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
深圳总是生气勃勃的。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飞快，人们有时会把建造高楼大厦比作雨后纷纷冒出的春笋，因此它又被称为“一夜之城”。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会对深圳冷嘲热讽，而他们的理由千篇一律：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品味。然而对于从内地移民来深圳的人们来说，这座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深圳是活生生的，它好坏共存，一面是残酷，一面是成功。在这个国家不断兴起的新城中，深圳是最有名的一个。
在我来深圳之前，我听过许多关于深圳的冒险故事。在四川涪陵，我的学生们喜欢写这座城市的故事；有时候深圳是他们小说中的背景；有时候他们会描述一些四川移民在深圳的经历。在一节写作课上，我教完了一个关于对话的单元，就叫学生们写一下他们最近的谈话。一个叫艾米莉的女生想起了和她姐姐的对话，那天她姐姐做了她人生里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我要去深圳。”姐姐说。
“妈妈不会让你去的。”
“我会试着去说服她。”
“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确定你已经考虑周全了吗？”
“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一份铁饭碗似的稳定工作。我可能会被开除，或者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不过我还这么年轻，精力有得是，这有什么要紧呢？”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嗯，我觉得你是对的。在那座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工作、生活，肯定是件很棒的事情。”
“祝你好运。”我加了一句。
“谢谢你。晚安。”
“晚安。”
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座繁荣的城市五个月了。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她还是不是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那时候整个班的学生对于我来说，都只是一些模糊的面孔，上面写满了求知的欲望；而艾米莉则是我最早记住的学生之一。我呆在中国教书的第一个学期，班上就有她（第二年我教了前一章提到的威利）。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布置作业；我经常随意地在黑板上写一个问题，然后要学生在10分钟之内围绕这个问题写一段话。有一天，我提的问题是：“有两种生活摆在你面前：一种是平凡的生活，但你会有很长的寿命；另一种是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但你的寿命只剩下20年。你会选择哪一种？”
几乎每个人都选了第一种。在中国农村地区，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学生指出，无论生活有多幸福多开心，20年的寿命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庭太贫穷了，他们要负起家庭的责任。我可能是在那次课堂作业中学到最多东西的人。那以后，面对着四川的学生们，我在传达“追求快乐”这样的美国观念时，就会更加小心。不过那次作业中，我注意到艾米莉的选择是寿命很短的那一种生活。她那一年19岁，是我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她写道：
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的生活都谈不上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会把我的颓废归咎于我所处的环境，特别是我们这所学校里那种压抑的气氛。但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都过得很快乐，只有我自怨自艾。所以我想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从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所有作业来看，她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她与他的同学成为鲜明对比；她回避党的路线；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我的学生之中是很少见的；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数学系的教授。她写过一些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被下放到农村的矿井里工作。有一个单元是学习“商业写作”的，当时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让他们给一个美国机构写一封正式的信，艾米莉选的机构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德乡村音乐协会。她告诉我说，她很好奇乡村音乐听起来是怎样的。还有一回，在一篇日志的开头，她问我有没有一些黑人朋友；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见过黑人，除了在电视上。当我的文学课上演《仲夏夜之梦》这出戏时，她扮演的角色是泰坦尼娅。她是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演每个角色时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像是她在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样子。她有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宽宽的脸上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眨动。她取的英文名来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
毕业之后，她马上离开了家。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南下，她的男朋友名叫黯逆（Anry），这是我们英语系里几个更神秘莫测的英文名之一。他在班上体育算是很好的，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帅小伙。黯逆的脸方方正正的，一头硬硬的短发直竖着，黑黑的眼睛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他很容易发脾气，他的英文名（Anry）与单词“生气”（Angry）只差了一个字母，看来不仅仅是巧合。几年以后，艾米莉告诉我说，黯逆以前经常挑剔她的言行举止。
