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顶。边跑我边读着路两边的宣传标语，虽然起初它们中我不认得几个。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对我来说，它们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国IS BUILT[1]
我在校园的中心结束我的晨跑，这儿离教学楼不远，这儿有一块石墙为背景，刻着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2]
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时候，我认得四十个字，全都很简单的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没多少时间学；和平队在成都给了我们两个月时间的密集训练，但重点是学足够的普通话口语，功能性的。要学汉语文字，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到涪陵之间我没足够时间。
我到涪陵是为了教书，但我还有另外两个动机：我想这经历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想学中文。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则不那么清晰了。我希望写作能自发进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做很多笔记，最终，当我感觉准备好了，我就将开始写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的事儿。
这也是我决定通过和平队来中国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教我汉语。他们的成都培训课程是很棒的；课堂很小，老师富于经验，进步相当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学习语言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和平队愿意为我们花钱请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们，而且我得自己决定用什么教科书，如何来架构我的课程。这任务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么去学中文。
在头几个星期，傅主任帮亚当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们一样茫无头绪——他从没见过一个外国人想要学中文的，而且我怀疑，私底下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外国人学不了中文——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尝试时，我的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会让我说一点中文，或写下一两个字，然后嘲笑我的努力。开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烦了。他们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事实上我是认真的：我知道学习中文将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许许多多的事儿都依赖于掌握这门语言——我的友谊，我在这城里的工作，我对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学中文，也可以说是出于我的固执，因为身为外国人，人们认为你根本做不到。这种相当低的期望值可有个悠久传统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国人向外国人传授语言是违法的，有不少中国人因为做了英国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狱，甚至被处决。历史的这一页让我着迷：有几种语言是那么神圣到禁止外传的呢？当然，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来改变了许多，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态度依旧暧昧，而语言问题则是核心。如果够明智的话，我就不会来这儿呆上两年，也不会去学说中文。对我来说，学习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师职责一样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并不明白我的这种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们自己慢慢就忘了这回事儿。我们不需要中国人来教我们，毕竟我们已经懂了不少，足以去买杂货，去当地馆子吃饭了。那就够了，人们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看作教英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的动物——昂贵而又顽劣的拉货的马匹，来教文学与文化。他们给了我们干部的公寓住，给了我们长虹牌的彩色电视，带遥控的。我们的卧室里有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很顺从，又尊敬我们。尽管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领导们还是私下给我们的同事和同学指示说，在课堂外避免跟我们接触。这很正常。外国人总是不乏风险的，尤其在政治层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也不需要在学校里结交什么亲密伙伴。我们可以在白天教书，晚上回到我们舒适的鸟笼里，而且，如果我们需要友谊的话，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们甚至给了我们电话，可以打给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队志愿者。
某些较具深度的学生察觉到，我们的生活并不完整。在日志中，索迪写给了一张短条，用第三人称很礼貌地说：
皮特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学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劳。我们感谢这样的行为。但我们为皮特与亚当的生活而担心。比方说：皮特和亚当几乎不懂汉语，所以他们看不了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想你们的生活会很困难。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教学与备课时间加起来，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三十个小时。我在清晨跑步，有时到山上散布。亚当和我会打篮球，玩飞盘。我在电脑上写作。我作些未来的打算——以后在课堂上要用到的题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还是这城市里有许多有待探索，发现，但在最初时，这儿是个最难向我开放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区看上去不错。我经常望过乌江，望向涪陵迷宫般的街道和石级，聆听远方传来的日常生活之音，我会猜想藏于江城中的种种神秘。我想要调查这一切——我想要走下码头，观察船只；我想要和棒棒军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旧城的石级组成的网络。我渴望弄明白这城市如何运作，它的人们如何思考，尤其因为从没有外国人干过这个。这里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儿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去发现城市里有些什么。跟其他外国人相比，涪陵只是我们的——至少当我们弄明白了它以后。
但在我真的到了下城区后，发现它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部分是因为尘土和噪音；涪陵主城的污染和噪音难以置信。它不像其他部分的中国有那么多重工业，但这儿也有些大型的工厂，向空中喷出烟和尘。乌江岸边的发电厂烧着煤炭，街道两边无数的小餐厅也是一样，而汽车的尾气排放没有什么规范。在冬天里，空气尤其污浊，但即便夏天情形也很糟糕。如果我去到城里，擤个鼻子，纸巾上会有缕缕的黑色油腻。这叫我想到空气会如何怎样影响到我的肺部，有一阵我想着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在擤完鼻子后不去看纸巾了。
