅起的气流吹散。如今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地方，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看起来就像本土灌木丛中的一员。
外来物种的潜入可以极为隐秘且精确。我常看到一小片亮蓝色的半边莲从城市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而它们的种子就来源于正上方悬挂的花篮。有时它们的潜入又广泛而难以捉摸，每当这时植物学就会费尽力气想要搞清这些世界上最成功的杂草是如何进行环球旅行的。我曾看到过一棵如今被叫作黄花酢浆草的植物开着它明亮的柠檬黄色小花，孤零零地长在葡萄牙辛特拉一家画廊外的一个浴缸里，这个浴缸是用来盛放一尊出自一位南美洲艺术家之手的雕塑的。黄花酢浆草起源于南美洲（在那里它被叫作“海角黄花”），如今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猖獗杂草，出没于锡利群岛的花田、澳大利亚的柑橘园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它的英文俗名Bermuda-buttercup（直译为“百慕大毛茛”）正是来源于加勒比地区。这个让人困惑的名字像是对杂草本身旺盛、多变的特性的一种比喻。
可是，作为感官敏锐且反应迅速的环境变化风向标，杂草们的那种进取精神偶尔真会让你觉得深受鼓舞。20世纪9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格林汉姆基地不再作为核基地之后不久，我曾造访此处。那时大自然已经开始了再次占领基地的进程。蝙蝠栖息在导弹发射井内，黄条背蟾蜍躲在旧弹药箱里。巨大跑道两边的草地已经长出了野花。最让人惊叹的是，格林汉姆基地脚下的土壤明明是酸性的海绿石砂，却长出了许多偏好白垩土壤的植物，为首的就是常见于铁路路堤和旧采石场的坚毅杂草野胡萝卜，它们收拢的种球看起来像是蜂鸟的鸟巢。跑道上的水泥慢慢渗入土壤之中，使这里的土质变成了碱性。甚至还没等被挖掘，这条极速跑道就已经开始降解，并慢慢变成一片草地。
在追踪英国外来杂草的这30年中，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植物而言，生命虽然美好却很短暂。每年来到英国的新植物有几百种，可用的土地却很少，环境也并不适宜，环境变化的速度又往往比它们那已经很快的生命周期更为迅速，并且大部分非耕地的地表已经被古老而强大的本土植物占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入侵物种十分符合杂草能在生态真空中兴旺繁荣的特征——这里的生态真空即没有捕食者、疾病和本土植物释放的防护性生化手段。）只有很少几个新物种能顺利存活到成为杂草景观中的一员，能成为环境滋扰分子的就更少了。垃圾场就像是其他那些失败者命运归宿的一个隐喻。它们可以在这场本质上而言就是植物畸形秀的表演中熠熠生辉，但若想逃脱迅速灭亡的命运、成为一个成功的入侵者，几率很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成功站稳脚跟的外来物种走的都是另一条路径：进入花园，被喜爱、被培育，被一个园丁散播给另一个园丁，直到它们达到一定的数量，在这个数量下偶然的逃脱或有意的放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就是让英国保育工作者担心不已的十几种“侵略性非本地植物”进入野外的途径。其中8种为水生植物，它们都是水族馆或观赏性池塘的弃儿。像黑乐草、加拿大伊乐藻和粉绿狐尾藻（原产于南美洲）这样的物种，其叶子能在水面上形成致密的一层，可以导致其他水生植物（有时也包括水生动物）缺氧。与陆生植物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扎在泥土中的根系来限制它们的生长。