“他曾经跟我说，我和别的男人讲话时不应该面带笑容。”艾米莉回忆到：“我应该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他经常因为这个骂我，说我笑得太多。他还说我和男人说话时老眨眼，很不像样。我曾经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希望让自己变得举止正常起来。那时候，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后来我知道他大错特错。”
他们俩离开家的原因各不相同。黯逆的家庭急需用钱；一年之前，他的哥哥用炸药捉鱼，因为引线太短，炸伤了自己。那场事故以后，他哥哥就几乎全盲了，也不能用双手干活。他家里还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要养。用炸药捉鱼是犯法的，但在边远的农村，农民们还是会这样做。
对艾米莉来说，她的父亲在学校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实际上，在我面前，她从来都说不上到底为什么她要离开涪陵。“内心深处有什么在召唤我。”有一次她这样说。“我妈说我总是不满意开开心心的人生。她说我注定要吃苦的。”无论怎么说，她都难以想象，在涪陵做个学校老师这样的生活，如何能让她感到满意。“教书对女人来说是个好职业，也很容易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因为男人都喜欢娶老师做妻子。这样生活会过得很舒适。但是这种生活太舒适了，我觉得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差别。”
艾米莉和黯逆先去了云南省省会昆明，他俩在那儿各找了一处住的地方，然后就去找工作。新的经济环境下兴起了好些“人才市场”，或者叫“就业中心”；艾米莉和黯逆走遍了昆明的人才市场和就业中心。他们都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艾米莉是我班上英语最好的学生之一，但是人才市场招聘的人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学历。很多招聘广告上列明，女性的求职者身高必须有1米6，而且要“五官端正”。“五官”是指耳朵、眼睛、嘴唇、鼻子和舌头；事实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长得漂亮”。艾米莉知道对于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说，她的眼睛太小了，而她的嘴又太大了。她的身高只有1米53。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月以后，她只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工资很低。她决定去另一个城市闯闯。
深圳自然成为了她的选择。从四川出来的年轻人是听着这座一夜之城的故事长大的，那些故事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一个去那儿打工的人成了百万富翁，一个年轻的秘书步步晋升至贸易公司的高层。艾米莉小的时候，她经常听见邻居们的议论，说一个当地的女孩去了深圳，闯出了一番事业，经常寄钱回家给她的父母。艾米莉的妈妈常称赞那位女孩，说她是独立自主的典范；在那些故事的鼓舞下，艾米莉的姐姐选择了南下。
然而黯逆却决定要到上海去，他在那儿有些亲戚。他们俩为此大吵了一架，最后分道扬镳：黯逆去了东部，艾米莉到了南方。在深圳，艾米莉的姐姐刚刚辞掉了一份工作，她和妹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不停往当地的人才市场跑。在人才市场，来自工厂的招聘人员摆好了摊位，对求职者进行面试。人才市场的门票一张10元，相当于1美元多一点儿。艾米莉和姐姐如今只剩下200美元的积蓄了，于是一周以后，她们就开始只买1张门票。她们也把其他的资源结合整合到一起：艾米莉的学历较有优势，而她姐姐比她高一些，于是通常是由姐姐带着艾米莉的简历到人才市场里去。她为艾米莉排队，最后替她获得了一间台湾贸易公司的第二轮面试机会。艾米莉去了那次面试，公司的老板似乎对艾米莉的英语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1997年6月，艾米莉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起初的工资是每个月870元——相当于100多美元。那年秋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在工作的头两天里，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搭理我。其他人就像当我不存在似的。我感到很孤独。我想到了你，你刚到涪陵的那些日子，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吧。我鼓励自己要表现得热情，要主动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终见效了，我很快成为融入了这个群体。
在我们办公室里一共只有8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其他全是年轻女孩子。这些年轻女孩来自三个不同的省份。露露（注：人名均为音译）、陆云、徐丽、莉莉是从江西来的，奕小英来自湖南，林娜来自四川。露露长得最好看，也最能干，但她是我们中间最矮的一个。陆云心地很好，让我想起以前的同学艾尔安。徐丽属于那种古典美女，男孩打来办公室的私人电话大多是找她的。但我不怎么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有时候挺恶毒的。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头脑迟钝、不负责任。她在办公室里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个。小英是我们中间最胖的女孩，老是在想着怎么减肥。她的电脑操作很熟练，但英语很差。我和她有个口头协定：她教我怎么用电脑，我教她英语。林娜是老乡，我可以和她说四川话。但四川话几乎人人都听得懂，所以我们说四川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到现在，我还没告诉你我们公司是干嘛的。我们公司是从台湾搬过来的，不过几个月而已。它做的是出口时装和贝壳首饰的生意。我负责发邮件或传真给客户，和他们沟通，接受订单，把订单交给工厂，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公司，把我们的货物送到客户那儿去。露露这些天帮了我许多忙。