噪音更令人侧目。它们大都来自汽车的喇叭，很难理解这喇叭声为何没完没了。我可以这么开始形容：涪陵的驾驶者喇叭揿得很勤。这里的汽车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够了，它们总是急不可待彼此掠过，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数是的士车，几乎涪陵的每辆的士都重装过喇叭，变速杆的头上加了一个按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触发；因为山路缘故，驾驶者经常换档，把手放在档把上也能揿响喇叭。他们对其他的车子嚷嚷，对路人嚷嚷。他们无论经过什么人，或者被谁经过，都要把喇叭大揿特揿。在没人经过，但考虑到或许有人要过时，他们也揿。当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许要经过的念头闪过司机脑际时，他们还揿。就是这样，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驾驶者就要揿喇叭。他们揿太多了，按钮上的手指已经麻木，而其他的驾驶者和路人对此已完全习惯，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见喇叭声。没有人对喇叭声作出任何反应；根本没用，毫无意义。涪陵这儿的一声喇叭好似森林里倒下一棵树——就作用而言，这声音乃是沉默。
但在开始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声音。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抱怨喇叭声和噪音，就像我们抱怨自己的鼻子和变黑的纸巾那样。但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对噪音或污染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它们或者是很重要，很烦人，或者它们一点也不重要。为了保持清醒，避免发疯，我们做了第二项选择，跟本地人所作的一样，很快，我们就学会去转向其他事情了。
在十一月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那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默的大学同学来访。他在曼哈顿住了五年，然而涪陵的噪音叫他彻底的瞠目结舌；他听到了每一声喇叭，每一个叫喊，每一次扬声器里的通知。在他离开时，我们坐了一辆的士，从学校到码头，而克莱默，因为在华尔街工作而有数字意识，算了算司机穿越城市所揿的喇叭数。十五分钟的车程，司机揿了566次按钮。每分钟37次。
若不是克莱默计算的话，我不会注意到这个，我发现自己很早前就已经对喇叭声失聪了，就好象当地的其他人一样。事实上，克莱默是全城里听到喇叭的唯一一人，这就解释了为何他被整得那么惨。整个城市对他揿了一个星期的喇叭。
对我来说是另一个情形，在一个月后，涪陵的种种不快处已不那么重要了，不足以阻止我进城。尽管有噪音和空气污染，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还是想要探索它的犄角旮旯，发现它的秘密。但语言是巨大的问题，在起初城市让我处处受挫，甚至恐惧。
普通话素以其难度知名——有人说要花费学法语或西班牙语四倍的时间——而它的文字与音调对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为方言的缘故，事情更其复杂。四川方言很是独特，一个来自中国外省的人听涪陵本地人说话也有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很大：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不发普通话中的卷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转了，是以一般四川人会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话的音调范围较窄，最要紧的是，两个普通话的音调在四川被反转了。如果普通话是你的起点，到这里，好像整个语言都被压平了，还颠倒过来。
此外，四川乃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铁路尤其不足，导致了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成都的方言和重庆很是不同，而重庆又不同于乐山，如此类推。丰都距离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两地的居民有时会难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馆子里，如果你想点馄饨——翻译成英语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丰都，你得点包面。或者，更精确些，是包民，因为丰都的人们省略了“ian”的发音。
其结果乃是如地狱般的一团糟，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国来，想学中国话，但很快我发现，没有这么回事。“中国话”乃是你碰到了什么人，想要沟通的工具，而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况变化剧烈。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说普通话，尤其是年轻一代——我们教室的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命令道：“说普通话！”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这就使得我进城时常感沮丧，因为最简单的沟通都是困难的，而我那学习中文的目标看似不可能了：我没法想象在两年中学会普通话和四川话。事实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自然而然，它会有助于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并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头昏脑胀，而每次进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败。
而涪陵之所以可怕，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每当我下馆子吃饭，或去商店里买点什么，人们很快聚集起来，经常有多达三十来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数的关注只是出于好奇，并无它意，但这使得我笨拙的汉语更变本加厉了——我会尝试跟老板说话，人们就会大笑，相互议论，在紧张中，我的普通话说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时，人们经常转过来看我，对我大喊。经常他们会叫道外国人或老外，两者的意思都一样。这些词汇通常并无恶意，然而恶意与否渐渐不重要了，每天他们只是对我喊叫这两个词。他们喜欢的另一个词儿是“哈喽”，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版“哈—喽喽喽喽喽！”这个词儿跟外国人联系十分紧密，有时人们用其取代了“外国人”一词——他们会说，“看，来了两个哈喽！”在涪陵，他们还经常会喊出一些不那么善意的词汇——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
压力随着我每次进城而不断累积：对语言的混淆和尴尬，喊叫和瞪视，嘲弄的招呼声。对亚当来说情形要更糟，因为他个头高大，又是金发；而我至少有黑发的优势，块头也只比当地人大一点。有一阵我们采取策略一块儿进城，以为两个人会更好应付压力。这是个错误选择，因为多一个外国人只会增加关注度，一个月后我们就只单独出行了。最后，随着秋季学期缓缓过去，我们尽可能避免进城。当我不得不去时，我都戴上耳机。这是我应付的唯一手段；我听那些最吵闹最烦人的RAP音乐——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这些只是刚好将街上的叫嚷上盖过。进城之旅变得超现实味儿了，耳里听着斯诺普的猥亵词句，在人群中闪避，但这让我清醒。
是以索迪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我怎么打发我的闲暇时间呢？在我上完课后，我会坐在桌前，望一望乌江对面的城市，写道：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边写边一遍遍发音练习，非常小心，仔细的
“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
我会把一个字儿写上一百遍，同时想该怎么运用：学习，学生，学校。我会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放上书架，越积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张。我会听教学磁带，重温我们在和平队培训时的课本。我的指尖轻弹过那些卡片。到十月初，当傅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个中国家教，我已经学了一百五十个字。插旗山上的标语还是难以辨认，然而校园中心的那些有些变化了：