危险程度紧随其后的恐怕就是杜鹃花了，这种植物具备入侵古老林地——尤其是英国西部林地的罕见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假如我们把时间轴拉得足够长，杜鹃花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外来植物。在英国西部形成极为密实的灌木丛的品种是彭土杜鹃（Rhododendron ponticum），人们曾在爱尔兰的沉积物中找到过这种杜鹃的花粉，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一次间冰期。那时这个品种已明显适应了大西洋林地的生长环境，因此可能保留了一些关于如何应对这种栖息地环境和竞争物种的基因“记忆”。但在那以后的三万年里，它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再次生长在英国大地上，目前所有的野生杜鹃都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出去的。几乎没有虫子以它为食，即便是在不适合它播种的较凉爽的夏天，它们也能靠着吸根大肆扩张。在苏格兰西海岸那片独特的栎树林里（有时这里也被称作“凯尔特雨林”），杜鹃能够爬上那些因常年吹风而较为矮小的栎树，挤走树上稀有的地衣和青苔——对它们而言，这片树林是最后的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很重要的避难所了。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最受保育工作者喜爱的入侵物种了，这心情大概与狐狸猎人们最喜欢的动物是狐狸差不多。让工作小组们玩得精疲力竭的“抽打凤仙花”活动，可能是保育志愿者们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尽管（或者可能就是为了）过程中弥漫着压扁的枝条的气味，凤仙花的种子还会不停射出来。至于这种狂欢活动是否合理，或是否会产生任何生态影响，还有待讨论。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在1839年从喜马拉雅山脉引入英国的，它被作为装饰性植物种在花园的潮湿角落，到19世纪末时，它们已在野外广泛分布，尤以西南各郡的河流沿岸为多。1901年，植物学家A. O.休谟[144]在康沃尔郡的露谷看到了这种植物，为其写下了一段最早、最生动的描述文字。他强调，至少在它还比较罕见的时候，它算得上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美丽植物：
长在温暖的西南部、茎的基部没入清澈溪水的凤仙花是一种极美的植物。它高5—7英尺或者更高，恰好露出水面的那部分茎直径有1—2英寸，十分健壮；它笔直、形态对称，开着许多团花朵，中央的大花可以有一个人头那么大……不同的植株开出的花朵也大小不同，颜色也可有十几种变化，从你能想象出的最浅的粉红色到深紫色；大而优雅的深绿色披针形叶子长得郁郁葱葱，其中有些叶子的长度足有15英寸。
在20世纪50年代，喜马拉雅凤仙花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到80年代时，它长遍了大部分河流系统的沿岸，但密度最大的依旧是西部。它迅速扩散的原因和其他所有凤仙花一样：它紧绷、有弹性的蒴果能像弹弓一样把种子发射出去（它们形象的属名Impatiens意为“没有耐心的、无法忍耐的”），然后种子就会顺水漂流。喜马拉雅凤仙花是英国最高大、生长最快的一年生杂草，它们形成的超大规模植物群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景观，常能沿河岸绵延数百码，开出成片的紫色和粉色花海。到20世纪末时，它们已经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有了一些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安妮·史蒂文森[145]为这种植物写了一首很美的情诗，与保育工作者们将它的气味比作清洁剂不同，她笔下的凤仙花有着“成熟蜜桃的香气，仿佛一个姑娘擦着口红的芳唇间吐露的气息”。它们开始有各种俗名——警察的头盔、穷人的兰花（得名于花的形状）、跳跃的杰克（得名于会发射种子的蒴果）。一个萨默塞特郡的记者告诉了我一个极为有趣的凤仙花俗名，以及一个杜威尔顿的保育工作者们一定不会爱听的故事：“（喜马拉雅凤仙花是）我最喜欢的植物。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这里的本土植物，因为我的那株是从别人的花园里得来的。我遛狗时常把它的种子撒在各种树篱和壕沟里，所以它很快就会变成本土植物啦！……我以前听说它在当地被叫作‘蜜蜂屁股’，也注意到它很吸引蜜蜂，原来它的花朵形状导致蜜蜂采蜜时只能看见它们的屁股，我觉得这个名字简直太妙了。”
