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高平在监狱里服了十年刑，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狱警鞠躬，不报自己的囚号5173，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监狱服刑人员监规纪律）。别人为他开脱“岁数大了，记不起了”，他就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强奸，也没杀人。”他出操时特意站第一排，跟着做广播体操，但拒绝随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来，做操是锻炼身体，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参加劳动，说“这不是我的义务”。
这种明显违背纪律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按照规定，他在严管队接受禁闭，土铐铐在身后，站十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馒头，宁可被关满三个月，也不认错。狱警给他做工作，讲解程序，“我们只能认你三个证——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三证齐全你就是个罪犯”。
他说：“三证全？佘祥林、李九明、赵作海、杜培武这些不都有判决书吗？如果你敢说只要是判决了的就没有一例错案，我就认罪伏法。”
张高平被关押在离家将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监狱，出事后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跟他离婚了。“我一点都不怨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跟她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她摸了钱给我，我说不要，你拿回去，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就走了。”
母亲去世，孩子还小，没人来探望过，他没有拍过照寄给家人，因为不肯拍穿深蓝色囚服的照片。两个女儿的照片他看了心里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从来不跟孩子通电话。“怎么说？对我女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啊？我又没犯罪，我怎么对不起你啊？我说我对得起你？我又没有把你抚养成人，所以说尴尬嘛，我不说。”
监狱的劳动改造，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温度可以接近六十摄氏度，摆个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阳也要晒十四个小时，一棵树都没有。蚊子多得可怕，从衬衣外头照样叮得进去，沙尘暴一旦进来，漫天沙子带风抽着人，冷得马上就要穿棉袄。冬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拉地灌溉，吃盐煮包菜和窝头。
他让家里人寄一张杭州地图随身带着，见了哪个警官，就地铺开地图，给人讲解他当年的行车路线。“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诉材料，时间长了，监狱里纪律员、教导员、监督长、管教组长、带班队长都开导过他，“张高平啊，你减点刑吧，我们给你奖励三十个月，早点出去申诉，两条腿走路，这么艰苦你何必啊！”
他说到这儿情绪激动，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说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算让我现在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算了；要么十五年坐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
他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这是他在严管队时留下的病，一激动，头晕得很厉害，就要蹲下来，揪着头发。他说：“这些我不说了，你给我提个高兴一点的问题吧，高兴一点头不晕啊。”
我怔在那儿，嗫嚅了一句：“你这些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他捂着头，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没有。”
二
张辉，张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个子不高，红脸膛，眼睛有一点怯生生的。叔侄俩一起出车，他被判了死缓，父亲张高发劝他认罪，“你不认罪，减不了刑，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我和你妈了”。
他被判刑后，要被警车带走，父亲在车门前一把揪住了他，这一把几个法警都拉不开，车开后老人在地上打滚，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几天不肯吃饭，是奶奶跪在床边求他，才活了下来。他带着张高平的两个小女儿到处申诉。来北京的时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睡在立交桥底下，三个人盖一层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儿子帮忙，他没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个人挑回家，监狱里两个人靠他养，撑不下去就卖一头猪，寄点钱给在监狱里的儿子和弟弟，那里只能吃到青菜、萝卜和冬瓜，有钱能换一点点油水。张高平从这一点钱里，还省出了二十块，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张辉挣扎过，不想认罪。他和未婚妻连道别都没有，本来年底要结婚的。离家前最后一面，他跟对方保证自己要戒烟，未来丈母娘给他递过烟，他又随手抽起来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一点甜蜜和念想。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他要是认了罪，心里这一点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张辉母亲才六十岁，满嘴的牙都掉了。张辉要减刑见他妈一面，就认了罪，承认他二十七岁时，在大货车上强暴搭车女子王冬，并用手扼其脖颈致死。在监狱里，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这种犯人，“这都什么年头儿了，还强奸”。吵起架，别人骂强奸犯，脸上的鄙夷让他什么也没法再说了，“十年，满满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能出狱，他就在新疆要饭，再也不回家乡。
三
王冬，十七岁，当天跟母亲吵架，离开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丝刀厂打工。
因为是临时起意出行，赶不上客车，熟人介绍上了张氏叔侄的车，她还一脸稚气，一路没怎么说话，坐在副驾驶座上，有点拘谨，两手扣着一直放在腿上。叔侄俩在临安停车吃夜宵时，说请她吃碗三块钱的炒粉，她拒绝了，也不下车，自己买了一串豆腐干坐在车上吃了。在下沙开发区立交桥下，因为与叔侄俩去上海的路线冲突，她下车去另外打车，与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亲戚会合。张高平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站在路边，立交桥下灯光挺亮的，车来车往”。
她再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倒在一个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颈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没有张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发、体液和衣服纤维，抛尸现场没有他们脚印，但八个手指甲里留有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过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乡的熟人，一无所获。
张家叔侄被认定强奸杀人入狱两年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财务管理的大四女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她二十四岁，事发前一天刚接到去银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说“以后我工作来还你们借的债”。她眉心有一颗痣，穿黑色外套，墨蓝牛仔裤，围灰绿色围巾，斜背朱红色的挎包。八天后，她在下沙开发区的一个窨井内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颈部，又被绳子勒过。