教书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环境EDUCATES 人
我们的家教是孔铭和廖梅，我们叫他们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在中文系教书，没一个会说丁点儿英语。他们从前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傅主任找不到会说英语的家教，最后我们跟他说不要紧。我们只想开始学习，而且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说得好。
孔老师个头矮小，戴着一幅眼镜，身上有宏声牌香烟的味道。他三十二岁，教中国古文。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他有点胖，也就是说，以美国标准来看他有点瘦。他笑得很勤。他来自丰都的乡下，那个城市以鬼出名——传说人死后的魂灵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很瘦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举止含蓄。她二十七岁，教当代汉语。她笑的比孔老师少。我们的学生中也有人上中学系的课，认为相较之下，廖老师是个比较好的指导老师。她是从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贡来的，那儿以它的盐出名。每个四川的大小城镇都声称有点什么出名的东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长在河岸两边的那种。
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四川口音，会把N和L声混淆。除此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教汉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动物——一种不那么贵的，神情厌倦的的拖货的马匹，用来纠正我们糟糕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愚蠢的外国人，我们粗糙的舌头一点音调感也没有。
我和廖老师头一次的课程本来计划是两个小时，然而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家路上，我的脑袋发晕——从前曾有人在一个钟头内犯过那么多错误吗？所有一切都错了——发音，语法，词汇，起始的声音。她会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尝试在脑中运行着语言，以作回答，但在我开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说得很清晰，这是当然，但在这个钟头里我们也没说哪怕一个字儿的英文。这是我所想要的，毕竟是一个中国家教嘛。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星期时间里做七个小时这样的事儿，还能保证我的理智清醒，当我看着书架上那些可怜的卡片时，心想，没指望了。
整整一个月里，都是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关注了，甚至没想一想对方那边感受是怎样，后来我意识到，对我的老师们来说，情况更差。他们来教外国人那神圣的音调，并没有被处决的危险——那法律至少已经改变了，自清代以来。然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首先，我们付的报酬偏低了。这不是故意的；我们听到的报酬标准是错的。而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当然又太礼貌了，不会向我们指出这错误来。这就是说，在那头一年里，他们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这每周七小时的工作又是那么无聊，那么沮丧。书里的课程很简单，坐火车，下馆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样事儿都说错，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把我导入正确的方向。你怎样才能叫人学说汉语呢？你怎么运用那满肚子的古诗知识，来教会一个外国人来掌握一个基本的第三声。
我们都在迷失当中，而这失败笼罩住了我们的全部关系。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家教会说英文，这样他们至少能够在下课后聊聊天。他们聊到老师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成为朋友。我的老师们看似不像真人——好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廖老师已结婚了，孔老师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时，他们的态度有些疏远，有些谨小慎微，将语言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一个外国人，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打交道。
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没法那么去教书，而扮演学生的角色就更其艰难。事实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汉语课程略有起色后，情形变得更糟。我书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状奇怪的黑色比划，在我脑子里漂进漂出，经常唤出一些误导我的暗讽来。它们更像图而非字：我会看着“长”字，想到了K-mart（注：美国超市）。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大”看起来像一个人在跳高。“点”像一只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对着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梦里也见到他们——它们蜂拥在我脑子里，我醒来后，隐约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个时刻，好像有些比划直直站起身来，瞪着我的眼睛，那些联想都消失了。突然它们就成了字：它们有意义了。当然，这不是立刻发生的，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导致——我发疯似地努力学习，希望减少我上课时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样，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取得了进展。
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声朗读着课本中的某一章节，除了一个字以外，我认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给我的成果注册登记：我真的是在读中文了。这语言对我来说有了意义。但在这满足感还未享受到一半时，廖老师说道“不对！”
它的意思是，“不正确”。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错了，等等。很明白无误的不正确。有很多中文字我还不懂，但这个我非常了解。
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对了；难道这就没一点价值吗？但对廖老师来说，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字儿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是什么字？”我问道，指向那个错过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
“第四声”。
我深吸口气，把全篇再读一遍，这次完美无缺。这是个胜利——我转向廖老师，我的眼睛说（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说）：现在你觉得我怎样？但廖老师的目光因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再读下一篇。”这些，毕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而失败则遭到批评，迅速纠正。你要么对要么不对；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当我对这门语言渐具勇气后，我开始尝试新的字眼，新的结构，这很好不过也有风险。我会写一组句子，用一些廖老师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词汇，而且我敢发誓说她显得有些畏缩，流露出不情愿的敬佩之意。然而她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写错的那部分。
