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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田壮壮:盗马与放风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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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革”,插队和当兵的时候,常在户外放电影,那时是在一个大的操场上,所有的部队就坐在那儿看电影,我才开始逐渐会去看电影。老实说,以前我对电影是挺排斥的,本身对这个行业有一点儿排斥。而且我父亲这个人话很少,不爱说话,印象中都是我妈妈照顾我们。

●──可能有人看您的背景觉得您天生注定要拍电影,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您是什么时候想到将来要拍电影?

其实拍电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人可能会在稍微成熟一点的年龄时寻求一种职业。我当了三年兵就觉得部队不太适合我,我是炮兵,我的军事一直是我们连队最好的,但我心里觉得军人这个职业不是特别适合当我的终身职业。其实那时当兵离家很近,在河北保定,坐火车三个小时就到了,但很少有机会回家。我当兵第三年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电影。

部队有个老兵是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常喜欢裹着照相机,他从抗美援朝起,就玩照相机,玩儿玩儿他就开始拍,拍得非常好,后来就拍得很有名,他叫张文波,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你说他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但他就对照相有天分。但他不是部队里的摄影师,一般只是组个学习班什么的。他和部队里很多画报界的人很熟,部队中有个非常有名的画报叫《解放军画报》,他的师父都是画报的。其中有个人叫周萧,这人后来写小说,跟我妈妈很熟。有一次聊起来,我妈妈就说你部队熟人多,看我那孩子能不能学一点别的业务。周萧就给张文波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班长了,张文波把我调到他那里去学照相。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跟他学了很长时间,也拍了一些东西,但我觉得我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绘画基础。

后来我在第五年复员了,也提了干想转业。我回到地方上,当时想我已经会照相了,那么就继续学摄影这个行当吧。于是分到中国电影农业制片厂当摄影助理。

其实那时才真的对电影好像有了感情,我印象很深,那是到湖北的一个地方去拍《春天的耕地》。当时那个师父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你来拍吧,那时我什么都不会,他帮我把机器架好,那个感觉非常的……有点像初恋时跟女人的第一次眼光那种沟通,舒服极了,从那时起,就喜欢这个东西了。我在农影厂三年,几乎没在北京待过,非常愿意出去拍东西,守着摄影机就像守着一个恋人一样,特别愉快。

到了第三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就是1978年的时候,我被分到大寨,中国农业学大寨,就是毛说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当时是毛提出的三个口号。其实我串联[7]的时候去过大寨,在部队时也去过。我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人的生气,完全是一种政治化,像部队一样,在那儿的时候就听说电影学院招生,我很想再学摄影,因为毕竟喜欢这个行当。但摄影系的学生只招二十三岁以下的,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半,已经过了年龄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了,已有很多好的摄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就不行,后来我就没报这个系,只有导演系收二十五岁以下。

那时觉得真想上学,想学点东西,因为我是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小学、初中以后就是66年,“文革”开始,高中等于没读,所以很想读读书。因此就报了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实际上真正认识电影就是从电影学院开始,或者说在农影对电影产生感情,而真正去了解电影、认识电影,是从电影学院开始。

●──“文革”、插队的经历对您后来拍电影的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肯定会有。当然人不可能去整理哪一个瞬间的东西对你留下了多深的印象,我想我受锻炼最大的是三个环节,一个是“文革”初期,那时候觉得天地翻了一个身,原来你是一个干部家庭的孩子,家庭在社会的位置和你在同学之间的那种优越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我读的是北京一个很好的小学,突然间父母变成了最底层的人,要被别人批斗。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当然那时候很小,十几岁,就随着社会走,我觉得可能第一次对政治的认识对我的心灵来说是一种创伤,就是家庭的幻灭。父母都不在身边,全部去劳动了,然后被别人侮辱,你会觉得心理上很讨厌政治,会远远地躲着它。

所以“文革”的时候我也不参加红卫兵,也不参加什么,始终就是学校有事我就去,没事我就回家。家里有很多书,因为父母在“文革”前人际关系非常好,所以斗他们的时候也不是很厉害,抄家的时候东西也都不拿走,只是贴个封条而已,所以我没事就看看书。我父亲特别喜欢买电唱机呀、录音机呀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苏联的唱片、印度的歌曲,就是听这些东西。基本上躲着,远离那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