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的故事似乎随着每一次的讲述而改变。关于他生命结束时的事情，有关记录实在太少，我只好依靠采访、回忆录和道听途说去把它补充完整。我采访到的很多人已经年过7旬了。老杨告诉我，人们指责陈梦家有外遇；赵老先生告诉我，陈梦家由于为传统文字辩护而惹了麻烦；石璋如教授则听说是共产党人杀害了他。关于陈梦家的死，其他人也有他们的版本，有些不过是间接获得的二手资料。我的笔记本里，记录不断增加、却又相互矛盾：
“陈梦家让我大吃了一惊，他长得太帅了。我记得我当时就想——想法颇有点不合时宜：他可以去做电影明星。”
“我听认识他的人说，他和一个唱京剧的女戏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候很多东西都被拿到台面上来说。他们可能批评一些很私人的事——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当然，这和任何人无关。如果他妻子不提出来，其他人还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和你听到的是否一致。据说陈梦家是在和一个电影演员发生暧昧关系后自杀的。当然，这个说法的源头不是我，我也不想别人这么认为。我是听X说的，X是听Y说的，Y当时为了维护Z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谈论它。”
“他具有诗人气质。如果他有什么想法，就会说出来。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人生，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
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马承源是博物馆里最老的一任馆长。他今年75岁，已经退休了，但仍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当我提出想要给他做一个采访时，他很热情地回复了我。他是那个甲骨文学者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和陈梦家第一次见面是1955年。那时候，上海博物馆还是个很小的机构，如今这漂亮的复合建筑是在1996年才开放的。在1950年代，马承源和博物馆其他的管理人一起，从当地的古玩市场里买来甲骨，并常常会叫一些专家来察看它们。
“陈梦家来了博物馆几趟。”马承源说。“他很有教养的样子，不过说话很直接。他总是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最后给他惹上了麻烦。他认为中国文字很美，并反对1950年代推出的文字改革。我听别人说，在北京的某些会议上，他公开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那么做很危险，因为文字改革计划是由政府在背后推行的。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文字改革，但我从来没说出我的意见。那些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我无关。”
马承源继续说道：“陈梦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带他来看我们的收藏品。有时他的妻子和他一起来。我想陈的妻子性情和以前不同了——这是我听别人说的。她不怎么说话。我想她精神上感到了某种压力。我知道他们俩想要个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们一度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但这太复杂了；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想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所以感觉很孤独。有一回，陈梦家告诉我，他们俩生不了小孩，不过他从来没有说过细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
马承源告诉我，他最后一次看见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候陈梦家已经有政治问题了。”他说。“当时我去了北京，到他家里看了他的家具。他家里有很多件漂亮的家具，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就是刻了壽字的黄花梨木椅。我们在他家里吃晚饭，他给我一本他的新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你要明白，这本书的标题不是陈梦家给起的！”
“那时，他第一次告诉我说他想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要如何保护这些家具。他从来没有特别提到，他害怕政治上的麻烦。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想要把那些家具摆在家里。那么为什么他要送给博物馆呢？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了。后来，他写了一封关于捐赠家具的信，寄给了我。我还保留着那封信呢；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事情。”
马承源提到，陈梦家的政治问题始于1950年代后期。“有些年轻的学者写文章批评他。”老人说。“有些人对他展开激烈的攻击。”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任何一个批评者的姓名。
“李学勤。”他说。“李学勤写了些文章，说陈梦家关于甲骨的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批评对吗？”
“不对。”马承源说。“他不应该在那个非常时候写这么一篇文章。陈梦家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李学勤是个怎么样的人？”
“李学勤——”马承源摇了摇头，思索了一会儿。“不好说。”他说道。“不过李学勤现在是考古学的领军人了。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陈梦家的助手。”
马承源没有再说更多的关于那些批评的事情。他只说了个名字就岔开了话题，虽然明知已经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据说他用毛泽东标语的横幅包起了博物馆的文物，从而保住了它们。马承源知道红卫兵不会破坏毛主席的标语，而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
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斗争会议”上的事情，当时馆长和其他的馆员一起，被举到空中，然后扔到大理石地板上。马承源说，他的身体擦伤了，但没什么大碍；而一个同事头先摔到地上，然后就断气了。这个故事很短，但很见效：我不打算再问“‘文革’是否对上海博物馆有利”这样的问题了。
我走之前，马承源影印了陈梦家最后一封来信给我。那封手写的信函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月26日，那一年陈梦家就自杀了。信上的字迹很漂亮，内容并未提及任何担忧或政治麻烦。 那些文字整整齐齐，就像上海博物馆里展览的家具一样，同时它们也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
上次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可惜我们没有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上次你来我家，时间太仓促了……
那把黄梨花木做的椅子，它的制作日期可能要追溯到明朝以前，当然，我要把它捐给上海博物馆。如果你喜欢其他的家具，我也可以把它们捐出来。我希望博物馆能派人来，把它们整理打包……
在北京，我找到了那篇批评文章的副本。它是在1957年发表的，当时陈梦家刚被扣上“右派分子”和“党的敌人”的罪名。文章里有一段很长的评论，内容是针对陈梦家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那本被誉为“经典读本”的。评论里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随后，到了文章的结尾，就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不难找到更多关于李学勤的资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领域里，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他发表的论文内容有甲骨文，有古代青铜器，还有竹简。他很有才气，而且十分多产；好些学者告诉我，李学勤有一种罕见的才华：学术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同时，还能巧妙地讨共产党的欢心。有个研究古文的学者直率地告诉我说，李学勤是个“马屁精”；很多人提到了他对陈梦家的批评攻击。
近几年来，李学勤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者。这个项目是1995年启动的，由中央政府资助，目的是要为中国的早期文明确立准确的日期。以前，中国历史最早的日期是公元前842年，这个时间是有足够考古和文字记录为证的。但断代工程却出来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国际上，这个项目受到了猛烈的质疑；很多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正试图构建他们的历史，其方法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国家主义。有些学者说，做这个项目的主要动机，来自和西方竞争的意识，西方有时间更早的文明记录——比如古埃及。 在项目进行期间，关于古代日期的不同学术意见有时是用投票解决的：中国的学者们说出各自的意见，对多人投票的那一年取胜。国内媒体对此的报道常常显得怪诞不经：
中国日报（1998年12月16日）：