我渐渐恨上了“不对”；它的发音在嘲笑我。那声音颇为刺耳：“不”是一个升调，而“对”则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来，又立刻崩溃。它让我更心烦之处，在我知道廖老师说的乃是实话：基本上我就这语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我应当能接受批评，在需要的时候。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习惯了我的自尊被安抚；我想要有人赞扬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评，只要那上头包一层糖衣。我掉进了一个相同的陷阱中。从前我曾听一些美籍华裔的朋友们抱怨过，做小孩时他们在学校里习惯了美国教育体系中温和的纠正方式，而回到家里，他们那些中国脑筋的父母只是说道，不对。那成绩单上仅有的一个B就盖过了环绕在周边所有的A。继续努力；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这样我继续学习。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顽固；我下了铁心要让表现给廖老师看我对了。几乎所有我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中文，我书架上的卡片飞速增长。到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隐约想到说我要读报纸，那需要两千到三千个字。但最主要的，我还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尽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顶，我在石级上狂奔，我的肺在长江上空燃烧。这努力叫人心满意足——有挑战性，却不复杂，而且到了尾声时，我能俯视着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这同学习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儿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束点，给我的挫折感多于满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我在涪陵此时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们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板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军在他们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货物。我的意图则不那么清楚——我是个教师，这工作挺满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离开这校园后就会消失。城里的大多数人只看到我的种种失败，无法避免的误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米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
我主要还是想找到样自己能干得好的事儿。这也是该城简单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会密切观察一个棒棒军或者一个馆子里的厨师，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儿干得好。我的关注中带着那么点窥淫欲，至少我是带着那种性无能偷窥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许多日子里，我只求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只求我能反复干一件事儿，而且干得好。
跑步在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回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车会对我揿喇叭，人们会大笑大叫，有时会出来个年轻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们面前拉风一回。但人群无法聚集起来，也没有一个男孩会跟很久。我独自跑着，在一个拥挤的国家里这种孤寂感受不无价值。在这城里没人能追上我。
通常我会在校园后的山上跑，沿着那环绕着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径。我跑过古老的道家寺庙，跑上稻田狭窄的墙头，我沿着石级跑向山顶。我喜欢跑过俯视乌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欢看农民工作。一边跑，我一边看着他们在稻田收割，在打谷，我看着他们种植冬麦，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了解了农业的生产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双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轮廓。
农民们觉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经过时，他们总是盯着我看，但他们从来不会大喊或大笑。这里有个规律，农民们总是你想遇见的人中最有礼貌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有比向外国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儿去做。也许，他们内在的有对于体力运动的尊敬，即便他们看不出我这运动的目的何在。
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标语对我还是外国的感觉，即便它们慢慢显得熟悉，它们还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长：
建设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长，PROMOTE社会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国FOUNDATION
在那个学期，汉字在我眼前波动剧烈，每一天那形状都和从前所见不同。汉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进餐的馆子的老板作简单交流。同样的缓慢变化也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他们终于从发音机器变为了真人。
随着这情形的发展，我开始察觉到廖老师的一种尖刻感，虽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单是习惯说不对；她好似和亚当与我相处不大舒服，有些时候，我几乎猜想说她不喜欢我们（考虑到我们给她的报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意识到她的这种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头一个学期里，我只是察觉到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员篮球赛后上课时，她问我觉得比赛如何。事实上，比赛进行得很糟——亚当和我才开始发现，对我们的参与有很多的抵触，因为英文系突然变得很强了。对其他的参与者来说，这比赛带上了爱国性质；这是中国VS美国的比赛，事关为祖国保住面子，而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裁判也出现了偏向；他们允许对手向我们犯规，而不断为我们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课前的比赛当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两次运球——到了比赛的的尾声，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响。亚当和我考虑退出赛程，后来我们做了。这看似最佳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
我知道廖老师看了比赛，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样。对比赛中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裁判在校园中的名声很烂。他因为老打架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胁一个管理员。他的老婆最近跟他离了婚；传言说他老打她。然而学校没法将他炒掉，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诺给所有的国家员工的。
