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老人的朋友给身在北京的我送来了一包裹的茶。里面有两袋干的茶叶，是在安徽省的黄山摘下来的。春末是最好的采茶季节，那一趟飞越太平洋的旅程，我的行李里面满是新香清冽的味道。
去华盛顿特区看波拉特的时候，我顺便去了一趟弗吉尼亚州的赖斯顿，到了当地的老人院。蓝色的地毯，白色的墙，轮椅专用的轨道……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千篇一律而单调，隔着一段距离来观照晚年，通常都有这种感觉。我沿着静悄悄的走廊一直走到823房间。房门上贴了张贴纸，上面画着一面美国国旗，还有一行字：“2001年9月11日”。
我敲了敲门，巫宁坤应声而来，当我把那两袋茶叶递给他时，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是以前宫廷所用的茶。”他说：“看看这种绿色——不是很美么？迟一些它会变成红色，但现在还新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茶是他想念中国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他对新的美国生活并没有什么抱怨。我坐了下来，他倒了两杯万事好法国白兰地（Raynal French Brandy）。
巫宁坤喜欢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发战争财的人”。1937年，日本入侵了他的家乡江苏省，在江苏省的省会城市，日本人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巫宁坤当年17岁，他向中国西部逃亡。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他妈妈在他7岁的时候自杀了，而逃亡的生活让这个年轻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四川省念完高中以后，他在昆明上了大学，学习英语。他给美国“飞虎队”的志愿飞行员做翻译，这些飞行员在四川的基地与日本人开战。中日战争以后，巫宁昆获得了曼彻斯特学院的奖学金，这个学院位于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巫宁昆成了学校里唯一一名外国学生。1948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这些就是巫宁昆的“战争财”了——全是学术上的。
1949年后，如同很多身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巫宁昆面对着一个困难的抉择。好些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回到了新中国，包括赵露西（赵萝蕤）。身在北京的她敦促巫宁昆回国从教，最后巫宁坤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T.S.艾略特的重要传统”还未完成。他研究生院的其中一个朋友，一个叫李政道的物理学者来到了三藩市，送他离开。巫宁昆问他的朋友为什么决定留在美国。李政道说：“我不愿意被人洗脑。”
故事就这样继续。1955年，巫宁坤被称为“反革命”；1957年，他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送到劳改营里。随后的20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监狱，或是下放在农村。他有好多回都几乎饿死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他的妻子李怡恺也活了下来。李怡恺在无数的运动和惩罚当中，都没有改变她的天主教信仰。
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给予巫宁坤人文文学荣誉博士。巫宁坤获邀留在学校，用英文写了一部回忆录。回忆录的名字叫《一滴泪》，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这部书出版以后，巫宁坤在北京的工作单位撤销了他的养老金和住房。他和妻子决定留在美国，那时候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国外读完书，并在美国安顿了下来。1996年，巫宁坤和李怡恺入籍，成了美国公民。
时不时地，巫宁坤会为“美国之音”写一些报道（“他们付我的酒钱”）。在一篇广播稿里，他评论了我写的第一本书，随后他给我寄了一份打印的评论稿复印件。那次偶然的接触带我走向了过去：巫宁坤告诉我，他在研究生院和赵露西及陈梦家是朋友，随后我逐渐下了决心，要去追寻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故事。
巫宁坤今年82岁，一头浓密的白发，当他说起过去的时候，常常会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起来。那些年来经受的残酷迫害，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阴影。他喜欢说另一个关于李政道的故事，那个年轻的物理学者由于不想被洗脑，所以决定留在美国。1957年，巫宁坤被打为“右派分子”的时候，李政道成了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得者。
“让我们为陈梦家干杯，为我的大姐——赵露西干杯。”巫宁坤说。大姐是一个常用的中文词汇，用于形容一个感情亲密的女性朋友。我们举杯，然后巫宁坤站了起来，走到他的书桌旁边。他递给我两封信。“这些信是很私人的。”他说。
两封信都是露西在1990年代早期手写的。有一封信提到了巫宁坤的书，还提到了那个古老的四合院——我是看着它被拆毁的。她在信里写道：
你的书出版了，我现在仍然很兴奋……你和怡恺来北京的话，可以住在我这儿。现在我在四合院的西翼有了一间客人房，里面家具都齐全了。你们可以在我这儿吃饭。
“我总是很同情她。”巫宁坤说。“我觉得赵老先生对她不是很好。据露西说，她爸爸本来想把他们家的房子留给她，但那时候她和陈梦家在一起，于是她就把房子给了她的弟弟。后来陈梦家自杀了，她的家没有了，于是她只好搬回去和她弟弟及弟媳一起住。她弟弟和弟媳占了四合院里最好的房间，只给她一小块地方。他们对她不是很好，三个人甚至都不同桌吃饭的。一个刚刚经历了文革、又失去了丈夫的姐姐——他们应该多关心她的！她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而已。”
