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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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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过了好久才习惯战争状态的……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

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

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

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

(战地护士)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17

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

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曾经进行的艰苦斗争,为了胜利我们牺牲了一切。现在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是斯大林还是不相信人民。祖国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血……

我四处奔波申诉,写信给所有部门。半年后丈夫总算获释,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了,一个肾脏被打坏了……他在纳粹的监狱里曾经被打坏了脑袋,打断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监狱里白了头,1945年他又在内务部的监狱里被打成了残废。我护理他好多年,把他从疾病中拉扯出来。可是我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能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他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本的一点。当然,我对丈夫总是坚信不疑的。

我没有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地下工作者)

该怎样对孩子解释啊?如何给孩子解释死亡是什么呢?……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都是死人——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一边走一边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是离开逃亡的难民群回到我母亲那儿去,因为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那年他才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了?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每当有人从街上走过,我们会看到一双双大皮靴。有一次,儿子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失声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法西斯们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反应很快就在他身上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样子啊?”

我就给他解释说:“爸爸啊,他是面孔白净的美男子,他在军队里打仗。”

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说:“那里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的……”

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也不再是年轻人了,他变成了一个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他的父亲是个白面孔的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爸爸,也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说:“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

丈夫打过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确实是跟儿子生疏了,跟这个家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

后来他们就相处好了……

——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

(地下工作者)

那就说说我的故事吧……

我从1929年起就在铁路上工作,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还没有一个女司机,这正是我的梦想。机务段领导很无奈:“一个姑娘家,却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我还真就梦醒成真了。1931年,我开创了咱们国家的先例,成了第一个火车女司机。您大概不信,当年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都有许多人围上来看热闹:“呵,姑娘家开火车了。”

当时我们机务段的火车头正好在放气,就是在修理,我就和丈夫轮流开一个车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就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待在家里。那一天丈夫正好回家来,轮到我去出车。早晨醒来时,我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

我赶忙叫醒丈夫:“廖尼亚,快起来!战争爆发了……快起来,打仗了!”

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已经是泪流满面:“战争!战争爆发了!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怎么办啊?该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上面把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一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您大概不相信,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有一天我丈夫来了,他问我:“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待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长,我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一只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郊外弄到一只小猫,那时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有五架敌机向我们袭击,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你就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他在睡觉时还说梦话:“妈咪啊,我们现在有了一只小猫咪,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家了。”你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写这个吧?……可别放弃这段,一定要写一写这只小猫……

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机专门瞄准车头打,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待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形容……轰炸时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上:“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你一定要写这些……

火车头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家不让我开了,嫌我老了……

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又是多么愚蠢啊……瞧瞧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住在儿子家里,他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们的住房不大,但我哪儿也不想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没法描述……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不能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所有人都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呢?“妈咪,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没法描述……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连分开几天都做不到。我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的。

如果谁参加过战争,他就会明白,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

(火车女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