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
“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
“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
“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
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
“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
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人看。最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第一个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里，在我们发展出真正的友谊之前，我能看出他的兴趣在生长。他有时会问我关于美国的事儿，在我的中国词汇范围内，而且我察觉到一旦有了机会，他有许多想问。当然，在我的汉语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问题想问。
我们在我的餐厅里上课，当太阳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时候，早晨光线温暖。我们边学习边喝茶——茉莉花茶，在热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开放的莲花一般展开。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轻轻吹着气，让花叶漂去一边，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另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叶子，他转过头去，轻轻吐到地上。那个，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一个干部公寓里，还可以向地上随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备课时，听到了底下广场响亮的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的扬声器总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从阳台往下望去，见到一批人聚集在礼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阳台可以垂直望向广场，一切都很清楚。一条横幅展开，挂于台阶之上。我认不出其中大多数的字眼，但有些还是可以的：“安全”，“环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横幅下现身了。蓝布铺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麦克风出现了。
我曾见过这种安排——这是给干部们安排的区域。很快，六个人拾级而上，坐到了桌边。我眯起眼想看清他们是谁，但认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许多人都身着制服。
发言开始了，一直传上了我的阳台。群众聚集在礼堂台阶的底端——主要是学生，也有从大门外周边社区来的人，年老的农民，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安静聆听着，从他们的沉默中，我能看出这是个严肃的事件。讲话声在广场上回响，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师来上课了，他把书放在餐厅的桌上。“很吵，”他说，微微笑着，我也同意——声音太大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课上，那关于坐火车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动脑，好没意思。我们走到阳台上，观看人群。现在有好几百人在那儿听着讲话了，而且我能看见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冲下来。
“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孔老师说，我问他此事件为何。“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个公开判决。”
我没学过这个词，而他对我做了解释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厅再翻翻字典——“判决：裁定，裁决。”他们在一个礼堂前面做一次公开的审判。
“他们是学生么？”我问。
“不是，他们从江东来的。”
我问他们干了什么，孔老师解释道，江东那边的人跟体育生之间有一系列的殴斗。江东是城里一个粗野的部分，一个衰败的沿河区域，有许多的小店铺和锈迹斑斑的仓库。在三峡大坝建立起来后，江东许多地方将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怀念它。它那肮脏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郁，而那些居民，大多数都很穷，把师专的学生看作享有特权的外来者——被宠坏的孩子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宿舍，清洗他们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强制的锻炼。在四川，市民和大学生的紧张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相对的贫富而已。
近来，这种敌意变得丑陋了；有些江东的男人在打斗中用了刀棒，有两三个学生受了伤。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儿听说的，他们在日志中写道，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有两个体育系男生受了伤，而他们的朋友们转回宿舍求援。在他们收集武器的时候，警察到了。
“没人受了很重的伤，”孔老师说。“但他们要给学生们显示说学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来了个公开判决。”
干部们结束了发言，群众们在充满期待的沉默中等待。两个男人出现了，夹在警察当中。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双手反铐。警察将他们押着，走到礼堂台阶的一半位置，让他们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两个男人的头低着。学生们往前涌；在后排，站着农民和怀抱婴儿的妇女。每个人都很安静。作为背景，从乌江那边，我听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个干部在读一张纸。他的嗓音传遍广场，作为反应，群众们移动着，低声议论。那两个男人保持低头姿势。
“几天，”孔老师说。“只关几天。不是很严重。”
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孔老师和我复习了一些审判中的词汇，然后就转移去第31课了。这么快就回到课堂上，感觉有些奇怪。刚刚我们还在观看审判，从高处下望，好似在一个体育馆的豪华包厢中，而某些人的公开受辱，被转变成了课文里的词汇。但在涪陵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很少当地人会觉得异常。我有一个和平队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师专教书，在那儿，第二年的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课程，为了在学校的运动馆参加一个死刑前的集会。学生参加这种集会乃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们都是年轻的毒贩，而他们的死将为观看者提供有价值的一课。整个学校聚集在体育馆，而警察押着犯人在学生面前游行。之后，犯人们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课程如常恢复。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来，发现校园中心的标语彻底可认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一排文字视为我的基准点，我的标杆，从这些文字逐渐呈现出意义的过程里，我看到自己的进展。有一天，它们终于有意义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脚步，久久观看。我把标语读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涌起。但没有——那些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和学生的课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样陈腐的字眼。我对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讯息反应也是一样：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号，伪善的做作。每次当我认出某个标语时，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满足感。代之而来的，是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个。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继续重复在课桌上书写文字，从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