我也曾见过蜜蜂们在“蜜蜂屁股”上忙碌的情形，那时我正在秋日的埃克斯河上漂流，两岸浓密的喜马拉雅凤仙花使得整条河流充满一种与众不同的亚洲风情。凤仙花上覆盖着圆蛛的蛛网，空气中飞舞着许多蜜蜂，有些蜜蜂的肚子上挂了太多黄色花粉，几乎都要飞不起来了。无论喜马拉雅凤仙花还造成过什么影响，在这暖意渐消的季节里，它们为本土的无脊椎动物营造了一片乐园。但那里已看不到太多其他植物，我的同伴坚持认为是凤仙花排挤和破坏了当地河岸上的植被。
但十年过去后，一个简单如外来植物大部队无情扼杀可怜的本地植物的故事是无法说服我的。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一年生植物。它也许只需一个夏天的时间就能长到10英尺（约合3米）高，但冬天它就会和自己的根一起死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它无法建造一个根深蒂固的植物群。作为将机会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杂草，它的生存和传播靠的是入侵没什么植被的开阔泥地和在已有的河岸植被中见缝插针，它尤其喜欢临近城镇的环境。并且现在已经弄清，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对凤仙花传播最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是人对河流进行的入侵式机械清淤。凤仙花对本地植物造成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植物被它们夏天的浓密叶影笼罩了一段时间，变得比较虚弱。（但这种植物间的影响不是必然的，比如在黑莎草沼泽区域，沼泽中的黑莎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相似，一个夏天可以长到6英尺以上，而群落构成丰富的春天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兰花、剪秋萝、缬草——就不受其影响。）可我还从没见过哪里的本地植物群落确确实实被喜马拉雅凤仙花所替代的。在东英吉利，它们甚至无法进入河边稳定的芦苇植被，遑论入侵了。
喜马拉雅凤仙花既可以让乡村河岸变得单调，也能让城市荒地更加多样。它的存在对英国到底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简单分明的裁断。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安妮·史蒂文森写给凤仙花的情诗的最后一节——在一个环境剧烈变化且充满不定因素的时代，扼杀任何充满希望的绿色生物都是危险的：
爱，是你说，“杀死那个我们不得不称作生命的杀手，
然后我们就会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太阳下
一个荒凉的星球。”
于是我照旧用十月的温柔渴望爱你，
会接纳即将来临的冬天
并喜欢凤仙花诱人香气的十月。
不过，虎杖作为一种值得人们认真谨慎处理的入侵者是毫无争议的。它不像凤仙花，可以用作周末与小马俱乐部或当地保育机构狂欢娱乐的由头。它也不像大猪草，这种高大健壮的两年生植物一生中基本不挪窝，且开花以后就会死去。虎杖一旦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落脚，每年推进的距离超过20英尺（约合6.1米）。它那多年生的根部会不断扩张，并遏制其他植物的整个根系。虎杖的身份并不是普通杂草中某个较为恶劣的品种，而是被看作、被当作生物公害和植物传染病来处理。它产生的主要文化影响就是催生了一整个对抗它的行业。
虎杖的早年经历与许多其他入侵杂草很相似。虎杖在原产地日本和中国北部的生长环境是像河边碎石滩和山麓碎岩这样较为混乱、易受侵扰的地方，也是典型的潜在杂草喜爱的环境。它是凝固熔岩上长出的第一批植物之一，可以忍受极端的酸性环境和矿物污染。虎杖于19世纪中期被引入欧洲，它那几乎在同一平面上水平排列的心形叶精致且充满东方韵味，乳白色的花穗错落有致地立于叶片上下，这些特点使它成为大受欢迎的花园灌木。1870年，它得到了园林设计师威廉·鲁宾森的赞誉。20世纪初，一个谢菲尔德矿工还听到了自己家虎杖的故事：父亲如何买回了一株虎杖，如何邀朋友前来参观，友人们对它布满斑点的茎和典雅的叶如何交口称赞，这株植物后来又如何被分作几盆与大家互赠交换。
