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杨达才栽了个跟头。或许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竟栽在了自己的名表手里。当然，导火索不是他佩戴的多块名表，而是他在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
作为一省负责安检的大员，在一场造成三十六人遇难的特大车祸面前，即使没有悲伤或者怜悯的表情，也不能摆出一副悠闲自得、面露微笑的模样。在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举国民众为之哀伤的情景下，身居高位的官员居然看起来心旷神怡。即使他对此次事故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也不应如此不体恤民众，如此冷漠麻木。公众之所以对“微笑局长”不满，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这位局长大人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十分遥远。没有感同身受，只有隔膜横亘。
原因之一在于，“微笑局长”之类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与纽带。如果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或者由民选的长官任命，恐怕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民众的力量与情感，甚至还会对黎民百姓心存敬畏。当达官贵人与黎民百姓血脉相连时，前者才可能感受到后者的喜怒哀乐，才可能与后者同喜同悲。因此，想要减少甚至杜绝“微笑局长”的再现，不可不在官民之间的关联上做文章。并且，一旦官民之间心心相通，社会治理的成本将会大大缩小，命令与控制型的高成本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低成本的民众自治型模式。
如果仅仅有微笑，可能人们还不至于抓住杨达才不放。让人们对他穷追猛打的是，他有一堆价格昂贵的名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官员身份的“表哥”，人们不禁要追问：这位靠纳税人养活的官员，怎么佩戴如此多的贵重名表？这些表是他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的吗？他的工资能买得起这么多名表吗？他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尽管杨达才辩称，其五块名表系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但人们依然不买他的账，并要求其公开自己的收入，要求不折不扣的真相。人们痛恨的，与其说是他名表成群，不如说是他的收入不透明。
为了弄清“表哥”的收入，三峡大学的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的工资。虽然这一申请得到了财政厅的答复，但它的回应却令人失望——“杨达才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畴。”难道他的工资收入属于“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官员工资收入属于应当公开的对象，但该条例第九条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难道杨达才的工资收入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
如果他的工资收入来自纳税人，不可能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因为他们都是纳税人，税收就是他们被征缴的财产。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款的去向和用途，有权利知道自己供养的官员之工资收入。如果杨达才的收入来自纳税人，没有理由对纳税人保密，更没有理由认为那是他的隐私。在法治社会里，所有官员的收入都不是秘密或者隐私，政府有义务主动公开，或者登报或者上网等，让纳税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相关信息。在很多国家，别说官员，就是公立医院、学校等机构职员的工资收入，也应该都能从网上查到才对。
说到底，还是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对此，人们已经喊了多年，甚至都喊破了嗓子，一直也没什么动静。不少官员对财产公开具有抵触心理，认为它会让自己的“家底”曝光于天下，失去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其实，财产公开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使其免受冤枉之苦。财产公开之后，如果某些官员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收入（比如继承遗产、稿费等）——确实很高，他们穿名牌、戴名表或许并不会遭到民众的怀疑或者不满，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尽管“表哥”被撤职了，但撤得似乎有点儿不明不白，公众的疑虑仍然没有打消，没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天价烟局长”的倒台，到“微笑表哥”的落马，虽然彰显了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巨大威力，但因此栽跟头的官员毕竟属于少数。对付大量不在公共场合摆阔的贪腐官员们，主要还得依赖限权制度与法治的力量，尤其是尽快确立分权制衡机制，落实财产公开制度。尽管法治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但法治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甚至可以充当官员的护身符，不仅让他们趋于洁身自好，而且让无辜者不受冤枉。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官员固然可以我行我素，但官员也难免成为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不会自动到来，不会有人施舍，更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需要众人克服“搭便车”心理，打破路径依赖，走出囚徒困境。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因为休谟曾说过，任何政府的统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强力之上，都不可能无视公共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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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