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的兄弟姐妹之中，只有一个还活着。出于某种原因，赵老先生从未提过还有一位这样的亲戚，但上海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告诉我，陈还有一个弟弟仍然住在北京。他的名字叫做陈梦熊——陈家五兄弟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梦”字。
“梦熊”——“关于熊的梦”，是一名退休的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46年，他在长江三峡地区做地质调查；那时国民党在美国工程师的帮助下，准备在那儿建一座水库。当时它的英文叫做“长江流域管理局”（Yangtze Valley Authority），是根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来命名的。梦熊的工作就是沿着几个可能的水库选址估评那儿地震的风险。
陈梦熊今年85岁， 还是个大个子，他很高，头发全白了，说起话来一双厚实的手不停地摆动。他住在三环路的一间小公寓里，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见面。他妻子端来了两杯茶，礼貌地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就走进了房间。梦熊说他得了伤风，正在和疾病斗争中。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颇有点小心谨慎的样子，我感觉到这次采访时间该不会很长。
他给我看了陈家的唯一一张大合照。在所有捕捉时间感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可能是照一张大家族的全家福，在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如此。在陈家的家族照片里，父母端坐正中，身穿黑色的丝绸长袍。父亲戴着一顶黑色帽子，其样式让人想起清朝的岁月。在他身前，梦熊和最小的妹妹穿着小孩的宽松袍子。排行第三的梦家（关于家庭和财富的梦）和排行第四的弟弟（梦学——关于学者的梦）穿着黑色长褂，这是传统中国学生的穿着。他们的长兄（梦英——关于英雄的梦）看起来风格完全不同，他戴着墨镜，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而长姊则涂着唇膏，烫了头发，穿着做工考究的大衣，大衣上有薄薄的翻领——这副打扮即便在美国城市，也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变迁中的家庭，一个改变中的国家。还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梦熊告诉我，1957年他哥哥为中国传统汉字展开辩护后，就被划为了“右派”。共产党把他发配到河南省，让他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
“他在那儿呆了两三年。”梦熊说。“我不太确定他在那儿到底做什么劳动，但我知道他还是想法子做了一些考古研究工作。那些年我很忙，有很多任务在身，这就是共产党没有给我‘戴帽子’的原因。你知道‘戴帽子’的意思吗？——把帽子戴在某个人的头上。一旦你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就不能工作了。幸运的是，他们需要我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给我‘戴帽子’。”
他继续说道：“我不记得梦家回来的确切日子了。不过他们一直没给梦家脱掉右派的帽子，直到1963年才脱掉的。那些年我们不是经常见面。过去他从来都是个外向的人，但从河南回来以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老人家咳嗽了几声，啜了一口茶。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话题大部分是关于陈家以及梦熊的研究工作，这是他第一次谈及政治。然而话题随即又转移了，他说他记得哥哥爱好很广，从甲骨到京剧，他都有涉猎。他说了一会儿那些明朝家具的事情，随后脸色一沉。
“我哥哥总是说，他想把他收藏的那一套明代家具捐献给国家。”他说。“但最后赵老先生把它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我原来和赵老先生是朋友，但经过这件事情后我和他决裂了。梦家希望把家具捐献出去，而不是卖掉。后来我再没和赵老先生说过话。”
在上海时，那位馆长告诉我说，赵露西（注：中文名赵萝蕤）原来同意把家具都给了博物馆，换回一小笔钱。但她忽然不肯这么做了，馆长认为是赵老先生说服她不要把家具捐出去的。后来，在露西死后，赵老先生把家具给了博物馆，换来的那笔钱金额比原来高了很多。我问梦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很贪心。”梦熊直言不讳地说。他解释道，陈梦家有些信件和照片也在潘家园公然出售，潘家园是当地的一个古玩市场。赵老先生宣称，是一个女工从他们四合院的家里偷去了这些东西，但这件事情把梦熊激怒了。两人的纷争出现在了北京的媒体上。
上海博物馆的那位馆长曾经给了我一封信的复印件，那封信是陈梦家写的，里面表明了他要捐赠家具的意图。我随身带了那封信，于是我把它拿出来，交给梦熊。老人戴上了眼镜。房间里忽然变得十分安静。
“你从哪里得到这封信的？”他说。
“马承源给我的。”我说。
梦熊注视着他哥哥的笔迹；时间慢得像蜗牛爬。轻轻地，他读出了日期：1966年。是陈梦家自杀那一年。老人家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封信。你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地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慢慢地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通常你不会看到他在叙述中带有什么情绪，有的只是简单直接的话语。梦熊看到他哥哥的信后，信里有什么触动了他，让他开始回忆往事，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一直不知疲倦地诉说着。
“陈梦家被划分为‘右派’回来后，他每天只是不停地写东西。”老人家说。“他一直在写着关于甲骨文和考古的东西。他似乎不在乎所有其它的事了。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
他说露西那些年也在写作。但到了1966年夏天的时候，用专注工作来躲避麻烦已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陈梦家的过去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攻击目标：他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他是古玩收藏家；他还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
“那一年夏天，红卫兵开始了反对旧事物的运动。”梦熊回忆道。“他们展开了对我的批斗。我的长子那时9岁左右，我叫他去陈梦家家里，给他提个醒。梦家有很多古画、古书和古玩；我叫他把它们扔掉或藏起来。我儿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一切都好。”
老人家凝视着窗外，不停地搓弄着那双厚实的手。
“我相信事情是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他轻轻地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熊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
“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