我们依旧可以在植物学家的笔记中找到虎杖势不可挡的传播情况。人们首次在伦敦野外发现这种植物是在1900年，两年后它便抵达了白金汉郡兰利的一个垃圾场。1908年，它来到了埃克塞特；1924年，它到了萨福克郡。在20世纪30年代的康沃尔郡，人们送了它一个名字——“汉考克的诅咒”，因为虎杖从中散播出来的那座花园的主人就叫汉考克；据说康沃尔郡有一栋房子因为虎杖肆虐，售价已经降到了100英镑。到了20世纪60年代，虎杖已经遍布整个英国，从英格兰最西边的兰兹角一直到最北端的刘易斯岛。
此时情况已非常明了，虎杖的侵略性与英国其他外来杂草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它单棵植株的根系纵向可伸长至6英尺深，水平方向上的根携同其上生长的芽每年都可推进至少20英尺。这就是虎杖扩张的主要手段。英国的所有虎杖都是雌株，其最初来源可能是几棵无性繁殖出的个体，所以这里的虎杖并不会结种（除非与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如木藤首乌——的雄株杂交）。正如旋花和宽叶羊角芹那样，虎杖的小块断根也能很快形成新的植株。刚刚切下的一小段茎若放在水中、置于温室条件下，只需六天就会开始长出新芽和新根。还有一点，虎杖的春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从庞大的地下茎上生发出来的——可以穿透沥青、顶开水泥板，四个星期内就能长到5英尺（约合1.5米）高。
难怪人们开始觉得虎杖是个大麻烦。被从花园驱逐后，它沿着铁路路堤、河岸、混乱的人行道边缘和路边的壕沟一路扩散。它入侵了教堂庭院和公墓。在一些地方它开始形成密实的灌木丛，不但人类无法进入，下层的植物也完全被覆盖扼制。而且与其他大部分多年生杂草不同的是，它的根似乎可以压制其他植物（甚至包括蕨菜）的地下茎。但幸运的是，目前它还没有表现出入侵古老树林或草地的倾向，也没有要变成农业杂草的迹象。
对虎杖的抵抗始于1981年，其模式和备战某种生物危害的溢出或严重的流感爆发一模一样。虎杖被写入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乡村法案》，从此“种植或以其他方式使其于野外生长”变成了一种“违法行为”。在1990年的《环境保护法案》中，虎杖的“身体部位”（即剪断或挖出的根）被列为“管制垃圾”，根据《环境保护法案》的规定，这类垃圾只能丢在具备许可资格的垃圾填埋场。
管控虎杖的大量可用公共经费催生了一整个扑灭虎杖的行业。公司生意兴隆，客户名单越来越长——最常见的有市议会、大型建筑公司和房地产经纪人——并且遍布各地。人们召开会议，出版供土地所有者和忧心忡忡的住户使用的手册，教他们如何处理这种凶恶的植物。有时候这些手册读起来更像是驱魔仪式，而不是除草指南。整个处理流程十分严格。各个程序必须在一年中的正确时段按顺序执行。外泄污染是个很实际的危险，所以要遵循防护程序。不推荐简单的挖掘，因为这只会让根的碎片更为分散。对于大型的虎杖群，推荐使用深挖的方法，被虎杖污染的土壤也要带到有许可资格的地点丢弃。可以在土壤中插入障碍物作为抵挡入侵者的藩篱（兼具这个词字面和比喻的双层含义），多一重保障。对较小的植物群，可以在它们长到约1米高的时候（通常是每年的5月）喷洒除草剂，此时的叶片面积已足够大，可保证化学物质被良好吸收。若在这一季末、虎杖还未出现枯死迹象前喷洒，也被认为是有效的，但“要注意保护花上的蜜蜂和其他昆虫”。在一些较敏感的区域，在春秋季之间进行反复的修剪、翻土和放牧也可起到一定作用，但所有剪下的植物组织必须被安全处理，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焚烧。
剿灭工作在2009年春天进一步加速了，因为此时出台的《财政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每年可免去相当于虎杖清除费用150%的税款。不出所料，各公司抓住了这天赐良机，将每平方米的清除价格推到了50镑以上。截至2010年初，全国每年用于清除虎杖的费用已经升至1.5亿英镑以上。
但2010年春天，一种更低廉、更安全且少了些疯狂的控制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非营利性农业研究组织CABI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虎杖的原产地日本对虎杖的天然捕食者——一种叫作木虱（或虎杖虱）的体型极小、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进行试验，并且已经获得政府批准在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试验。