艾米莉的故事不断从南方漂移过来。她给我写信，偶尔晚上她的老板回家了以后，她会给我打电话。她常说起她的姐姐，她姐姐一直在换工作。艾米莉的姐姐最初是在一间做塑料家具的工厂里当会计，然后她又找了一份做旅游销售的工作。后来，她又进了一家金字塔式的传销公司。她知道这公司就是骗钱的：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销骗术在中国南方很是猖獗，政府正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然而她还是去了这公司的招聘会，还把艾米莉带去了。“那儿很多的销售人员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很会说话。”艾米莉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但对于提升自我、增强自信来说，倒是很不错。”
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艾米莉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她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相当于120多美元。我祝贺了她。然而电话那头的她听起来有些吞吞吐吐的，最后，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迟疑地说道。“他经常到深圳来。他是个老头，他喜欢我。”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沉默。
我换了个角度。“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长得胖。”她在电话那头紧张地咯咯笑起来。我知道她去了深圳以后胖了一些，这样她看起来应该更好看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
“他结婚了吗？”
“他离过婚。他是台湾人，在台湾有两个小孩。但他常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久去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吗？”
“他常常想方设法和我呆在一起。他说如果我想去香港工作，他可以帮我。你知道，香港的工资要高得多。他说如果我去香港的话，我可以赚很多的钱。”
我小心地斟酌词句。“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如果你想找别的工作，也不该叫他帮忙。否则以后你会有更多麻烦的。”
“我知道。我想我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避开他。”
“我是这么干的。”她说：“他来深圳的时候，我就整天和同事呆在一起。”
“你觉得问题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如果问题变得很严重，你应该辞职。可能会出现很糟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暂时还不用。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是很好，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辞职的。”
深圳是中国境内唯一建了现代城墙的城市。城墙大概有十英尺高，由铁丝网制成，有些地方上面全是尖尖的铁刺。整座城墙有67公里长。如果从北面进入深圳，就会走进城墙间的其中一个关卡，然后经过一条穿行在绿色小山坡之间的高速公路。离市中心越近，路两旁的新楼就越高。在深南路和红岭路交界，竖着一幅大型告示牌，它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心脏。告示牌上面是一张邓小平在深圳的特写，同时还写着一句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地人和游客都经常在这告示牌前照相。1997年2月，当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几千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告示牌前，献上鲜花和挽联，还举行了其他的纪念活动。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首歌算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可纪念的历史，深圳的突然崛起却包裹着神秘的色彩：奇迹般的诞生，仁慈的神。从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故意不开发这片区域，是因为毗邻的地方是香港。共产党人害怕英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会带来政治和经济的污染，他们给深圳制定的角色是“政治防御前线”。在国有经济的年代，这片区域的国企寥寥无几，多数居民靠钓鱼和种田为生。
1978年开始要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问题：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实行这条政策？他们不想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试验，在这些地方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旦出现了失误，将造成政治上无可估量的损失。邓小平决定在边远的、尚未发展起来的区域做试验，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减免税务和投资政策上的优惠，会吸引外国公司到这些特区投资建厂。1980年，中国正式划出最早的两个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珠海和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毗邻。
1980年代，中国政府陆续给予5个城市或区域“经济特区”的地位，但深圳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中国官员称这座城市为“改革试验室”和“试验田”；深圳成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把这座城市的兴起当作一场试验，而深圳的优势在于没怎么受到过往的干扰。中国的其他地方正在致力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让一批批工人下岗，对工厂进行重组；深圳的经济却是一张白纸。政府为这座城市制定的发展策略简单直接：建造基础设施，引入外商投资，吸引外来劳动力。20年内，这座城市的人口从30万迅速膨胀到4百万。同一时期，深圳的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30%。1980到1985这五年之内，深圳试行了超过200条经济改革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的政策随后都推行到中国的其他城市。