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
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
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
“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
这把我们导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接着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后我们去到了南部文学。在那之后我们讨论了海明威和“肮脏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亚斯沃尔夫。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翻译的，随着讨论进行，我发现他的美国文学知识超出我的预想。我也意识到，会想说拥有一万本书的王老师要我帮他学“你好吗”，我真是个笨蛋。
半个钟头后，我们移位去了宴厅。头一杯是敬给桌边所有人的，之后王老师向亚当和我单独敬了一杯。接着，张书记代表党向大家敬酒。当下一轮来到时，赛老师推开杯子，紧张地裂嘴笑着。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这已经够了。”
“喝了，”张书记说。“干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赛老师说。他拱起双手，弯了头，一个请求的姿态。赛老师乃是系里最聪明的老师之一，一个矮胖的男人，四十来岁。今晚，两杯过后，他的脸已经红了。他再次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必须为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他们开头说着英文，为了我们的缘故，然后就转向中文了。在争论间他们为酒杯而奋斗——赛老师想要推开它，而张书记牢牢地将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师咧嘴大笑。他们两人也加入进去，嘲弄赛老师，直到他最后举起了杯子。每个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咽下，之后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几秒钟内，服务生又来续杯了。赛老师迅速用手盖住酒杯，摇头。
“这就够了，”他说。
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个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关于可爱的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真的，”赛老师说。“我喝这些就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奚落说，拽着他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回应道，他咧着嘴。
王老师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大笑。有几分钟，整张桌子都聚焦到了赛老师的杯子上。很难相信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与乔伊斯卡罗奥兹。最后赛老师软下来。
“就一次，”他说。“最后一杯。”
服务生斟满了杯子。王老师笑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亚当和我。他做了个快速的手势，举起杯子，我们三人一饮而尽。王老师喝得很容易，他也没有脸红。
食物来了，有一阵，干杯的节奏舒缓下来。但他们继续时，每个人好似都忘了赛老师，他不过是酒局开场与收梢时的娱乐项目。当正式的拼酒开始后，他就是个麻烦。现在，他坐着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汹涌。
这部分的饮宴是有策略的，通常，干杯前都有低声的讨论，教师们用四川方言，而亚当和我用英语。这里的机谋乃在2对1——若张书记向亚当与我两人敬酒，我们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会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的回应是先发制人；如果我们察觉到他们有什么阴谋，我们中的一个会敬一对，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后，他们得花时间恢复，在反扑前。偶尔他们尝试聚焦在我身上，察觉到我功力较低，当这时亚当会插入来保护我。这在四川是允许的——一个朋友可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个领袖，一个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着白酒的方向。张书记总是英文系的领导者，但今晚他让位于王老师了。这个大块头男人动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师开始软掉。在那之后，他转向亚当和我，他鄙视通常的二对一的游戏，轮流向我们单独敬酒。这出戏可谓壮观。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人还是席上最清醒的三个，但我很快就要晕了，而王老师没有放缓的迹象。我听到傅主任和张书记叫他悠着点儿，因为他们害怕我会喝伤，终于，敬酒结束了。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乃是关于一辆载货三轮车，他用四川话说而赛老师翻译。这故事的发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没法听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游荡，直至我发觉自己看着那个随着王老师来的小个男人。我已经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则面带微笑。他说着什么，但我不能理解；他说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么也没有提高我们两人的语言能力。最后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话，一个个音节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你说什么？”
“莎 士 比 亚。”
我摇摇头，他重复了好几遍，做着读书的手势。最终我脑中闪过一道光。
“莎士比亚？”我说。
他大笑起来，竖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点头，又道。
“马 克 吐 温。”
“马克吐温。”
慢慢的，我们从梅尔维尔，诺里斯，欧康诺，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猜诺里斯和基弗。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没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虽然他尝试沟通说他尤其喜欢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梯格，那大约是美国唯一一部关于牙医的好小说了。现在美国几乎没人读诺里斯了，但这里，长江的上流，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结束了他的三轮车故事。即便我错过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个小时跟三轮车夫讲价，后来发现他就在旅馆的门前。所有人都对这故事大笑。因为翻译的缘故，他们意识到赛老师还在这里。