可能鉴于仙人掌螟蛾的前车之鉴，再加上考虑到生物控制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研究者们将会尽量将试验田与其他地方隔离开来，并在试验田中纳入其他与虎杖有亲缘关系的英国野生植物（如蓼属植物和蓼科的酸模），以确认木虱不会误伤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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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外来入侵植物——即便是“三巨头”：大猪草、喜马拉雅凤仙花和虎杖——造成的威胁有反对者们坚称的那么严重。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建立在有偏差的数据上的外来物种恐慌？2010年，英国植物分布的开创性著作《英国和爱尔兰植物地图新编》（2009）的合编者戴维·皮尔曼和他的植物学家同事凯文·沃克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不同的尺度——分析了入侵植物的出现频率。首先，他们提出，我们可能因为这些杂草的“都市性”而对它们的存在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我们会把外来植物看得比在实际情况中更‘普通’，因为它们在我们生活圈里很常见。于是我们就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无论在哪里都很普通。”我们从它们在城市中的混乱环境——路边、水道、废弃的工业区里的数量推断，它们在更广阔的乡村也一定以相近的密度生长。于是作者们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反推。他们先给出了面积单位为100平方公里（即10公里乘10公里，英国将这个单位称作hectad）的入侵杂草数量的数据，然后将这些面积单位按一个小得多的单位——4平方公里（即2公里乘2公里，英国将这个单位叫作tetrad）进一步细分，并在这个比例上再次分析这些杂草的数量。（整个数据库十分庞大，记录了400万个4平方公里上出现的4400种植物。）两个数据间的差异令人吃惊。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分布的面积为83%，但细分到4平方公里的尺度以后，虎杖的分布率只有29%。杜鹃花的这两项数据分别是70%和22%，喜马拉雅凤仙花则是34%和6%。这些植物的数量似乎都集中在相对较小的面积上，其中大部分区域是城市或城郊。当皮尔曼和沃克将乡村地区，尤其是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的数据也如此细分分析后，外来入侵植物——用他们的话说——“稀少到难以察觉”。他们绘制了杂草首恶虎杖在多塞特郡——英国乡村面积最大的郡之一的分布图。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在每一个单位面积里都有分布，表明它在这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危险生物。在郡内1280个重要自然保护区中，只有8个长有虎杖。
看着美国佛罗里达州和澳大利亚的状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外来物种问题上放松警惕。但外来入侵植物也具有所有杂草的共性，即能让它们真正繁荣发展的只有混乱不稳定的环境，或缺乏长期稳定植物群落的地方——否则在这些植物复杂庞大的根系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化学秩序的影响下，外来者通常难以立足。把大猪草的种子种在一片古老的林地中，它们很可能无法萌发；而在约克郡峡谷中温和规矩的柳兰一旦被引入肥沃、常翻新的花园绿草带，就会摇身一变，高大凶猛起来。一种植物杂草化的倾向与其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不同环境下的随机应变。
