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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不想去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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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军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了工作。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密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去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们!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们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我负过重伤,脑袋也震伤了,一只耳朵听力很差。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在前线阵亡了。

妈妈痛哭着说:

“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后来我也一直为那姑娘祷告。”

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我是你的妈妈呀,是妈妈……”她轻声细语地哄我,生怕大声会吓着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她继续给我讲:

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您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觉,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他承认:“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你们都是一些美女……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都是阴阳两性人……”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远忘不掉……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和笑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我们筋疲力尽,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几乎是弹尽粮绝,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我的搭档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原来他们也发现了它。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么远的距离,冲锋枪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现在就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我想都来不及细想,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下来,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也许是幻觉,但我感觉到了。

事后我才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而我却把它杀了,要拿它来熬汤!可是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女娃。

“你怎么啦?”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泪水。

“哦哟——哟,好一副软心肠啊!可我们大家已饿了三天了。你可怜这匹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你去试试吧,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赶走德国鬼子;其次,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是会心软的,但不是现在……你懂的,心软是以后的事……”

说完话,我又转过身看看那帮男兵,他们刚才还在怂恿我,大叫大喊地请求我开枪呢。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啊,就谁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从来就没发现我似的,每个人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他们在抽烟,在挖战壕……也有人在磨着什么东西……至于我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好像我是个屠夫,我动刀杀生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的母牛病了,家里人把它宰了。为这件事我还不停地哭了两天。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枪就杀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马。可以说,那是我两年多来见过的第一匹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嘿,狙击手真棒!……今天菜里见荤啦……”他们把饭盒留下来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儿,根本没去碰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眼泪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饭盒,吃了起来……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永远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大天。聊些什么?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妈妈,聊已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要干什么工作,谈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战争中相识的,是一个团里的战友。他负过两次枪伤、一次震伤,从头至尾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在部队干了一辈子。对他根本不用解释什么是战争。我的脾气他心里完全有数。如果我可着大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声。我也学会对他宽容。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供他们读完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嗯,我复员后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车,步行有几公里。现在那儿通了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连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当时那儿有一道很宽的深沟,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用问,我不敢在夜里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说,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好笑了:前线都过来了,什么没见过?死人啦,各种各样的可怕景象啦。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在途中的列车上,不知谁的旅行袋里蹿出一只老鼠,一下子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都乱了套,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吱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居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这时一辆运货卡车开了过来。我想,这下有车可以搭了。

汽车刹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声说。

“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车上的年轻小伙子打开车门。

我钻进驾驶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车上,又上路了。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奖章,问道:“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谁。

“柯尔卡·契绍夫?真的是你吗?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在母校当过一个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露茜卡?”

“是我呀……”

“真的吗?”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看到他也是这样。多么意外的相逢!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手舞足蹈地对我妈说:

“快,我给您把女儿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么会忘记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先要学会穿便鞋走路,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我们习惯于扎腰带,笔挺地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着长裙和连衣裙,已经感到陌生,因为在前线老是穿长裤,晚上把长裤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把这叫作熨裤子。其实,裤子常常干不透,就得穿上它到严寒中去,结果立刻冻出一层冰壳。怎么学习穿裙子出门啊?双腿都迈不动。别看我们回来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可是一见到军官,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举手敬礼。我们吃惯了军队伙食,完全由国家供给吃喝,而回来后得自己到粮店去买面包,按规定的定量去买。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付钱,幸好女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我们也就不付钞票,拿起东西就走。过后我们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去赔礼道歉,再买上另外一些东西,付清全部钱款。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所有日常生活,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记忆,要正常过日子!去和谁学啊?跑去找邻里街坊,去问妈妈……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战友玛申卡·阿尔希莫娃。一位炮兵连长负了伤,她爬过去救他,一颗炮弹在她前头爆炸开,连长死了,她幸好还没来得及靠上去,但两条腿却被弹片削掉了,真是受尽折磨,我们全力为她包扎,竭尽所能地救她。等我们用担架把她送到卫生营时,她却向我们哀求说:“姑娘们,朝我开一枪吧……我不想这样活下去……”她就这样哀求我们……苦苦哀求……她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我们又继续前进、反攻。等我们回来找她时,她已经音讯全无了。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情况如何。许多年过去了……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没有回音。后来还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帮助了我们。男孩女孩们根据线索查找,在遥远的阿尔泰的一个残疾人疗养院里找到了她,当时已经是战后三十年了。这些年她住过许多残疾院,漂泊过多家医院,做过几十次手术。她躲避所有人,连亲生母亲都瞒着,不让她知道女儿还活着……我们接她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大家都哭成一片。我们后来又安排她与母亲见了面……这是她们母女三十多年后的重新相逢啊。妈妈差点就疯了:“多么幸运啊,我的心脏早前差点没痛碎了。有福啊!”玛申卡反复唠叨说:“现在我不怕见人了,我已经老了。”是啊……简单说吧,这也是一场战争……

我记得我在夜里坐在掩体中,彻夜不眠,外面炮声隆隆,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胜利在望,没人愿意死……我曾经宣过誓,军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真的不想去死了。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灵魂也是受伤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但伤了心灵,那就伤害大了。我们离家从军时,还十分年轻幼稚,都是些小毛丫头。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公分……

——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

(上士,狙击手)

采访后告别,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滚烫的双手,拥抱了我,又说了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