深圳的一切都是新的。这儿的居民大多年龄不到29岁，老人寥寥无几。深圳大学没有历史系；但你可以申请读它的高尔夫球场管理系（这里会提供中国境内最棒的相关课程）。在深圳博物馆，一些关于古代中国和鸦片战争的展览都做得马马虎虎，一副应付游客的样子，并照例尽责地附带着一句这样的题字：当你陶醉在这壮丽的“一夜之城”时，你可曾想过那些勤劳勇敢、为祖国流血流汗的先辈？
深圳博物馆里现代历史的展览部分要郑重其事得多，也有那一句题字，不过是安排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展厅的其中一处记录道，1987年12月，这座城市召开了新中国第1个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一片地的使用权。旁边是一张照片，纪念中国的第1个人才市场——这是另一项迅速流行全国的“深圳发明”。还有其他的照片展示：1990年成立的中国首个证券交易市场；1988年首栋移交私有市场的国企建筑。其中一件展品骄傲地记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96年，深圳开了中国第1间沃尔玛超市。
除了那些标语以外，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真的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而且过程总是伴随着反对之声。如果把邓小平称作这个城市的神，那么他应该是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不时会遭到一些神秘力量的对抗。邓小平相信经济特区会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然而这里面还有政治考量的因素：他尤其希望能吸引到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巧妙地增强这些地区和大陆之间的联系，让它们变得更加紧密。然而保守派则担心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们觉得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是允许外国公司来剥削中国的劳动力。很多经济特区恰好是以前的贸易港口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城市被迫对外开放。反对邓小平政策的人有时候会对此进行攻击，说等同于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翻版。19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里出现了一系列的走私丑闻，对邓的批评更加激烈。
政府其中一个应对措施，就是给深圳建了城墙，于1984年竣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解决方法，但有不同的新用途：在深圳，城墙的其中一个功能是守住城内的一切。（译者注：联想长城兴建的原因，其基本功能是挡住外来的敌人。）官员们希望这样可以限制改革中潜在的危险影响。这座城墙确证了政府加强控制的想法；一道实实在在的界线，划出了试验城市的范围。中国公民必须持有其所在地的省政府批准发出的边防证，才能合法地进入深圳。
1989年夏天，政府保守派在北京的镇压事件中占据了上风，有些人开始担心深圳会不会因此丧失它的特区身份。然而3年以后，那个仁慈的神回来了。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目的是向世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将继续进行。南巡的关键时刻是邓小平来到深圳的时候，这位88岁的领袖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们从深圳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闯禁区。”这也就是歌曲《春天的故事》第二节的内容：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在深圳当地，没有什么居民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大型的试验。然而他们感到了前路的不确定；他们会把这座城市的发展形容为一名当权者施恩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我去过深圳几次，有一回遇到了一个商人，他告诉我说，邓小平死后，人们会往深圳那块巨大的布告牌献上祭品，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感谢。然而这么做也有恐惧和迷信的因素，这有点像传统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相信死去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还有一回，我和一个来自湖南省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很穷的村子，后来邓小平来了，说要在这儿建城市。”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办的。一个人出来说，我们要干什么，然后就干成了。这就是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领导者试图牢牢掌控者他们的改革试验，深圳的某些方面还是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逐渐成了主导，这儿的工厂管理人喜欢招女工，因为女工的工资相对更低，管理起来也更容易。虽然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显而易见深圳里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当地人常说，深圳的人口比例是每7个女人才有1个男人。深圳的卖淫行业开始盛行，同样流行开来的还有“二奶”，她们是工厂老板们的情妇，这些工厂老板通常在台湾或香港已经另有家室。
政府给深圳竖立边界是希望加强监管，但却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很多老板把工厂搬到了围墙的另一边，那儿的土地更便宜，执法也没有那么严。深圳地区由此就被划分成两个世界，当地人称为“关内”和“关外”；意思就是“围墙内的地方”和“围墙外的地方”。好几个世纪以前，这种说法用于山海关一带；山海关是长城中很有名的一段，它是中国的皇朝和满洲之间的分界。在深圳，人们把旧的说法套用到新的边界上。在围栏之外，卫星城一个个兴起，它们大部分是没有规划、脏乱不堪的。这些卫星城内，廉价建造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杂乱无序地扩张。这儿的工资要更低一些，工作日通常是一周6天，而非5天。比起深圳关内，工伤事故和工厂起火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