“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尽快地写。讨论说狄更斯根本上乃一个中产阶级角色，他喜欢描写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些题材乃是很好的创意资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谴责狄更斯走资本家路线。我喜欢在一篇文学随笔中用到这个字眼。否则，这篇文章写来便索然无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许多的描绘，以望填充字数。赛老师得把它翻译成中文。一整个星期，他为这该死的东西努力奋斗着，跑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着他的头。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举办了一场公路赛跑。这是第二十二届迎春长跑，城里所有的学校和单位，相互竞争。比赛前的两周，傅主任问我可要参加师专的队伍。他看上明显紧张，因为教员篮球赛那事还过了没多久。
“你要理解，”他说，笑得很不自在。“那儿有很多的农民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懂什么运动精神，也许有些人会比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来，从没有外国人参加过长跑。他们欢迎你参加，但我想情形会跟美国不同。”
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不跑的话，傅主任觉得情况会简单些。有那么阵儿我考虑不去参与，因为篮球比赛的事儿在这个本来还不错的学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低点。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都已经够公开的了；没有理由再去寻找更多观众来围观。
但在赛跑中没有裁判，而且这不是项身体冲撞的项目。群众会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动。这不会和美国的长跑有太多的差别——即便真是不同的话，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至少一次吧。我告诉傅主任我想参加。
他解释说每个运动员都要参加身体检查，在比赛的一个星期前，我去了学校诊所拜访医生。那是一栋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场边上，它是校园里保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时学校是所高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间房子，那里有一样脏脏的白色仪器挂在墙上，盒子一般的形状。傅主任说，“现在你要做个X光胸透。”
我在房间的入口停住脚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说。
“没问题的，”傅主任说，微笑着。“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说，我望着那脏脏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这个X光胸透。“为什么要做呢？”
“参加比赛的每个人都得做，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每个人？”我问，而他则点头。我问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超过两千五百人。”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说。“这就是规矩。这很安全的。”
这荒唐的说法叫我惊住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大约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参加四公里跑步的两千五百人都做个X光。我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学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约害怕我在比赛中途倒下死掉，而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传递类似命令的任务总是掉在傅主任头上，而有时他的表现更似过滤嘴而不是翻译者。这项工作很讨厌，很不好做，而我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遗憾，当我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但我对他的状况无能为力，现在只能尝试寻找一个有技巧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期待观看这一幕。最后我告诉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给成都的和平队办公室打电话。
我尝试打了电话，但医疗官员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钟，读了会儿书，然后我回到了诊所。
“我很抱歉，”我说，“但和平队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没问题，”傅主任说。“我刚和管理竞赛的人聊过了，而他们说你不做也可以。他们会给你个例外安排，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我谢过了他，为造成的麻烦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们两人都握了医生的手。他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关于比赛的开始时间，没有时间表。运动员在出发的区域聚集，没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点钟，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什么时候讲话结束，比赛就开始，而官员们把时间拖了又拖，起点线重复被冲破，人潮汹涌。一小部分人会抢跑，其他的群众跟着作出反应，然后警察叫每个人退后。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边的人推挤，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点线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那儿有一个在建的新公园。线的整个左半部分笔直朝向一个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条狭窄肮脏的马路，那是运动员们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儿离起点线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众在那么短距离内排成队列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运动员们安全通过了，道路会立刻出现一个九十度大转弯，将导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此乃我的竞赛生涯中所见的最危险安排。我有点想退出，部分为我的安全着想，但主要是想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来观察这场灾难。罗伯舒米兹，另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个星期来访，他和亚当拿了相机，兴高采烈在马路那头等候。
师专的队伍在起点线右侧位置，径直对着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体育生，通常我们是竞赛中最强的队伍，和太极药厂并列。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等待出发枪响。这是个凉爽的早晨，冬天的雾气低低悬于城市上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继续讲话，警察有点控制不住人群了。要么他们启动比赛，要么比赛就自己启动了，最后，有一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个。他鸣响了枪。
