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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皮娃娃兵》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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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完成《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正视由于普通磕碰从鼻子里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别墅区,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沙滩上时,我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我作呕。

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我听见猫被汽车轧死时的惨叫声就要发疯,见到被踩死的蚯蚓就回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鸟类、鱼类,如同所有生物一样,也有形成自己历史的权利。将来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它们的历史写出来。

然而,突然的事发生了!如果这事可以称为“突然”的话。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

“人世间的悲痛有百种反映。”(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开车去农村的路上,我们顺便捎上了一个上学年龄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采购了食品,一个大提包里露出几个鸡头,行李架上塞了一网袋面包。

进了村子,她的母亲出来迎接。她站在篱笆墙旁高声喊叫。

“妈妈!”小姑娘向她跑过去。

“哎呀,我的好闺女,可来信了。咱们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们像运回费多里诺夫的伊万那样,也会把他运回来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抚养大的不是一个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树啊……有两米高。他来信说:‘妈妈,骄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积德行善的人们哟……”

再讲一件去年的事。

一位军官带着旅行包坐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大厅有一半空着。他身旁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脑袋剃成士兵的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几位农村妇女老实巴交地凑到他们身边,坐了下来,她们问:“到哪里去?干什么去?他是什么人?”

军官是护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从喀布尔开始他就乱挖,手里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挖,不管是铁锨、叉子、棍子,还是自来水笔。”那个孩子仰起头来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我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什么呢?都在撰写什么呢?他们议论的、撰写的都是什么国际主义义务,地理政治,我们的国家利益,南部国境线。

在预制板搭起来的房子里,在农家茅舍里,窗台上摆着一盆盆无忧无虑的天竺葵。民间暗地里流传着有关阵亡通知书的事,有关锌皮棺材的事,说赫鲁晓夫时代建起来的小房子容纳不下那种棺材。不久以前,母亲们还扑在钉得严严实实的铁箱子上,绝望地呼天抢地;这时她们又在职工面前、在学校里,号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对祖国应尽的义务”。

在书报检察机关所密切注意的关于报道战争的文章中,从不提苏联士兵的死亡。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苏军有限人员”正在帮助兄弟国家的人民铺修公路,正往村子里运送肥料,而苏联军医们正在为阿富汗的妇女们助产接生,很多人信以为真。回国的士兵们把吉他带到学校里去,唱一些本来应该大声疾呼的事……

我和一个人谈了很久,我想从他口中听到,作出开枪还是不开枪这一选择时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开了。对他来说,这事似乎不是什么悲剧。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了社会主义”杀人就好!军令已经为这些孩子划定了道德的规范。

尤·卡里亚金写道:“任何一桩历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识进行判断。可悲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历史并不相符。”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到这么一句话:“人在自我中永远地丧失了。”

可是,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