就是这儿，在关外，艾米莉在一个叫龙华的卫星城找到了她第1份工作。她开始工作不久，她所在的企业就新增了一个生产部门，并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工厂，有自己的工场车间和工人宿舍。这家工厂生产铝制品、铜制品、低档次的银饰，还有上色并涂了亮漆的廉价塑料珠子；这些东西都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出口至香港、南亚以及美国。
艾米莉那个关于香港商人的故事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打完那一通电话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她又打给我，我就追问她那个香港人的事情。
“他对女人是见一个爱一个。”艾米莉边笑边说。“所以，对我来说他不是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说，她姐姐找了份新工作，是在“孤独的心”电话热线里接听电话，那些在深圳离感到失落伤感的人会打电话过去，跟接线员聊天。她这份工作的收入没有艾米莉高，但是很轻松。依照电话数量的多少，她还会得到相应的奖金；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我问艾米莉，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打去电话热线。
“每个在深圳的人都有很多烦恼。”她说。
“为什么呢？”
“有很多关于爱情的问题。”她说：“有些人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了生存，大家都忙着挣钱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学生时代老成了很多。在和艾米莉电话聊天过后，我常常会想，那些年轻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在深圳、在那些新兴的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的人像候鸟一样迁徙：这些默默无闻、你从来不知道姓名的打工者们南下。身在其中，一个像艾米莉这样的年轻女子迷失了方向，看起来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叫朱云峰（音）的男人来到艾米莉所在的首饰厂工作。他学过做模具，在上一份工作里，他估算错了一个金属部件的重量。他和其他三个男人本来要合力搬起那个金属部件，然而那部件滑开了。朱云峰放了手。其他三个男人来不及反应，都压断了几根手指。公司承诺会付给受伤的工人赔偿金，也没有因为这次事故而处罚朱云峰，但他还是决定不干了。面对那些伤残的工友，他感到很不好受。
那一年3月，朱云峰来到首饰厂上班的时候，艾米莉并没有留意到他。他是个沉默的人，而且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中等个子，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由于整天和模具打交道，他的肩膀很宽。他长得不算英俊。不过，后来艾米莉开始渐渐注意他。艾米莉喜欢他走路的样子——里头有一种自信。
两个月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洋娃娃，还有一个羊的小雕像。她没有问大家是谁送的。
6月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以及其他一些同事一起去外面玩，后来到了当地的公园，不知为何却只剩下他们两人。艾米莉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和大家分开的。忽然，她感到害怕起来；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她那时候22岁。他是26岁。
“我不想和你一起走。”艾米莉说。
“你想和谁一起走？”朱云峰说。
“我不想和任何人一起走！”
他们后来就回了工厂。几个月以后，朱云峰告诉艾米莉，就是那天在公园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会成。他看出来了，艾米莉的心思当时摇摆不定。
那家工厂雇了50个人。台湾籍的老板公开告诉工人们，他来到中国大陆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这儿的劳动力更便宜。工人们都不太喜欢他们的老板。有些工人1小时的工钱不到1块人民币，相当于12美分左右；这意味着他们为了要拿到足够过活的薪水，就得超时工作。工人们每次说起他们的老板，就像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说起他们的台湾老板一样，都会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小气、好色。不过这家首饰厂的老板心眼没坏到哪里去，这家工厂的条件比很多“关外”工厂要好一些。这儿的工人们星期天可以放假，平时下班以后也可以出去，但要在晚上指定的时间前回到工人宿舍。这时间通常是11点或12点，取决于老板当天的心情。
工人宿舍在一栋六层楼的楼房，老板把最上面两层都做宿舍用。宿舍里每个房间住着4到10个工人。这是家“三合一”的工厂——产品、仓库、人住的宿舍，都在同一栋楼里。工厂的这种布局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工人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栋楼底层里贮存的一些原材料属于极易燃的物品。还不止这些；曾经有个电工来为这栋楼做检查，他告诉艾米莉和其他的秘书，这栋楼的电路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艾米莉就自己画了张从大楼里逃生的路线图。如果晚上发生火灾的话，她打算先跑到6楼宿舍的平台，然后跳到隔壁大楼的楼顶上。这就是她打好的主意；她不会去对别人说什么“这是违法的事情”，因为根本没人要听。在“关外”，这样的“三合一”工厂比比皆是，工人们也没什么办法。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出来的。
10月里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朱云峰和艾米莉一起过马路时，拉住了她的手。那一刻艾米莉的心脏差点掉了出来。朱云峰紧紧地拉着她。
“我太紧张了。”当他们走到马路对面时，艾米莉说：“我不想这样。”
“怎么了？”朱云峰问：“你以前从来没和人拖过手吗？”
“拖过。”艾米莉说：“但我还是很紧张。”
“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朱云峰说：“你应该很快就习惯了。”