他继续说道：“露西和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赵老先生和他妻子喜欢打麻将。他还喜欢和万里及其他大人物打网球。他并不特别在乎教英语的事。他们忙着打麻将的时候，露西正在翻译惠特曼的作品！”
我们又喝了一口白兰地。他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两种文明的装饰品，书架上的书在两种语言之间变换：Joseph Brodsky（约瑟夫﹒布罗茨基），张紫葛，Vladimir Nabokov（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徐志摩，John Keats（约翰﹒济慈）。一面墙上挂着李怡恺和天主教教皇的照片，旁边是一幅合照，里面有这对夫妇和三个子女、以及子女各自的家庭。巫宁坤和李怡恺的其中两个孩子和美国人结的婚。（“他们是混血儿。”巫宁坤指着孙子孙女的照片说。）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诗人王曾祺写的毛笔字：
往事回思如细雨
旧书重读似春潮
我问巫宁坤，他什么时候听到陈梦家去世的消息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他说。“我在安徽的时候从小道消息里听说的。自杀的不只他一个。我不会这么做。他们要杀我很容易，共产党人手里掌握了所有的生杀大权。他们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但我自己是不会自杀的。我妈妈是自杀死的，我不会再那么做。”
他说在那些政治斗争终于结束以后，他直到1980年才见到了露西。
“我们没有提到梦家的名字。”巫宁坤轻轻地说。“对我来说，如果要我说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那是很难出口的。我知道那些话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很高兴露西没有提到那些事。她也没有哭。她意志很坚强。”
文化大革命以后，赵露西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她的病情好了很多，可以教书和写作了，1990年代，她翻译了沃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首个完整的中文版。1990年，她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做演讲，演讲的内容就是她的翻译。第二年，学校给予她杰出成就奖。她在1998年去世，就在我搬到北京的前一年。
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的。有些材料很残忍——在梦熊的回忆里，她坐在四合院中，让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巫宁坤说她拒绝谈论过去，但有那么一些时候，表面的坚强也会崩塌。埃莉诺﹒佩尔斯坦是芝加哥美术馆的馆长，在露西1990年来访美国时，他曾经陪同露西参观美术馆。佩尔斯坦说，露西那时候是个迷人而开朗的老太太，但当他们参观到露西丈夫1940年代研究的商朝青铜器时，露西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一看见那些文物，就变得十分激动，以至说不出话来。她说她那本梦家写的书——《美帝国主义掠夺的我国殷商铜器》，已经在“文革”中被夺走了。
在我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找出陈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为时已晚。他的故事随着一场场过去的政治运动消失，而他属于失落的一代：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苦苦挣扎。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它的发展由新生的中产阶级推动；实用主义取代了以前的理想主义。如今要紧的是新兴的城镇和大批的移民——像艾米莉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记者，年轻也很有帮助。这份工作需要活力和自由；你必须跟得上每个人急匆匆的脚步。我是轻装上路：没有家庭，没有永久的居所，没有办公室。我的办事处就装在袋子里——一个图章和一些简单的执照。
但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而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每位长者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回忆。石教授在台湾耐心地工作，研究着他以前在安阳所做的考古记录。王军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袋收集一个老妇人的谎言；梦熊则加入了共产党。李学勤攀登上了学术生涯的巅峰，但他并不曾让骄傲冲昏了头脑，以至于能毫无愧色地面对年轻时写下的对陈梦家的批评稿。而赵老先生——有时，当别人控诉他不尊重他的姐姐、也不尊重他已故的姐夫时，我就会想，也许四合院的拆毁是冥冥之中对他的某种报复。
但每个故事都有种种的见解，在北京，我也和陈梦家以前的一个学生王世民见了面。赵老先生和上海博物馆为陈梦家的明朝家具谈判时，他曾充当两者的中间人。王世民说，没人有资格责怪赵老先生因为那批家具而接受了博物馆的钱。“他有权这样做。”王世民告诉我。“坦白说，其他人不应该为此说三道四。”我明白他的观点：与其试图找出谁做错了什么，不如去理解政治运动如何破坏了生活、友谊和家庭——这些要重要得多。我也理解赵老先生为什么宁愿打网球，而非沉浸在那些可怕的回忆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都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幸存者有其他的反应。过去那些历史性的事件令人难以想象，它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完全是能让人理解的。从过去中复原，尽管存在着各种方式，都是人的直觉而已。
但我特别敬重巫宁坤对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
