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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皮娃娃兵》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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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7,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一位列兵、掷弹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