后来，当艾米莉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她一边说一边止不住地笑。她做了个中国女人常常会做的动作——用手遮住她的嘴，就像是回忆里的快乐满得都溢了出来。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何伟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袋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说服艾米莉，我的理由越来越来偏激了。我告诉她，鳄鱼是一种稀有动物，现在都快要濒临灭绝了，如果不喂这些鳄鱼，它们就要死掉。艾米莉反驳我说，这些鳄鱼看起来最近都不会挨饿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艾米莉说的话，但很明显她是对的。眼前的鳄鱼们看起来像快要膨胀得爆炸了。倒数第二只鸭子也只是被撕成了碎片，并没有被吃掉；它的一块块肉在岸边漂浮着。
最后，我的辩驳不得不上升到道德层面，这道德感又简直不堪一击：如果我们不把鸭子扔到鳄鱼池，其他人也会这么干。我们不比别人道德感强，也不比别人道德感弱，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是人，欣赏一池鳄鱼和一只修剪过翅膀的鸭子恶斗，正是人的本性。不管怎么说，这只鸭子有什么特别的呢？凭什么要区别对待它和它的同伴？……我一直喋喋不休，然而像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表态上一样，艾米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我们还是让那只鸭子留在了笼子里。
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之旅以“百兽盛会”结束；这场游行每天都在园内的舞台上演。
表演延续了“互动”这一主题，动物和人一起登台。一个身着天鹅服的年轻女人，领着一队边走边拉屎的天鹅，摇摇摆摆地走过舞台上那条肮脏的小路。随后出场的是一群穿得像鹦鹉一样的女人，肩膀上站着真正的鹦鹉。然后是男人们骑着大象和鸵鸟来了。有只鸵鸟把他身上的骑手甩了下来，这只狂怒的鸵鸟追赶着骑手，那男人拼命地往前跑，围观的人们全都欢呼起来。
表演在熊的游行中达到了高潮。有些熊穿着戏服，有些熊骑在单车上，有些熊用后腿支撑着身体，像喝醉了一样摇晃着走路。最早出现的来做客的熊，它们推着小车，小车上堆满了巨大的结婚礼物，那些礼物是用木头做的，还漆上了颜色，包括一个冰箱，一台电视，一大支长城葡萄酒。那一对幸福的新人最后出场。一只熊穿着西装，另一只穿着裙子；它们和一个驯兽师一起，站在最高的站台上。它们进行了个简短的仪式，两只熊用后腿站起来，鞠了几个躬，然后驯兽师就把它们推进展台上的新房里。那个驯兽师拿着一条鞭子。这婚礼看起来是胁迫的。那新房的红色大门上贴了金色的“喜喜”字，意思是“双倍的幸福”。我看了一下，在场的观众几乎全是来自中国上等阶层的年轻人。有人告诉我说，晚上这儿有灰狗的竞跑看。
在离开这个城市之前，我们在邓小平的布告牌前停留了一会儿。野生动物园让我目瞪口呆，脑海里还是一片混沌，参观布告牌则像是在净化头脑——这是我们关内之旅的忏悔仪式。这是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在那儿给艾米莉照了张相。像传统中国人一样，照相时她没有笑，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背景是那个伟大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的回程显得很漫长。我们坐的巴士在市区的摩天大楼中穿梭：蓝绿色玻璃闪着光的证券交易所，双塔的地王大厦。车往北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崭新的住宅区；几英里后，房屋逐渐稀少。车行的路穿过了空空如也的绿色山丘，来到了深圳的边界：那是一条长长的、低低的线，由铁链连接而成。在关口的检查站旁边，竖了个广告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中国第一个72洞的高尔夫会。
车出了关，路旁都是一堆堆还未完工的水泥建筑，还有打地基时形成的巨大的基桩孔，旁边的泥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们经过了一家安全级别较低的监狱，它的牌子上写着：第二劳改所。我们坐的巴士继续往北走，工厂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眼前：一栋栋围着栅栏的宿舍，一个个烟囱往外喷着一团团浓烟。这样的城市景观表明这个城市还未到发展成熟的年龄，也是中国新兴城市的特色。新辟的人行道上已经长满了一堆堆杂草；还未完工的住宅区粗制滥造，那些房子的墙壁已经污迹斑斑，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未完工的，质量又那么差强人意，以至才刚建的看起来却那么破旧。
道路两旁的广告牌上都是工厂的产品，这些广告的目标客户几乎都是采购大量批发零部件的批发商，产品包括有交流发电机，空气压缩机和热泵。这些都不是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即使对于一家很好的广告公司来说，宣传这些产品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这些广告牌的设计如同这儿的一切，都是匆忙完成的；通常这些广告上都只有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个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个机械零件，或是一个刀刃状的部件，印在一片洒满阳光的草地上。在那牧歌式的扣链齿轮下，印着公司的名字，通常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英文：专业制造液压机械（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Various Hydraulic Machinery），友好金属工作润滑剂（Friendly Metal Lubricants），好运纸品（Good Luck Paper Products）。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户外的饭店吃饭，那家饭店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附近。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夜晚通常是一天里最令人愉悦的时候；而关外尤其是如此，夜幕终于让这儿的一切具有了亲切感。白天，一片片的工厂区看起来如此单调、缺乏人性，上班时间一到，一条条街道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就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然而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下了班，从工厂的围墙内忽然涌出了一群群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队，看起来很开心，就像是听到最后一声下课铃响的学生。我在饭店里坐着，看着那些年轻人从人行道上走过，他们说着闹着，互相调笑。除了工作以外，他们在这儿没有什么别的职责——没有家庭，没有传统风俗。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自由的。
