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烧书籍。公元前221年，他成为史上第一个称帝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他下令修葺公路、开凿运河，并建造了最初的万里长城。他毁掉一切的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他活埋知识分子。在他的统治下，所有中国人只能被迫接受一种书写文字。
秦始皇的丞相向他提议，不仅要毁掉书籍，更要毁掉书中传达的思想：“如果谁敢在私人谈话中谈及古诗或文献，就把他处死。谁要维护旧的一套，拒绝新的事物，就要他满门抄斩。”
所有这一切，都在100多年后，被一个汉朝的历史学家记载下来。汉朝是秦朝覆灭后诞生的新朝代。这个历史学家写的书叫《史记》，这本书成了往后两千年的经典。
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古文的学者来说，依姆雷·加兰博斯（译者注：中文名为高奕睿）的出身可谓不同寻常。如果依照他母亲那边的血统，他是个中亚人：他的外公是塔塔尔人，他的外婆是哈萨克族人。他的外婆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长大以后，她往西部迁徙。在乌拉尔山区，她生下了加兰博斯的母亲。这个女孩往西走得更远，她在莫斯科读大学，并与一个匈牙利人相爱。接下去的故事还是往西发展：依姆雷·加兰博斯出生在匈牙利北部，在多瑙河附近。他的血统一半是匈牙利，四分之一是塔塔尔族，四分之一是哈萨克族。他身材矮小，但结实健壮，有黑色的头发和长长的睫毛。他很腼腆。在电话里，他寡言少语，甚至只挤出一个字来回答。第一次与他会面会很尴尬。然而，一旦你和他混熟了，你就会惊叹他思维的敏捷；而且你会知道，作为一名敢于创新的学者，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享有盛名。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兰博斯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古文字的发展。他主要的研究材料是一堆刻了汉字的竹简，这些竹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些古老的文字是最新的研究材料：绝大多数的竹简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被发掘出来。过去，学者们无法接触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他们只是研究像《史记》一样的经典，这些经典被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抄写复制，流传了下来。
这些竹简刻于秦始皇统治结束后的几个世纪，然而刻下的汉字依然不是统一的字体。同一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一如原始的文化总是缺乏明确的标准。通过这些证据，加兰博斯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是历史的夸大，很可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其他各种秦始皇的故事大概也如是。在加兰博斯的论文里，他记录到，许多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焚书坑儒的故事里，但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安静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对历史文本进行选择、复制的过程”。
加兰博斯的观点很简单：审查制度制约了想象力，但创造、篡改的过程可能更具破坏性。 为了完成一个故事，为了在历史事件中找出意义，你否决了诠释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中国像其他伟大文明一样，在书写下来的历史背后，许多故事仍然无法被言说。
在加兰博斯看来，中国的文字统一过程其实主要是在汉朝完成的。汉朝有记载自己历史的书籍，还完成了汉字的第一本字典；汉朝对书写文字的重视，为为日后两千年的皇权统治打下了根基。“人们谈论的是书面文字的世界，”他说：“像拜占庭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流传下来的书写文献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比真实世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负责管理古代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考察的主要内容就是背诵经典。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文字的世界。无论哪一个外来者，最终都会被这种文明所征服，变成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蒙古族人，最终都演变成了‘元朝’——老天，他们原来可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几乎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但在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变得像汉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我想，这种书面文字的世界是时间长河的纽带，它使这种被我们叫做‘中国历史’的东西成为可能。”
“中国历史，并非是人民的数量或者其他的什么；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个极其庞大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如此巨大，以至吞没了创造它的人们，吞没了周围的每一个人。”
加兰博斯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对整洁、规则、或是谋划的事物都表示怀疑，在他看来，那些合情合理的故事背后，通常都是一团混乱的事实。这种看问题的视角也许是遗传的——他有塔塔尔族的基因；或者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无法说清。除了一些简单的细节，他的家族历史不详。他不知道为何他的哈萨克族外婆会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以及她后来为何迁移。他不知道外婆如何塔塔尔族外公相遇，以及他们前往乌拉尔山的路线。
加兰博斯甚至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他最初进行中文研究的原因。他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匈牙利长大，此时的匈牙利规定所有青年男子必须服兵役。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去服兵役，并且很快地发现，部队这样的地方容不下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他在部队里受到了处罚：被派遣到包科尼山区，进行额外的六个月集训。那段时间里，加兰博斯主要担任炊事工作。他曾一度假装自己患了疝气，还做了手术，只是为了得到二十八天的修养时间。那时手术是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完成的，直到今天，他时不时仍能感到肠子里一阵刺痛。
在疝气手术之后，他凭借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再度逃脱了兵役。在匈牙利，如果一个士兵考取了大学，他强制服兵役的时间就会缩短半年。加兰博斯申请了多个高校，然而他的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一个在中国做研究的项目，外加奖学金。他接受了这个项目，觉得这总比在部队里再呆六个月强。那是15年前的事了。“我就这么卷入到这一整个中文世界来。”他解释到。
有一天晚上，我和加兰博斯在北京见面，去喝了一杯。我们的对话转向了历史内容。他告诉我，人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选择一些特定的人物和时间，夸大它们的重要性，然后把它们整合到叙事里。
“这就是历史在人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他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和时间构建了历史。然而，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许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这些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当时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说，每500或600年，就会出现一个圣人。而实际的情况，要我说可变性更大，也更为复杂；历史上有更多更多的事情发生。显而易见，讲授历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总不能就说一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无可避免的，你总要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选出一些事物。”
我们坐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里，这个酒吧靠近后海——后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湖。这儿是中国首都最后仅存的几个完好的古老城区之一，而我们身处的酒吧开着一排正对湖面的窗户。这是个迷人的夜晚：夜色中的水面闪现着岸边红色和黄色的灯光。加兰博斯说着观念的力量，然后他指向了我。
“这就是中国人对你感到不安的原因——你是个记者。”他说。“对于西方来说，你们所创作的任何东西，就是中国。否则的话，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些随意抽取的数字——可能媒体上会公布一些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人们看到了或许会想：‘哇，这个数据很低嘛。’又或者大家会觉得它很高。但是，你们这些记者对数据做出了解释，又添油加醋地写成了新闻报道。如果你写道我们今晚坐在后海边上的事情，人们会想：‘哇，中国是个很酷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在他们脑海里形成的过程。然而，你书写下来的那些，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