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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小姐们!你们知道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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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在说的只是一件事……翻来覆去就是一个主题……

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关于她们与死亡的关系,死亡是常常伴随她们左右的。如同对生活一样,她们对死亡也是如此亲近,而且十分熟悉。我一直想弄明白,在这无休无止地体验死亡的常态中,怎么才能安然无恙?日复一日地观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尝试。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话题吗?这会受到语言和我们感情的影响吗?什么是不能解释的谜题?我的问题越来越多,答案却越来越少。

我有时在采访后回到家,内心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种孤独,像聋子一般地与世隔绝。有时我又感觉到,痛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别,是人生中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保存的东西,我们尤其如此。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也是这样成长的。

我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大讲堂里见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当时刚下课,学生们在喧哗着,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笔记。“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她回复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和我的这些学生们一样啊。只有衣着不同,还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简单些。金属的指环、玻璃的项链、橡胶底便鞋。哪有现在这些又是牛仔裤又是录音机的。”

我一边看着学生们匆匆离开教室,一边开始了采访……

我和闺密在战争之前就大学毕业了,战争期间我们又进了工兵学校。我们是以军官身份上前线的,军衔是少尉……上级是这样欢迎我们的:“好样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线,真的很棒。但是我们不能把你们派到任何地方去,你们就留在司令部吧。”工兵司令部就是这样迎接我们的。听到这话,我们转身就去找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我们还走在路上呢,营地里已经到处传开了,说有两个女孩子在寻找司令员。有一个军官向我们走来说:“请拿出你们的证件。”

他一边看着一边说:“你们为什么要找司令员,你们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吗?”

我们回答他:“我们是作为工兵少尉被派到这里的,可是他们要把我们留在司令部。我们的要求就是,作为工兵排长这样的级别,必须是上前线的。”

这位军官当即把我们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们在挤满了人的小房间里聊啊聊地说了很久,每个人都发表意见,然后又有谁大笑起来。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们是有介绍信的,必须担任工兵排长的职务。这时,那个把我们送回司令部的军官发火了:“小姐们!你们可知道一个工兵排长能活多久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求上前线。”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给我们写了介绍信:“那么好吧,我们就派你们去第五突击军。你们大概也知道什么叫作突击军吧,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一线的军队。”

他们没有再对我们多说什么吓人的话,但我们很高兴:“完全同意!”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五突击军的司令部,那里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尉,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是当听说我们要当工兵排长时,他就挠了挠头说:“不行不行!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这里。开什么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间来了一个女工兵排长,还不叫人家疯掉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一连两天,他们就在那里做我们的工作,一个劲儿地劝说。我们也不退让,就是要当工兵排长,寸步不让。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终于……他们总算接受了我们的职务,把我带到我的排里去了……士兵们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还有的甚至带着恶意,再就是耸耸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当营长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新排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其中一人甚至还“噗”的一声吐出口水。

可是过了一年,当我被授予了红星勋章时,同样是这些小伙子(活下来的家伙),他们一起把我抬了起来,高举着把我送进了掩蔽部。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了。

如果你问我战争是什么颜色的,我会告诉你,是土地的颜色。对于工兵来说,战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黄色,就是黏土的颜色……

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露宿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我即使睡着也会盯着篝火,我睡觉总是睁着双眼:看着那些飞蛾,有的是小蠓虫,一整夜一片一片飞来,扑向篝火,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动静,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后继地扑火……直说吧……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吗?前仆后继,后浪推前浪。

两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死,又过了两个月,我负了伤,第一次受的是轻伤。后来我就不再去想死的问题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在我小时候……我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说吧……其实在战争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忆童年,就是想小时候的事情。那最温柔的童年,在战争中可不能去回想……战争没有柔情,那里是禁区。

是这样的……打从很小开始,父亲就给我剪短短的寸头。当兵后,部队里给我们剪头发,我们突然就从姑娘变成了小兵蛋子,当时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有些女孩被吓坏了……但是我很容易就习惯了。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难怪连我爸都无可奈何地叹气说:“我养的不是个丫头,是个小子。”我的这种刚烈性格惹了不少祸,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骂。冬天我经常会从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盖的峡鄂毕河上,放学之后我就穿上父亲的老棉裤,把裤脚和毡靴扎在一起,用棉花塞进裤子,再用皮带拉紧,头上戴一顶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紧紧扎牢,看上去就像一头熊似的蹒跚地挪着脚步去到河上的山崖边。先要使尽全身力气助跑,然后从一个悬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飞身跳入深渊,一头扎入大雪中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别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尝试,但她们都不顺手:要么是脚崴了,要么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种事故都有发生。只有我,比男孩子还要敏捷。