吃饭的时候，艾米莉告诉了我他们工厂老板的一些奇闻轶事，逗我开心。她老伴的其中一个合作伙伴是美籍华人，最近为了谈生意从三藩市飞到深圳来，他去了艾米莉的办公室，用传真给他老婆发了封充满爱意的信，然后马上到外面找了个小姐。艾米莉的老板常常对他工厂里的年轻女人暗送秋波，他的朋友大多和他表现如出一辙。旁边的一家工厂老板也是台湾人，为周旋在他那两个四川二奶之间，他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以至于最后连工厂都倒闭了。
艾米莉边说边笑，我在想，对于那些一个宿舍里住了10个人的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故事该有多么流行。来深圳之前，艾米莉从未想过有人会这样做。她告诉我说，她最震惊的事情，是听到了她那个涪陵邻居的最新信息；在她的家乡，那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被到处传颂，她是四川人在深圳获得成功的典范。艾米莉的姐姐得知，实际上那个女人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二奶”。
艾米莉对到深圳来的生意人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些台湾人。她的男朋友朱云峰最近辞掉了首饰厂的工作，到了一家新的工厂，那儿的台湾老板对工人们很好。然而艾米莉认为，像这样的老板只是个例外，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是剥削成性的色鬼。艾米莉说，一年前她老板在台湾的公司倒闭了，然后不无嘲弄地说：“那些人全都是在其他地方生意失败的。”
当我问到政治气候的问题，艾米莉说深圳的政治约束要比她的家乡少得多。但她也指出，这儿的劳工情况可能造成了同样效果的限制。“老板们取代了政府，控制着一切。”她说：“可能这都是一回事儿。”
艾米莉说到邻近城市一个台湾老板的手袋厂时，表情特别激动。像关外大部分的工厂一样，这家手袋厂的工人一周工作6天，但更过分的是，老板规定平时工厂大门要上锁。除了周日以外，工人无法离开工厂。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说。
“很多工厂都那么做。”她说：“他们那些人和政府关系很好。”
艾米莉有个朋友在那家手袋厂工作，那儿的台湾老板命令每个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午夜，每当发现有员工表现出疲惫的样子，老板就冲他大声叫骂。有个工人抱怨过，老板就开除了他；那个工人要求领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老板找人来把他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激怒了艾米莉，她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我问她是不是去找了警察，或者去找其他的政府机构，还是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
“都不是。”她说：“我给这个老板寄了封信，里面写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还画了一副骨骼在里面。”
我不懂“骨骼”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艾米莉就把那两个字写在手掌上给我看——中国人要说清楚一个词时，常常这么做。但我还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后她把她的碗筷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个草图。
“一副骷髅？”
“是的。”她说：“我画了一副骷髅。不过我没写我的名字。我的落款是：‘一个深怀不满的员工’。”
她咯咯地笑起来，用手捂住了嘴。服务员过来清理了我们的桌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从前在涪陵的时候，我的写作课上没有包括“死亡威胁”这一项。最后，我问道：“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我想它有一些帮助。”她说：“那家工厂的工人说，老伴收到信后非常恐慌。之后他对工人好一些了。”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呢？”
“没有用的。”她说：“那些老板全都有关系。在深圳这个地方，每样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
吃完饭后，艾米莉问我：“你想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我们走上了一条小路，那条路通往市中心。路下面是条小溪，在黑夜里缓缓地流淌着。这条路两旁没有路灯，但路边站了好几十个男人。他们手里拿的烟发出橘红色的光，像暗夜里的萤火虫。我问艾米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找妓女呢。”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一会儿，有个女人走过来了，她走得很慢，边走边东张西望；有个男人迎了上去，和她说话。两人谈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开了，重新站回到黑暗的角落，那个女人继续往前走。艾米莉说：“你想不想看看，如果我把你单独留在这儿，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不想。”我说：“我们走吧。”
那一晚我住在朱云峰的公寓里，那公寓就只有一个房间。他现在的工作允许工人独自租房子住，这也是朱云峰离开那家首饰厂的其中一个原因。他赚的钱比艾米莉多，但他很节省，那公寓也是很简陋的。附近的房子贴满了写着黑体字的传单，那是私人性病诊所的广告。他住的那栋楼里楼道的墙上也贴着那样的传单，我们跟着那些传单一路走到4楼，就到了朱云峰的公寓。墙是还没上完漆的，天花板剥落，水管还没造好。热水器还未安装好。像关外无数的东西一样，这栋楼还未完工，看起来却像是已经废弃了一般。太多东西等着要兴建，承包商们在一个地方搭好了基本的架子，就马上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去。我发现，这地方只有一种东西是真正完工的，那就是工厂的产品；不过这些产品一做完就马上要出口到国外。