但机会总会出现在某时、某处，外来入侵者们也会一直存在，即便有时我们会夸大它们带来的威胁。它们蓬勃发展，有时候是因为它们已经扎稳了根：比如虎杖，硬要彻底根除它们，只会搞得国家破产、两败俱伤。有时候是因为它们传播的路线已经连续流畅：每一种新的作物——大豆、补血草、琉璃苣——被引进时都会带上些新的杂草亲戚。还有些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不管欧洲七叶树——一种不到400年前从巴尔干半岛引入的外来植物——被同样外来的树木病害摧残得多么严重，作为英国乡村植物的标志，它会受到人们的守护，哪怕只剩最后一棵。外来植物为我们的国家和地域文化贡献良多，有时对地方生态都多有裨益。而在未来它们可能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气候变化对本土植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在传统分布区域——它们的舒适区，数量可能会慢慢减少，变成植物中的“少数民族”，甚至最后在当地灭绝。它们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植物填补。这些植物中有些可能就来自更温暖的南方，若只是因为它们并非原住民便断然将它们驱逐，会让我们这座小岛的植物群背上更加贫瘠单调的风险。
因此，我想知道，在衡量外来入侵植物时有没有一种不那么武断的方法，能将它们做出积极贡献的可能性也计算在内。我觉得“适应”（naturalisation）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它们可容性的简单有效的标准。在严格的科学定义上，“适应”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已经在野外环境中建立了足够稳定的地位，不需人类帮助就可以繁殖与传播。在英国符合这一定义的植物有近1500种，其中有约150种是公元1500年前到来的“古代杂草”，另外1300种则是之后抵达的“新杂草”。
文化层面的“适应”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其深层含义中强调的是人们的接受度和文化上的“相合”。这种“适应”在字典中的定义是“被承认与土生土长的事物或居民享有一样的权利和待遇”，或“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定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宣布：“我们，通过法案，接受国际人权之友的领导者成为法国公民。”在这些定义中有一个予与取的概念，即外来者要对其适应的文化做出一些贡献，同时尝试着融入其中。
这个标准该如何应用到一些著名的外来植物身上呢？有些植物，如欧洲七叶树（新杂草），在文化层面已经被广泛接纳并完全适应了。这种树为英伦景色、孩童游戏甚至化妆品行业（它的果实能够用来生产洗发水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们带来的坏处不过就是在几片本地林地中不成气候地散播了些种子。另一个例子是雪花莲（除西部少数地区外英国全境都有分布的古代杂草）。它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并且能在其逃脱的花园外形成巨大的植物群，但大部分人都以为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英国野花。
大量外来花园植物都能与我们的本土植物和睦共处，甚至常常相处得非常愉快。我前面提到过蔓柳穿鱼、紫菀、常绿五舌草和糖芥所做的贡献。新来物种中有一些最为优良的品种都起源于地中海地区——花朵散发着康乃馨香味的欧亚香花芥；黄色花朵周围围着一圈绿色萼片、以“唱诗班少年”的名字广为人知的菟葵；还有距药草，它耀眼的红色花朵使英格兰西南部的石头建筑充满了生气。针叶婆婆纳是19世纪30年代作为岩石花园专用植物从高加索引进的，如今它们在粗糙的草坪上开出了一片耀眼的蓝色花海（当然是在允许它们生长的地区），与之相伴的是毛茛和落下的樱花。木本羽扇豆1793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远道而来，如今已经适应了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沙质海岸线，盛夏里它们的黄色花朵会为海边的微风增添蜂蜜般香甜的气息。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无害地游荡在英国南部的树篱当中，哪怕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也值得将它留在这片土地上。18世纪初，第三代阿盖尔公爵、植物收藏家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收到了一株茶树（Camellia sinensis）和一株来自中国的枸杞。但它们的标签被弄反了，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出于幽默，公爵就继续让它们顶着错误的标签生长。这个故事在1838年才为人所知，此时公爵已过世多年，但是枸杞却留下了它的戏谑性称呼“阿盖尔公爵的茶树”作为英文名。
