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8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就萌生了翻译《霸权之后》的念头（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国际制度的）。当时试着翻译了一部分内容，但是由于论文事务繁多，无暇旁骛，只好搁置此事。1999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参加工作以后，我订立了这个翻译计划。我向基欧汉教授提及翻译此书的意愿后，他很快给我回音，表示接受我的申请，同时建议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系。按照惯例，我还必须在中国大陆找到一家出版社，以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洽谈版权事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知道这本书在当前国际政治学界的影响和分量，得知我的翻译计划以后，随即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与范蔚文先生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他工作的效率、严谨的编辑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他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热情，让我敬佩。没有他的鼎力襄助，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基欧汉教授根据译者所写的“解读《霸权之后》”一文，为本书写了中译本前言，在此特表感谢。
本书翻译得到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何曜和信强的帮助。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苏长和负责翻译第一章到第六章，何曜负责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信强负责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刘向真同学帮助翻译了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全书最后由苏长和作了统校。我们的翻译力求做到信达，但可能的缺陷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真诚的批评和指正。
虽然相隔近20年，本书中译本的问世似乎晚了一点，但鉴于本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经典地位，其价值是经久不变、与时俱新的。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国内这几年风行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有极大助益；而在我本人看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碰到越来越多的与国际制度相关的问题。本书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如何与国际制度打交道的答案，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国际制度的一把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尽管本书中译本问世晚了一点，但未尝不是适逢其时的。
最后，我与基欧汉教授一样，希望本书的读者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国际关系学者。《霸权之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名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以及从事对外关系研究的学者，在读完本书之后，相信也会深受启发的。
苏长和2000年10月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