我先来回顾童年的事情……是因为不想马上说到流血……当然我知道,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我喜欢读书,我懂的……

1942年9月,我们抵达了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乘坐在铁路环线的列车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奥恰科沃,每到一站就从车上下去一批姑娘。人们俗称的“买家”来到姑娘当中,他们是不同军兵种的干部,在我们中间挑选狙击手、卫生指导员,或者无线电员……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动心。最后整列火车上只剩下了十三个人,都被转到一辆闷罐车,拉到了路轨的尽头,在那儿停着两节车厢:我们这节和指挥部的一节。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我们只管又说又笑又唱俄罗斯民歌《被遗忘和被遗弃的》。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看到有三个军官和列车长一起朝车厢这边走来。

“买家”来了!他们身材高大魁梧,扎着武装带,军大衣上的军扣锃亮,带有马刺的皮靴擦得发光。好帅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他们走进了指挥部的车厢,我们就把耳朵紧贴在车厢外墙上,偷听他们在说什么。车长在念我们的名单,并且对每个人的特点简要说明:谁谁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家是哪儿的,受过什么教育,等等。最后我们听到一声命令:“让她们全都过来。”

于是,车长走出指挥部车厢,命令我们列队集合。上级问我们大家:“你们想学习作战技能吗?”我们怎么会不想呢?当然求之不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以至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句:去哪里学习,和谁学习?只听到长官命令道:“米特罗波尔斯基上尉,把这些姑娘带到学校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两人一行,军官把我们带上了莫斯科大街。亲爱的莫斯科,祖国的首都!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也是那么美丽,那么亲切……那军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他。直到以后,在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当我们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米特罗波尔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时,他才向我们这批莫斯科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坦承,当年他带领我们走在莫斯科街头时,他感到相当尴尬,是想离我们越远越好,免得被民众注意到是他在带领这批羊群一样的女孩子……我们当时可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大概,我们那个时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这样子……在开始学习的头几天,我就被罚了两次额外勤务,一次是因为教室里太冷,我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是因为什么来着,您也知道,学校的规矩是很多的。反正我是罪有应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屡教不改。大家分手之后,学员们在街上看到我时,还都忍不住笑我:这就是那个专职的勤务员!在他们看来当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课,夜晚又不能睡觉。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门边的衣柜边担任勤务,晚上要在宿舍里擦洗树脂地板。那个时候怎么洗刷地板?现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刷子和打蜡工具等。那时候……为了不弄脏树脂地板,要脱下毡靴,用旧大衣的布条把脚包上,就好像是绳子卷起来的树皮一样。你要先在地板上洒开树脂,然后用刷子去磨刷,当然不是纤维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们就要赶紧用脚整理干净,地板要擦到镜子一样亮。这些活儿还都要在熄灯之后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里,像跳舞一样团团转!两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来,眼睛都被汗水蒙住。到了早晨筋疲力尽,甚至没有力气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为是要站在门边的衣柜周围值勤。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极了……那天我在衣柜周围整理宿舍,因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倚着柜子睡着了。突然我听到有人打开门进到房间,我就一跃而起,在我面前站着营值班员。我赶紧举手报告:“上尉同志,本连正在休息。”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忍不住就笑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是左撇子,匆匆忙忙地就举起左手到帽檐边报告了。马上又想改为右手,但为时已晚,一错再错。

都好长时间了,我还意识不到这里既不是游玩的地方,也不是在中学,而是准备打仗的军事院校,长官的命令就是下属的法律。

我还清楚地记得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这就是战争,真正的战争……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要跳进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轻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女孩子嘛,就是这么傻!得,当然是遭到我的士兵们一阵讪笑。

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小时后,手脚就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四小时后,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层出现变化。如果发现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过或者露水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国工兵在野地中布过雷;如果他们设置了铁丝网隔离带,就必须找出隔离带的长度和宽度;还有他们使用哪一类地雷,是反步兵地雷还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厉害的地雷?还要精确找出敌人的火力点……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在头一天夜里就要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走廊出来……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样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的”雷区比别人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演一部电影……一部多集的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一切都摆在食堂桌面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女人都神经兮兮了,大概以为砂锅里都会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们把那种缸子叫“士兵之梦”,比用铁锅更实惠。但是在烤炉深处,隐藏有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的,那是二十公斤炸药。嘿,这就是你们说的砂锅啊?