更有争议的是如今开遍全英国路边和草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花园水仙。许多人都觉得冬天过去后有些鲜亮的花朵装点一下挺不错，于是当地议会和便民组织出于好意，把水仙种到了交叉路口的圆形花坛、道路两旁和离本区已经很远的绿地中。（即便种在这些地方，水仙们也会造成问题。萨福克郡植物记录员马丁·桑福德指出，尽管这些花被认为“为环境增色不少”，但“它们也被用来在公共土地上划地为界，而且可能导致这些区域被改造成更为正规的园艺区”。）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粗莽的现代培育种和杂交种水仙似乎能产生大量的种子，于是在距离人类聚居地几英里的林地和田边也会突然出现水仙群。我在诺福克湖区的沼泽中央和约克郡谷地1000英尺（约合300米）高的小河河岸都曾见过水仙花丛。
由于水仙的叶子在5月底就会凋零，目前来看它们对本地植物的威胁还很小（不过4月里它们能够完全遮住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但在自然景观中，它们是最具有美学破坏性的杂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这样频受抨击的植物相比，长在本地野生植被中的水仙花要不协调得多；它们完全来错了地方，把城市花园的氛围一路带到了乡村。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有些入侵物种永远都不该留下。例如，被南美洲驱逐的精致的水生植物粉绿狐尾藻，如今正慢慢淹没水塘和沼泽区域的开阔地。虎杖、杜鹃花和桂樱可能也应归为此类。或许还应包括一些更本土的植物，如英国培育的油菜，它们正不断冲出种植它们的田地，入侵周围的道旁植被。植物本土化——获得准许光荣成为本土植物的一员——应当以植物行为的可接受程度和适当与否为标准，而不应取决于原产国家。
边界区域也会出现问题，界线两边植物的行为和分布可能会突然改变。亚历山大草是（或者说，曾经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古代杂草。它作为一种烹饪用植物，被罗马人从地中海沿岸带到英国并广泛种植于花园中，直到味道相似的芹菜出现。很快它们就在野外扎根，适应了（包括文化和生态上的双重含义）海边荒地的生长环境，与许多地中海植物一样，它们似乎很喜欢海岸边温和的冬天和咸咸的空气。它翠绿的叶和黄色的花是初春路边最早出现的风景之一，它的茎煮熟后是一种挺不错的食物。但做了2000年备受喜欢、中规中矩的海岸植物典范后，它忽然性情大变，侵略性十足，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向内陆扩散。一开始人们以为这可能是路边盐含量骤增的结果——就像丹麦岩荠那样，但亚历山大草的新植物群主要出现在并未撒盐的乡村路边以及与路面并不接近的位于高处的河岸，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可能与气候有关。到2000年时它开始出现在赫特福德郡南部的主干道边，这里距离海边超过100英里。与此同时，本已占据了诺福克湖区东北部大部分道路路旁的它们，又开始进一步在诺福克郡最南端的A143公路两侧涌现。亚历山大草的真面目还在诺福克郡博物学家协会中引起了一场小争执，此前这个协会刚刚将它选作诺福克郡的郡花。一种杂草的形象摇摆于受人喜爱的标志性植物和初露凶相的恶棍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杂草的形象会在它们迁移或扩大地盘时改变，会在它们入侵新领地时改变，还会随着大众审美的改变而改变。就像曾经数量充足的家麻雀，100年前捕到它们还可领赏，如今它们却成了稀少且受人尊重的花园奇景，所以亚历山大草的形象可能也会很快恶化，从倍受怜爱的初春第一抹绿意、植物史的一枚活化石，堕落为不断攻城掠地、霸占勤恳的英国植物的领地的外来物种。杂草不仅可以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可以出现在错误的时间。