朱云峰的公寓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两张铺着藤席的木床。墙上没有任何装饰。他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热水瓶和一堆书。他如今的工作是为工厂做模具，那家工厂生产一些销往国外的家用工具。
夜里，艾米莉走了以后，朱云峰和我聊了一下他的新工作。他说希望自己像他的女朋友一样，有学过英语。我看得出来，他对艾米莉很是钦佩，我也知道，他身上有种东西，让艾米莉觉得很有安全感。有一次，艾米莉很直接地告诉我说，朱云峰长得不帅。她说的是实话：朱云峰的脸上有许多痤疮留下的疤痕。但他的朴素、直白吸引了艾米莉。关于男人，艾米莉有一套“帅哥不可靠”的理论。
我的第2次中国签证之旅安排在十月份，十月是那一年很重要的一个月：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按照传统，每逢重大的周年庆典，中国就要在首都举行阅兵式，由国家主席现场检阅：15周年庆典是毛泽东，35周年庆典是邓小平。40周年的时候没有举行这样的游行庆典，1989的北京市民那时候看了太多军人了。不过，如今风平浪静的十年已经过去，轮到江泽民来检阅他的部队了。
首都为此整个夏天都在紧张筹备。天安门广场被栅栏围了起来，要重新粉刷，长安街上的好些建筑也重新装修了门面。8月16日的夜晚10点30分，我上司伊恩和我吃过晚饭，乘坐出租车回记者站，途经长安街时，忽然整条街道上都响起“圣母颂”的甜美乐音。交通全慢了下来：汽车司机摇下了窗户，骑自行车的人停在了路边。每个人看上去都一脸迷惑的样子。第二首歌响起了，是“圣诞歌：火上烘烤的栗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是有人在测试阅兵式使用的新的扬声系统。
第二天下午，忽然出现在街头的，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运送部队的装甲车、还有自动推进的导弹发射器，它们经过长安街，往西面的天安门广场开去。事先没有任何形式的警示。那一天，北京的晨报上发布了不起眼的声明，告知市民市中心有些地区将进行交通封锁，时间是下午4点30分至凌晨2点，但报纸上并没有提到这些部队的武器设备。当时我正在记者站剪报纸，当我听到外面巨大的轰鸣声时，我马上跑了出去。沿路站着一列的军人，把目瞪口呆围观的群众挡在身后。父母们让孩子坐到肩膀上，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
第三天晚上，我在雅宝路和波拉特一起吃晚饭。他咧开嘴笑了：“北京上次出现坦克可是好些年前了。”我问他，他会如何庆祝这个周年庆典，他说那个星期他会尽量不出门。他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警察正在加强对维族人的监控，因为当局担心一些分离主义者会安放炸弹，或者在庆典上捣乱。
在北京，为了缓解污染的情况，当局下令工厂暂时关闭，还在典礼前安排飞机投放了一些播云催化剂。9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十月一日的黎明到来时，天空一片明亮的蔚蓝，当天的阅兵式进行得异常顺利。江泽民穿一件中山装，钮扣扣到脖子低下，检阅部队时他喊道：“同志们辛苦了！”没什么新鲜事——“皇上”的服装和从前一样，那句呆板的口号以前的诸位领导人也喊过。阅兵式上播的曲子是国歌，取代了我们那天听到的“圣母颂”。我对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的阅兵式，感到很无聊，就出门去雅宝路吃饭了。波拉特遵守诺言，到处都看不到他的踪影。除了我以外，那家维族餐馆一个客人也没有。
当局宣布，为欢度国庆，所有公民放假一周。在浙江省，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由于积蓄不多，并没有出外旅游，他们俩在玉庆度过了平静的一周。在建国50周年当天，他们去了威利的四个学生家里做客。对于外来的老师来说，这是在当地建立人脉关系的好方法。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开皮鞋厂的，那学生的父亲给了威利一双新的皮鞋。后来威利给我写信，信里半开玩笑地说：“有趣的是，这还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家里受贿。”
在更远的南部，深圳关外，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只放一天假。深圳关内的大部分公司都给了员工一周的假期；而在围墙之外的工厂生产计划更为繁重。艾米莉工厂的员工认为，他们的老板对国庆假期如此吝啬，是因为他是个仇恨共产党的台湾人。
那一周周末，我的签证就到期了。我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过关去了香港，买了我那张新的签证。
这是我和艾米莉在深圳关内的第二趟旅程。艾米莉选择的景点是地王大厦。我们的行程依旧：麦当劳里碰头，去关口的巴士，深圳边境上的检查。路两旁一直是低低的绿色山丘，还有一片片的住宅区，忽然市中心就出现在眼前，像一片海市蜃楼：栋栋高楼耸立，钢和玻璃的材质闪着耀眼的光，最高那一栋俨然在其中伸出了头，那就是地王大厦。
我们买了去地王大厦顶楼的票。玻璃做成的观光电梯带着我们飞速上升，来到了第69层。向外俯瞰，那一大片经济特区跃入眼帘。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你站得越高，那种挨挤的状况就越能令你印象深刻；最后你发现自己脚下是一大片乱糟糟的钢筋水泥的海洋：那么多的楼房，那么多年的忙乱发展。然而站在深圳的半空中，看到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道路是宽阔笔直的，市中心随处可见一片片的绿地。往西面看去，附近郊区那些涨水的鱼池反射着光芒，像一面面镜子。这座城是经过规划的；它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互相堆积的成果。
那座摩天大楼里有一个展览，内容是颂扬深圳和香港的历史。深圳的展区不大，门前挂着条标语：“一夜之城”。
香港的展区里有一人高的邓小平像和撒切尔夫人像，这两位领导人对殖民地回归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展览到1997年的政权交接结束。那儿有一张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的照片，共产党当局非常鄙视他，因为他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最后几年尝试实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地王大厦的展览压根儿没有提到那些改革的措施，甚至连彭定康的名字都没有提。彭定康的照片下只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说明：“殖民统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