我们反攻到乌克兰境内,已经到了斯坦尼斯拉夫,现在叫作伊万-弗兰克夫州。我们排接到一项任务:立刻到一座制糖厂去排雷。我们争分夺秒地赶路:也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在工厂布下的地雷,要是安装了定时装置,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我们一路急行军前往任务地点,当时天气已经转暖,我们是轻装上路的。我们经过一个远程榴弹炮阵地时,突然看到有个人跳出战壕冲着我们大喊:“空袭啊!拉玛12来了!”我抬起头看看,空中没有拉玛啊,任何飞机都没有发现。四周寂静无声,拉玛在哪儿啊?这时我的一个工兵请求批准他从队伍里出去一下,只见他跑过去找到那个叫喊“空袭”的炮手,扇了他一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到那炮手在喊:“弟兄们,他们打人啦!”于是从战壕里跳出来好几个炮手,包围住我的工兵。我们工兵排的士兵们也不由分说,扔掉了挖地钻头、探雷器和身上的背包,赶上前去救自己的弟兄。一场打斗爆发了。一时间我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士兵们突然打起架来?现在是分秒必争要去排雷,这里却乱成一团了。我马上下令:“工兵排集合!”没有人理睬我。于是我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这时从防空洞跑出来几个军官,他们平息了大家,紧张的时间过去了。这时,一个大尉走向我的队伍问:“谁是领导?”我报告说是我。他睁大了眼睛,显得很是困惑,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答不上来了,因为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我的政治副排长走出来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我也才知道了拉玛还有其他的意思,是个对女人羞辱的词,类似于妓女什么的,这是前线一句骂人的脏话……

您知道……我们实话实说……我在战争中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嗯嗯……我们实话实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为了活下来,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区,比如我决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都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电影开始之前有一个乐队演奏和艺术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厅里跳舞。跳波尔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后以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女人”结束。音乐对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甚至让我一时间忘掉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还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之处仍然有死神守候着。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炸飞了几辆汽车,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一样。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带里面以免踩在脚下绊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瞧,这张照片就是涅尔卡,它坐在那儿等待的时候还不时地叫几声……这时候,有人依次传达口令给我:“中尉,请到将军那儿去。”我回头一看,乡村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我跳过路边水沟跑过去,边跑边拉出大衣的下摆,调整好皮带和军帽。尽管如此,我看上去还是有些邋遢寒酸。

我跑到车前,打开车门就开始报告:“将军同志,按照您的命令……”

这时我听到一声:“稍息……”

我依旧保持立正姿势。将军甚至根本没有朝我转身,只是通过车窗向外凝视着公路。他神情紧张,不时地看一下手表。我就一直立正站着。一会儿,他转头问自己的勤务兵:“工兵指挥官到底在哪儿?”

我试图再次报告:“将军同志……”

他终于转过头来,对我发怒道:“我下了地狱才会需要你!”

我顿时都明白了,差点笑起来。倒是他的勤务兵先猜到了:“将军同志,也许她就是工兵指挥官?”

将军瞪了我一眼:“你是谁?”

“我是工兵排长,将军同志。”

“你就是工兵排长?”他怒气冲冲地问。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这儿是你的工兵在工作?”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别一口一个‘将军,将军’……”

他跳下汽车,向前走了几步,来到我身边停了一会儿,用眼睛仔细打量我一番,又转身问他的勤务兵:“你确信是她吗?”

又转过来问我:“你到底多大了,中尉?”

“二十岁了,将军同志。”

“是哪里人啊?”

“西伯利亚姑娘。”

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还提出要我转到他的坦克部队去。我居然如此破衣烂衫的样子,将军很恼火,说我要是在他的手下,这是决不被允许的,还说他们的部队也迫切需要工兵。然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指一片小树林说:

“那边是我的一批箱子,我想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它们,可是铁轨和枕木都被拆掉了,而公路上可能布满了地雷。所以请帮帮坦克手们,去检查一下公路吧。从这里能够更方便并更近距离地运送到前线。你知道什么是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吧?”

“我知道,将军同志。”

“哦,好好保重自己,中尉。一定要活着看到胜利,我们很快就会胜利,你知道的!”