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看看另一种被妖魔化的外来植物——挪威枫，情况便一目了然。那些说它坏话的传说故事威力强大。它是一种真正的杂草，有侵略性且粗鄙。它那数量庞大的幼苗可以铺满整个地面，挤走本地树木。它那大而不美的树叶乱七八糟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腐烂，形成一层滑腻的覆盖物。这些“不合宜的树叶”以每年秋天都会导致火车打滑然后被迫停车而著称。在2009年9月，英国东英吉利国家快运公司颁布了一份“秋季落叶”特殊运营时刻表，时刻表的标题处就是一张挪威枫叶的照片。
当然，绝大部分这样的指控也同样适用于许多本地树木——梣树会长出大量树苗，山毛榉的落叶腐败速度极慢。但挪威枫比它们多具备一个污点，一个难以抹去的植物野兽的标记——它是个外来者。它应该是从欧洲中部引入的，媒介未知，时间为16世纪——可能就在这之后没多久，1664年，约翰·伊夫林[146]便在从伦敦周围各郡寄出的信中，写下了对挪威枫的最早的抨击，其中所述种种，现在的人们已十分熟悉：“挪威枫……出名的树荫完全言过其实，它那会滴下蜜露的叶子很早就会凋落……变成一种黏液和害虫，从当季的第一场雨便开始腐烂；它们就这样污染、玷污了我们的走道；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它们从所有的花园和道路驱逐出去。”
三个世纪后一个记者写信给我，信中对挪威枫之于郊区风景的贡献给出了一个乐观积极的看法：
挪威枫常被称为杂草。它确实有一个杂草的特质——成熟时会释放大量的种子。那些带着翅膀、靠空气动力学传播的果实被叫作“锁与钥匙”。如果你希望你的花园里有一棵树，那么附近的挪威枫会义务帮忙，完全不用你动一根手指……沿着城郊铁路进入伦敦的它，再次无视了路堤和城市荒地上弥漫的柴油气息。这种树对英国适应得如此之好，几乎有一种喜剧效果。后来居上的新丁在几乎每一种境况中，都比本地物种更本地化。
但挪威枫真的是“新丁”吗？牛津基督堂主教座堂（其历史可追溯至1282年）里圣弗丽德丝维德的神龛中，清清楚楚刻着它的叶子，旁边还有田园枫（应为本地物种）和白屈菜（应是外来物种）。当然，这可能是某个在欧洲大陆见过野生挪威枫的石匠所刻，但它确实使挪威枫的外来性蒙上了一层疑云。2005年，最富盛名的树木史权威之一——泰德·格林发表了一篇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以安妮·史蒂文森为喜马拉雅凤仙花写诗的精神为野树正名，提出气候变化应使我们“重新思索对本土与非本土（即杂草型）树木的教条定义是否合适”。他举出挪威枫为例——也许提它只是故意唱反调——认为应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本地物种对待。他指出，古代沉积物中可能存在挪威枫的花粉，它只是因与田园枫花粉太过相似而未能被辨认出来；他还指出，挪威枫与梣树、榆树和栎树一样，都能供古老树林中的地衣在树上生长。他最有趣的观点是，目前挪威枫演化出的策略可能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回溯——同时也是一种贴合现代的螺旋形的进步。黑孢皮病是对挪威枫打击最为严重的病害，过去1000年中这种病几度兴衰。“挪威枫迅速扎根和快速再生的能力，”格林问道，“在酷热干旱时期是不是为了对抗由病害引起的不可预测的数量锐减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
时光的流逝往往才是入侵植物之命运的决定因素。耕地杂草原本的生长环境若常受侵扰，它们就只能待在原来的地盘而无法进驻耕地。四处肆虐的杂草只有在某种昆虫或微生物学会以其为食时才会停下脚步。至于挪威枫，它们很少有机会能长到成熟，因此很难知道那时的它们是不是会温和起来。在有机会让它们成熟的环境里，它们的表现与本地树木毫无二致。我最近在奇尔特恩偶然看到了一棵。这棵树约有150岁，在山毛榉林的一个空隙中长了起来。这里舒适通风，地面远不像坊间传言所说的那样被结块的半腐烂的叶子掩埋，而是长满了古老林地里的那些花：蓝铃花、酢浆草和栎林银莲花。至少在这里，这种杂草般的树的下方并没有它繁衍再生的迹象。从可见的几棵树苗来看，几百年后下一棵长在这里的树应该是一棵梣树，而它的本土性可是毫无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