杀害她的人叫勾海峰，一名夜班出租司机。张高平在电视里看到这期节目报道后，曾向狱方反映吴晶晶案中致死的手段、地点、抛尸方式与王冬案极为相似，未获重视。他被调入新疆服刑。
四
除了张高平，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这个勾海峰与王冬有关，他杀害吴晶晶的案件在浙江轰动一时，很清楚地被界定为“没有前科，孤立，偶然”的激愤杀人。这个身高一米八的东北汪清人，案发时三十六岁，有过一次婚姻，在家乡有一个十岁的女儿，有女友。他的弟弟认为他是一个“很照顾家人，也很孝敬父母”的人，只是“脾气有点暴躁”。
查看当年的媒体报道，都是勾海峰叙述他与乘客吴晶晶如何“发生口角”。他说吴晶晶如何辱骂他的命不值钱自己的命才值钱，并诅咒他迟早被车撞死，到了家门口不肯下车还在骂他，他伸手去给她开车门时，她“挠”了他一下，激发他愤怒导致杀人。当时侦查也做此认定，对外公布。
以致舆论讨论重心都在“不要歧视外地司机”，“如何克制情绪避免口角发生”等等。这也成为勾海峰一审被判死刑后上诉的理由，认为吴晶晶有过错。
不过，细看二审判决书，会发现此说法有严重疑问。
裁定认为，“勾海峰称其停车打开车门后与吴晶晶发生激烈争吵，吴大声指责勾，后两人又发生互打，但本案并无附近其他人员发现或听到吵打声音的证明；被害人家楼旁有宽阔的通道可供汽车进出，被害人又携带较多的东西及手提电脑，但勾海峰带公安机关指认的所谓被害人要求停车并发生争执的地点，却距被害人家有较远的距离，且相对偏僻。案内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时胆小且性格内向，尸检报告亦未发现有严重打斗痕迹。勾海峰上诉称其因服务态度及车费问题遭被害人辱骂、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而杀人，不仅没有证据证实，而且与本案实际不符”。
直到勾海峰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后，关于他“作案动机不明”的争议，仍然持续很久，在临刑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以往乐于助人，只是“一时暴躁”，没有任何“劫财劫色”的动机。
能确知的事实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吴晶晶后，又用坐垫套上的绳子勒被害人颈部，带至偏僻处，“出于逃避侦查”，将她脱光衣服，头朝下抛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将衣物抛入水中，此时的吴晶晶并未真正死亡，根据尸检报告，她是因溺水合并压迫颈部而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之后，他将女孩随身带的一包换洗衣服扔到学校附近垃圾桶，试图混淆侦察方向。并拿走女孩的手机、手提电脑、MP3和数百元现金，送给自己在杭州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里，钱包里的钱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终没有找到。
这两个案件的审核人都是聂海芬。
五
聂海芬，1962年出生。
当年媒体报道，2000年以来，她主办及牵头主办的杭州市区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余起，一审判处死刑的三百余起，“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她审核的预审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及无罪判决案件”。
采访中，叔侄二人都说，预审阶段没有女性提审，看过照片后都说没见过这位女警官。但当年接受电视访问时主角是她，讲述了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张高平说他唯一一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看到这期报道之后。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鼻孔插烟”、“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讯逼供手段得到的。不过，张高平说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讯逼供，“也许打是没有办法了，他们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审中认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同监犯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
六
袁连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当过锅炉工，干过销售，熟悉的人说他能说会道，有些文化。因为与女友贩卖黄碟被判刑六年，之后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内情的人说，“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侦查情报。
袁连芳是张辉号子里的“老大”，有烟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张辉更熟悉案情，画出作案路线要张辉记住，好指认现场，不听话让人踢他的下身。在判决书上，他还向法庭出示证明，说张辉曾“神态自若”地谈及杀人经过。他的减刑书上写多次配合警方“工作”，这些“工作”帮助他得到十个月的减刑。
我拨通袁连芳电话时，听到他声音迟缓吃力，查资料才知道，2011年春节，他因高血压中风，几个一起打麻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有一阵子失去了语言和咀嚼能力。在电话里问他案子的情况，他说不清楚，不记得，把电话挂断。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处，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六七平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松弛虚胖的脸，说话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厉害，吐字不太清楚，没人照顾他，他独自住，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不知道”。墙上挂着巨大的他年轻时的照片，同事再问为张辉的案件作证的事情，他指了指脑袋，说：“我已经不知道了，我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同事说请你回忆一下，他说：“不愿意想过去的事，不开心。”
同事的信里说“他双手放在腿上，耷拉着脸坐着，脸上没有歉意，没有惶恐，也没有畏缩。只是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了，好像任何一种情绪都能耗尽他所有的精神”。
七
2002年，河南发生灭门惨案，为被告马延新辩护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师。马廷新说认罪书是自己牢里的老大袁连芳写好，威胁让他抄的，朱找到马旧日的日记和其他记录，发现语言规律和认罪书里面完全不一样。马廷新没有什么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认罪书，用法都非常规范，不符合马廷新的语言习惯”。
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经历两次检察院抗诉后，法院排除非法证据，马廷新被无罪释放。这个事件被《民主与法制》报道，在新疆服刑的张高平和张辉几乎同时在报道中看到“袁连芳”的名字，“毛发直竖”。张高平向监狱检察官申诉后，张飚检察官向河南查询袁连芳的背景，确认与杭州袁连芳为同一人，但他之后的推动数年无果，退休前他向张高发交代，“你去找一个叫朱明勇的律师，只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亲人”。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都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八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唯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得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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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