在我们的谈话中，老人提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遗憾。“如果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和反右运动，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学者。”他说：“我可能会写出几本关于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的书。但那又如何呢？这些书已经很多了。《一滴泪》这种回忆录也许更重要呢。”
李怡恺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喝白兰地。她刚参加完当地的一个天主教集会——16执事的任命仪式，脖子上戴了一个金色的十字架。她听到她的丈夫正在谈论过去的事，就摇了摇头。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特别的健忘。”她说：“我老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了，也记不住新的事情。但所有过去的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甚至还记得很多的细节，记得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我的女儿说，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细节的呢？”
巫宁坤笑了起来，抿了几口白兰地。
“例如我丈夫被逮捕的日子。”她说。“那是1958年4月17日下午两点。我总是记得那个时间。我也记得我三次去河北监狱看他的事情。”
我问巫宁坤，他在监狱和劳改营的那些年，是怎么让自己保持积极的心态的。
“那时候我会想起杜甫、莎士比亚和迪兰·托马斯。”他说。“你知道迪兰·托马斯在父亲临终前写下的那首诗歌吗？《而死亡也不得称霸》里头有一句‘在刑架辗转精疲力竭’。（注：此处采用的是北岛的译本）这和我们的行为相关——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尽管我们遭遇不幸，尽管我们在忍受折磨，但‘死亡也不得称霸’。你知道吗，我在芝加哥听过迪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我记得是在1950年。他的朗诵非常令人感动。”
我问巫宁坤，他有没有和这个威尔士诗人说话。
“没有，我只是听众而已。”他说。“而且那时他已经醉醺醺的了。他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他在受苦——我觉得，人生成了他的一个负担。”
轮椅专用的轨道，白色的墙，蓝色的地毯。我站在养老院外面，在午后的阳光中眯了眯眼。在我面前，是一连串经典的美国零售店：汉堡王(Burger King)、西夫韦(Safeway)、好莱坞影像(Hollywood Video)、里朵皮萨(Lido Pizza)、辛辛那提餐厅(Cincinnati Cafe)。我走到一间便利商店里，买了一杯饮料，然后回到养老院门前的长凳上。公交车几分钟后应该会来了。三个老妇人坐在我旁边的长凳上。看样子她们就等着和人聊天了。
“好喝吗？”其中一个老妇人问道。我点点头，放下手里的饮料。
“小心身材走样喔。”另一个老妇人干巴巴地说。她有很重的纽约口音。
“你来这儿看谁呀？”第三个老妇人问。
“巫宁坤。”我答道。“巫宁坤和他的太太。你们认识他们夫妇吗？”
“当然！”
“每个人都认识巫先生！”
我问她们为什么，结果三个老妇人一起瞪着我，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因为他的书啊，还有因为他上过芝加哥大学。”其中一个平静地说。她的话听起来耳熟，是中西部那种平平的口音。我问他们有没有读过《一滴泪》，话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又问了个蠢问题。在弗吉尼亚州莱斯顿的这个角落，巫宁坤简直就是家乡人引以为傲的作者。
我问她们对那本回忆录有什么看法。
“我喜欢那本书。”一个说。
“他有一段艰难的人生。”中西部口音的说。
“尤其是他被发配到劳改营的日子，很艰难。”纽约口音的说。
公交车开到了跟前，车门打开了，嗞嗞作响。一幅景象忽然清晰起来：三个年老的姊妹，在纺纱、织布、剪掉线头。我停住了，不知道要怎么结束我们的谈话。
“你快点上车吧。”纽约口音的说。我就照办了。
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的图书馆里,朋友帮我找到了两册《草叶集》的中文版。它是在1991年出版的，封面的显著位置标明了译者是赵露西。
1994年，一位研究惠特曼的美国学者肯尼思·M·普里斯，来到北京拜访了露西。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特·惠特曼季刊》里。在访问中，普里斯问露西，她怎么翻译诗歌《跨出永不止息的摇篮》(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的第一节，那一节前22行是一个很长的句子，而主语和谓语动词在22行之后才出现。
露西回答：“没有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我必须要说，虽然我想尽量忠实原文，但我也要考虑中文译文的流畅性。”
我重新读了一遍惠特曼的原诗，然后看了露西翻译的中文版。我用字典查了一些较为艰涩的字眼，然后尽我所能把她翻译的诗歌第一节的最后三行重译回英文：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生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快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s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一个甲骨文学者曾经说过：那些是音符。我们必须自己谱出歌曲。
（全书完）
附：惠特曼原诗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 Rocking第一节最后三行：
I, chanter of pains and joys, uniter of here and hereafter,
Taking all hints to use them, but swiftly leaping beyond them,
A reminiscence 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