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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我们为什么爱切尔诺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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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抗议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像凯瑟琳·德纳芙那些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一样,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会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一样?”

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装置。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意外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是为了老婆和小孩在奋斗,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在奋斗!而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噢,这些德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们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而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我们的人不顾一切与反应炉搏斗。我们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戴着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顶(这些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的孩子手持旗帜,加入游行队伍,那些老兵也来了,他们是过往的守护者。(沉思)但是不懂得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是一种未开化的习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不说“我”。

“我们会让他们见识苏联人的勇气。”

“我们要让他们瞧瞧苏联民族的厉害。”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但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审视自己的感受,可以看看:我是如何成长与改变的?我发现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周围的事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四散。首先是阿富汗,接着是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

现在,切尔诺贝利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会前去视察。在隔离区内,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里。他们期盼共产主义来临。每一次投票,他们都投给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梦想回到斯大林年代、军事统治年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军事管理之下:岗哨、穿制服的人、门禁、配给制度,还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买卖或交换”。但这些物资的买卖与交换,仍发生在每家每户,发生在每个小摊上。

这就像一场游戏,像一场表演。我跟着一些外国人,开着一辆满载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前来。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来的。在外面,浑身泥土,穿戴着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里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乡。他们都穿着廉价靴子,眼神似乎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迟早会被拿走。”但是他们又很想拿点什么,不论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他们想拿一点舶来品。

我们都知道村里老婆婆们的住所。这时,我突然有个异想天开又很可憎的念头。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说,“这在非洲可看不到喔!只有这里才看得到。你看,两百居里,三百居里。”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变了表情——她们当中有几个可真会演戏。她们把台词记得一清二楚,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哭泣。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老婆婆都不愿多说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流泪。现在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也许能拿到额外的糖果给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这种行为是深奥的人生哲学——来自她们与死亡和岁月的关系。她们之所以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小屋,绝不是为了这些糖果和德国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我说:“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

太阳照耀着森林和田野,余晖仿佛在与我们道别。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娜塔利娅·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