我们检查出来,铁路真的被布雷了。

到了此时,每个人都想活着看到胜利……

1944年10月,包括二一〇特别扫雷支队在内的我们这个营,与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一起踏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所到之处,人们都喜庆地迎接我们,鲜花、水果、香烟向我们抛来,街道都铺上了地毯……一个女孩子指挥了一个由男人组成的排,而且自己也是工兵的事迹成了一件轰动的大事。我本来就剪着男孩的头发,又是穿着男人的裤子和夹克,行为举止也都很男性化,身材又矮,就像个少年男孩。有时候我骑着马进入村庄,人们很难确定这个骑手的身份,只有女人们本能地会猜测到并且敬佩地望着我,女人的直觉很厉害……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真好玩!那天我来到一幢应该下榻的居民楼,那里的主人们只是得知他们的房客是个军官,却没有说是男人还是女人。结果很多人都惊讶得嘴都合不上……就跟无声电影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很好玩,我就喜欢以这种方式让人们惊奇。在波兰也是这样,我记得在一个小村里,有个老太太拍拍我的头。我猜到她是什么意思了:“您看我是个小伙子吗?”她不好意思地说:“哦,不不。”可她就是挺可怜我的,说“这样年轻的小伙子”。

那时候,每迈出一步都可能踩雷,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座房屋,有人一眼就看到一双长筒靴立在衣柜旁边。他已经伸出手要去拿了,我大叫一声:“不要去碰!”然后走过去查看,果然那双靴子是连着地雷的。什么东西里都有可能安置炸弹,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抽屉柜,有的是梳妆台,还有布娃娃和吊灯……农民还恳求我们到菜地里去排雷,那里种植了西红柿、土豆和白菜。还有一次为了换一顿饺子尝尝,工兵排不得不先到一个村的麦田里去帮助他们探雷,甚至连脱粒机的滑轮也要检查一番……

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路上到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国……但是对沿途景色留下的印象很少,基本上都是地形地貌的侦察照片。各种巨石……茂盛的草丛……不知草丛是真的长得高,还是我们感觉它很高,因为要从那些草丛中使用探雷器穿过去,真是艰苦得难以置信。草都枯了……灌木丛上面是牛蒡草……我还记得更多的溪流和沟壑、森林灌木、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和腐朽的木桩、杂草丛生的雷区。德国人很喜欢花坛,他们留下了一座座荒废的花坛,但那里总是埋下了地雷。有时,人们在附近的地里用铁铲挖土豆,我们就在一旁排雷……

有一次,在罗马尼亚的德治城,我住在一个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子的家里,她俄语说得很好,原来她的祖母就是俄罗斯人。这个女人有三个孩子,丈夫在前线阵亡了,他在罗马尼亚志愿师里作过战。可是她还是很爱笑,总是很愉快。有一次她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舞会,她建议我穿上她的衣服,这对我诱惑很大。于是我先穿上我的军裤、套头军便服和长筒靴,外面再套上罗马尼亚民族服装:长长的亚麻布缝制的衬衫和羊毛方格紧身裙,腰上扎了一条她的黑色宽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带穗的大头巾。由于当时是夏天,我总在山上爬行,晒得黑黝黝的,只是鬓角上有一些白色,鼻子都晒得掉皮了,看上去我和真正的罗马尼亚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个罗马尼亚姑娘。

那里没有俱乐部,所以年轻人都是在住家房子里欢聚。我们到达时,音乐已经播放,正在跳舞。我看到我们营几乎所有人都来了,起初我怕他们认出我来,就远远地坐在一边,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用头巾遮住脸,偷偷地看着所有人……就是从远处看着他们跳舞……没想到我有好几次被邀请跳舞,居然没有一个军官认出涂抹了嘴唇和画过眉毛的我,我觉得真有趣、真好玩,就放心地玩乐起来……听到人们说我是个漂亮姑娘时,我真开心啊,我喜欢听恭维话……那天晚上我跳舞跳了个够……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要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我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于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战后又过了好几年才实现的,他们比任何人作战时间都要长。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仍旧不能摆脱提心吊胆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就是这样……作为1946年的新年礼物,上级奖励我一块十米长的红缎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呢?难道复员之后我要缝制一件红色连衣裙,胜利的红裙子?”我望着河水发呆……不久,就下达了我的复员命令……和通常一样,我所在的全营战友举行了隆重欢送式。在晚会上,军官们给我献上一份厚礼——一块大大的刺绣蓝头巾。这块蓝头巾让我不得不献上一首歌曲《蓝色小方巾》13。那次,我为战友们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发烧了。脸肿得嘴都张不开,原来是长出了智齿……我从战争中回来了……

——阿波琳娜·尼科诺夫娜·里茨凯维奇-巴拉克

(少尉,工兵扫雷排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