这里是中国。混乱，噪音，肾上腺素；害怕，惊喜，和兴奋；一大群的身体，每个人都在大叫，喇叭在响，大地震动；我们所有人都发了疯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挤来清出空间；双腿抽动，乱撞，冲刺，留意着小幅度甩腿以免绊倒；有些人喊叫着跌下山崖，其他人滑过了第一个转角，避开那少数不好彩摔倒的人，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滑动，头上是一片片的腿脚涌过。时间一秒秒滑过，每一刻都需要永恒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飞下街道，冲过第二个转角，在新华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开始到上坡阶段了。整个情景依然因肾上腺素而动荡，但我意识到那永恒的起始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阶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场赛跑的开始阶段过后，总会有那么一阵的疏离之感，当成为大众一份子的那种幸福感结束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而且你将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赛。
我慢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累了；肾上腺素已经蒸发，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刮伤，没有瘀伤；不太记得我是如何安全通过的。我环视周边。我在领头的那一拨人里，大约五十人的一组，而其他人也逐渐加入到正轨中来，在那起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在稳健地爬山，步子逐渐放缓。我感到我的双腿回来了，那种失去知觉的兴奋感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在我的脚趾下，山丘陡峭。警车的灯在我们的前面滚动。前方远处，一群学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领先我们一百米处加入到比赛当中来，但警车驶过，把他们拉出了队伍。
整个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领先时，比赛大约过去了两分钟，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经跟不上了，比赛完结了。这是个差别很大的赛场——大学的学生，单位职工，以及，一些运动员，他们若是更多训练的话，可以成为好的选手——但他们全部都输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领先。
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回头望去。在我身后能看见赛场上的其他人——一道没有尽头的人流，一群黑发的民众。那主要的清道车已经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它的闪光灯后，不过几步之遥。我再次回头望去，以期记住这陌生的场面。山丘现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两旁排满了观众，我经过时，可以听到阵阵惊奇的声浪；他们在兴奋说话，叫嚷。“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而我想着：今天不要对我这样。如果你想要看看来自外国的人，看看来错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乱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狈的人，你往后面看。去看那些开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热气与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许多年里，我在许多地方都是这么样的，而情形永远是一样。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礼仪规则。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头处，我已经领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轻松。后半程乃是下坡，因为这是折返跑，我掠过了其他的选手。那些还没筋疲力尽的加入了合唱：“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一点妨碍不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当中，我彻底找到了家的感觉。
通过这场胜利，我赢得了两套运动服，聚酯纤维的。两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样骄傲地绣在了胸口上。我还收到了一个证书，说“何伟同志”，我的中文名，赢得了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春长跑。竞赛的组织者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给了我五块，为我参加了其队伍。他们还为我的体检给了我一块半，叫我猜想若是答应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来我得到了二十六块半，花在了两个星期的午餐面条上。
我在接下来的那周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用一个头版故事做了专题报道比赛。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密苏里的美国教师，叫做H 艾斯勒的参加了比赛，而关于我比赛前的热身，描述非常详细。他们报道了在我头一个冲线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兴奋，还引用了另一个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话，他是一家药厂的年轻人，说道“如果这比赛在我军训后马上进行，我肯定能打败那外国人。”文章的结束语如下：
这比赛也成功地树立起了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的记者问道，“你对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比赛怎么想，”一个贸易学院叫徐成博的学生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比赛而让一个外国人拿了头名，我感到羞愧。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学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一个西南军校的老师说：“那外国人起跑时获得了领先优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只有我们投入到发展我们的身体中去，更多勤奋而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看到获得冠军的那一天！”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许当他们了解我多些，情况便会不同。我揣摩我那张写着“何伟同志”的证书乃是个好兆头。
比赛后的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课，她脸上放着光。
“我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赢了涪陵的长跑！”她说。“我之前没听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重要，”我说。“事实上，我跑得一点儿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说，为我这种装出来的谦虚感到加倍的高兴，这正合了中国人的习俗。“那比赛规模很大——在整个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选手没有参加，”我说。“而且你知道，王军霞还是比我快。”
王军霞乃是中国的长跑女选手，最近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银牌，这个参照叫廖老师更开心了。她再次表扬了我，最后我们坐下来，学到了一章如何说再见的文章。也许我做得异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种特别宽恕的情绪中；在那天她几乎没说过不对。
[1] 译注：建设精神文化 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基础。
[2] 译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