一项填补中国古代史空白的工程在历时两年的研究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以其5000的历史扬名于世界。 可惜的是，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一段长达两千年的空白，隐藏了它真正的历史年龄……“那缺失的两千年包括夏、商、周三个朝代以及更早之前的日子，可追溯的时间比公元前2100年还要早得多。”李学勤说道。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历史专家。
李学勤说，中国古代史起源的确切日期将于明年年末公布。
研究了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以后，我就约了一个中国的记者朋友见面。他在共产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工作；不过业余时间他都花在研究历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接触了一些官方内部流通的文件，并调查了一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发表所有的这些调查成果。他喜欢说自己是“左手为新华社服务，右手为自己服务”。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都是30出头，龙年出生的人。
我让这个朋友提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接近李学勤。他叫我不要提陈梦家的名字。我应该以别的事情做借口，请求给他做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才提到他当年批评陈梦家的事。
我问：“如果他拒绝回答我怎么办？”
“嗯，他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出其不意地问他，可能他会回答。”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叫‘如日中天’。这就是李学勤现在的地位。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回头去看那篇评论，我很怀疑他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攻击我的老师’。反而，他很可能会想：‘看我那么年轻，学识就那么厉害了。’”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鼓励我追查整个事件，它说，在中国，太多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这种事情中国记者是做不了的。”他说。“我当然不能给新华社做这种报道。但你是外国人，你办得到。”
我去了李学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他快70岁了，前额很高，两只眼睛下面挂着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奋工作的学者模样。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穿着拖鞋。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我原来告诉他的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感兴趣。
“它是由一个叫宋健的人发起的。”李学勤说。“宋健是控制论的专家，但他向来对考古学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是在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他想：‘外国的纪年比中国清楚多了。’他回来以后，和我以及其他学者聊过，问我们能不能为中国的纪年做些什么。主要来说，我们决定让科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
李学勤教授解释说，天文学家帮助追踪了古代文献记录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指出，这项工程资助了安阳的工作：在安阳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地下之城的证据。
“我们的纪念和过去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败的时候。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事情发生的确切年份，过去一共有44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我们利用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把时间跨度缩短至30年之间：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们认为，最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时间最符合的。”
“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另一项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工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想要延长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和研究古希腊、埃及或以色列没什么不同。对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国深入。中华文明有一个特质：它流传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经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时，才转换了话题。我把那篇评论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当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应，他都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说。“我注意到这篇写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张光直对你的评论，他赞赏了你关于商朝祭祀名称的理论。”
“是的，那对我意义重大。”李教授笑着说。“不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论文时是在台湾，当然，那时候两岸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评论。”
我指向标题中出现的陈梦家的名字。“我对这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很感兴趣。”我说。“我在安阳和北京都听人说过他。你曾经是他的学生吗？”
“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学生。”李教授说，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学勤学的是数理逻辑，但共产党在大陆获胜以后，北京的大学就开始了重组。李学勤的正规学业由此被打断，在那段时间，这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开始追求他的业余爱好：研究甲骨文。
“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东西都会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么符号性的或复杂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会想把它弄明白。这就是逻辑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时候，我看不明白；这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
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
采访结束以后，我独自在清华的校园里游荡。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地上的雪融化了，满地一片片凹凸不平的灰色。校园很美，清华大学除了拥有突出的学术名声以外，还是国家复苏的一个标记。1901年，外国的联军打垮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同意向它们赔款3亿3千万美元。美国人把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赔款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创立了清华大学。
在李教授的办公室附近，我来到一块古老的石碑前面，这块石碑是为纪念王国维而立的，王是一位早期的甲骨文学者。这座10英尺高的石碑周围，立着一圈的松树。石碑上标注的日期用的是旧的国民党记法：民国18年。那是1929年，两年前，由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退位，王国维在绝望中投湖自杀。那时，他的一个朋友写了篇悼念他的文章：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我那位新华社的朋友是对的：有些事情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办到。然而这种容易，却可能出自于一种不道德的理由。我来清华大学的路上，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出其不意、让李教授大吃一惊，否则那些历史的细节就可能无法还原了。然而，如果李教授的反应是变得戒备或发怒，我会好过一些；他的懊悔让我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写那篇批评稿的作者，那一年只有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