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锌皮娃娃兵 » 锌皮娃娃兵全文在线阅读

《锌皮娃娃兵》难道我能说“我怀疑”

关灯直达底部

我当了一辈子军人,非军人生活只是从小说里知道一二。真正军人的心理与众不同,对于他来说,战争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这无关紧要。派我到哪儿去打仗,哪儿进行的就是正义战争,就是非打不可的战争。这次派我去打仗时,也说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这样认为。我本人也站在士兵中间,对他们宣讲保卫我国南方边境的意义,我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一周两次政治学习。难道我能说“我怀疑”?部队可不容忍自由思想。你已经被摆在队伍里了,从今以后,你的一切行动只能听从命令。从早晨到晚上都是如此。

命令:“起床!”

大家起床。

命令:“排队,准备做早操!向左转,跑步走!”

做完了早操。

“解散,可以到树林中稍息五分钟。”

大家解散了。

命令:“排队!”

……

我在兵营里从未见过有谁挂过相片,挂谁的呢?……比方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33或者列夫·托尔斯泰的相片,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挂的是尼古拉·加斯泰洛、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们……

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房间挂了罗曼·罗兰的相片(是从某本杂志上剪下来的)。部队首长进了屋:“这是什么人?”

“上校同志,这是罗曼·罗兰,法国作家。”

“马上把这个法国人摘掉!难道我们本国的英雄还不够用吗?”

“上校同志……”

“向后转,到仓库去,带着卡尔·马克思像回来!”

“他可是德国人呀!”

“住口!禁闭两昼夜!”

卡尔·马克思与这有什么关系?我对士兵们也说过:这架车床怎么能使用?这是外国制造的。这辆外国牌子的汽车怎么能开?它在咱们的道路上会散架的。世界上最好的产品都是我国制造的:我国的机床,我国的汽车,我国的人民。到了现在,我才开始考虑:为什么日本机床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法国的卡普伦长袜就不能是最好的?为什么中国台湾姑娘就不能是最好的?我已经五十岁了……

我做了一个梦,我杀了一个人,那个人跪着,手脚着地。他没有抬头,我看不见他的脸,他们长得都一个模样……我心安理得地朝他开了一枪,我看见了他的血,我喊了一声,我醒来时想起了梦里的事……

这儿已经有人写文章谈论政治错误,说这场战争是“勃列日涅夫的冒险行动”,是“罪行”。可是我们当时不能不作战,不能不去死,也不能不杀人。这儿写文章,那边死人。请你们不要评论,你们评论不了!我们保卫了什么?革命?不,我已经不这么想了,我心里已经开始另有想法了。但,我硬是说服自己,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军事城镇,保卫我国人民。

稻田在燃烧,稻田是用曳光弹烧起来的。稻田滋滋作响,火蔓延得很快,炎热也助长了战火……农民奔来奔去,从田里抢救烧焦了的稻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孩子哭,孩子们又瘦又小,猜不出他们有几岁。他们穿着肥大的裤子,下边露着两只小脚丫。

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想把我打死……铅弹没有头脑……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能习惯这种现象……那边的西瓜、香瓜足有板凳那么大,用刺刀一捅就碎。死很简单,杀人则要难得多……谁也不谈死人的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是一种游戏规则……收拾行装,准备出击,背包底下留一封写给妻子的信——告别的信。我写道:“把我的手枪钻个孔,留给儿子。”

战斗打响了,录音机还在叫,忘记把它关掉,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声音:

在黄色的炎热的非洲,

在它的中心地带,

突然超出工作的安排,

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看来要发大水!”

大象说没有弄清青红皂白。

总之是这么一件事,

有个长颈鹿在向羚羊求爱。

“杜什曼”也听维索茨基的歌……夜间,我们埋伏在地,听他们那边在唱:

请脱帽,请脱帽!

我的朋友去了马加丹,

他是自愿去的,自愿去的,

没有押解,不是囚犯。

他们在山里看我国的影片……关于科托夫斯基,关于科夫帕克……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他们向我们学习,以便跟我们作战……

我从我们那些被打死的娃娃兵的衣袋里掏出一些信件……照片……契尔尼戈夫的塔尼娅……普斯科夫的马申卡……这些都是在省城照相馆拍的,样式相同……相片下边是一些幼稚的题词:“我像夜莺盼望夏天,盼望你的回信”,“飞吧,带着我的问候飞去,再带着你的回信飞来!”这些相片像一摞纸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一张张漂亮的俄罗斯姑娘的面孔……

我回不到那个世界了……我做过努力,但毫无结果……我的血压高了,缺少工作压力……血中的肾上腺素在闹腾,缺乏尖锐的刺激,对生活的藐视……医生诊断说:血管狭窄……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使我厮杀打架的节奏……我现在也想到那边去,但不知到了那边我会有什么感觉……大道上扔着一些被摧毁,被烧坏的军车、坦克、装甲输送车……难道我们在那边只能留下这些玩意儿?

我去了公墓……我想围着“阿富汗人”的坟转一圈……我遇到某人的母亲……

“你走开吧,指挥官。你已经有了白发,你还活着,可是我的好儿子躺在这里……我的好儿子还没有刮过一次胡须……”

不久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曾在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在那炎热的地方,他换了一个肾,他所知道的一切与他一起消失了。另外一位同志讲他怎样去了越南……我也见过去安哥拉、埃及的人,见过1956年到过匈牙利、1978年到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我们在一起交谈,在别墅院里一起种小萝卜,钓鱼……我现在是领取养老金的人……我在喀布尔军医院割掉了一个肺……赫梅里尼茨基郊区有个军医院,那里住着被家人拒绝接受的人,也有自己不愿意回家的人……有个小伙子从那个军医院给我写信说:“我没有胳膊没有腿,早晨醒来,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是人还是动物?有时真想‘喵喵’叫两声或者‘汪汪’狂吠一阵,但我咬紧了牙关……”

我需要一种节奏,一种能够让我厮杀打架的节奏。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和谁打架。我已经不能站在自己的娃娃兵当中宣传“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是最正义的”了。但我坚持认为,我们曾经想当那样的人,可惜没有当成,为什么?

——一位少校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