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8月，天凉了。
康家山的水稻严重歉收，但“卫星”放得比天还高。全国各地的农民以同样的“智慧”，把五丘田甚至十丘田刚抽穗的稻苗集中到一丘田里，用竹枝、树枝和干稻草绑着固定，自欺欺人说亩产增了十倍八倍。但拥挤的稻苗到头来几乎颗粒无收。
棉田里放出的“卫星”更荒唐可笑。棉花树不好挪窝，一亩一万株棉花树不好造成两万株，康家山人就把别的棉田里摘下来的棉花一缕一缕地绑在还未吐棉花的棉桃上，有的直接在棉花树干上绑棉花。一眼看上去，不是棉花树上结棉花，倒成了棉花堆里埋棉花树。
饥饿问题越来越严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公共食堂的做法实际上已经遭到农民的强烈愤恨。田里的野草、山上的树叶、棉花树上的绿棉桃、地里的“观音土”，只要吃了不立即死人的，农民就往嘴里送。
虽然公共食堂还在开办，但县里已经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允许农民自己建个小灶。社员家里搭起了小灶，自留地里的东西可以在自家小灶上弄着吃。遇到农闲季节，不用出工社员就专心弄自家的留地，公共食堂也就三天五天地放假。虽然标语口号还在叫嚷“大跃进”，但人们虚弱的双腿，就连蹲茅坑拉屎都难以站起来。
“挪都挪不动了，还‘大跃进’他娘个卵！”康家山的农民狠狠地说。
观音土有点咸味，筛掉里面的沙子，放进米饭和红薯里煮，也能吃。只是这观音土吃进去不消化也不容易排泄，过三五天肚子就见大了，人就见肿了。
曾章甫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他肿得像大胖子一样，通身黄肿发亮，隐隐能看见皮下充溢着清亮的水。腿和胳膊上用指头一按就陷下去个坑。有时他突然消肿，瘦成皮包骨。
曾章甫和母亲想办法换来了比黄金还珍贵的五升米。
用来换五升米的是曾章甫和母亲家的一张老床。
这老床是解放之前曾章甫的姐姐曾莲英送的。那时候，曾莲英把一对儿女王运雄和王运春放在娘家，由外婆金姑娘和几个舅妈帮忙带。作为酬谢，曾莲英买了一张老床送回娘家。后来王运雄和王运春被接回了毛家滩，老床则留了下来。
曾章甫把老床卖给了曾家原来的伙夫曾国治。
这个买卖很顺利。曾章甫和母亲用不上这张老床，而曾国治家因为孩子越生越多、越长越大，急需用床，但每座山上的树木，包括油茶籽树都因大炼钢铁而遭砍伐。
曾章甫开价十升米，曾国治还价到五升米。
五升米就五升米！就这样迅速成交了。
这年8月底，曾章甫吩咐母亲到桃江县三堂街淑玉那边买几斤纸回来，准备他死后烧纸钱。
母亲说：“你胡说些什么？好好的哪会死呢？只要我们不再吃观音土，喝稀粥也饿不死人。为了毛坨，我们一定要勇敢地撑下去！”
母亲不知道，全国各地已有数不清的饿死的灵魂了。从北边过来的扶老携幼的乞丐，一天从早到晚连走十村八村也讨不到一粒米。汉寿自古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虽然饥饿已经恶化，但还没听说过饿死人的事。
母亲拗不过曾章甫，走到了三堂街。
三堂街隶属桃江县，是桃江、汉寿、安化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商贸重镇，公路与水运通畅。此地沿资江上通安化宝庆，下达洞庭汉口。街上各类商铺对面排开，各类小贩、行人及牛车、驴车、马车熙熙攘攘。饥饿的恶魔一时也奈何不了这条从古至今热热闹闹的富庶街道。
曾章甫的二侄女、曾庆云的二女儿淑玉嫁在三堂街。
那年曾庆云被枪毙后，他的大老婆刘凤钦带着两儿两女改嫁了。后来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大女儿碧玉嫁到了澧县县城，二女儿淑玉嫁到了三堂街。碧玉、淑玉都能识文断字，长得像大姑姑曾莲英，个子高挑，丰满，田里土里打磨这么多年也遮不住她俩与众不同的端庄秀丽。
母亲原先从没到过三堂街，只是听曾章甫和其他社员说起过三堂街的大致方向。
母亲从早上一直走到太阳落山。母亲没带水，也没带干粮，渴得不行了就到路边的人家讨口水喝，也没有吃午饭。
母亲进入三堂街便打听，不一会儿工夫就找到了淑玉的家。
淑玉嫁入的是个贫农家庭。丈夫姓温，那年35岁，比淑玉大14岁。
看到母亲，淑玉很惊喜。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很热情。赶紧擂擂茶，做饭菜。
擂茶是桃江特产，以三堂街为盛。这是一种用一根粗大的油茶棍，在一种内壁划有数千条齿纹的瓷钵中，把芝麻、花生、黄豆、茶叶擂烂，再加温开水冲制而成的饮料，营养丰富，芳香四溢。母亲在汉寿没喝过擂茶，很思念桃江娘家擂茶的味道，加之饥渴难耐，母亲接过擂茶一饮而尽。
母亲说明了来意，把淑玉说得哭了起来。
母亲在淑玉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等三堂街一开市，淑玉便陪母亲买了五斤纸。
母亲临返回太子庙时，淑玉打发母亲一小块自家熏制的腊肉和一包糖糕。淑玉说：“我娘家只有这么一个叔叔了，我没办法去看望他，我盼着他健康！”
天黑前，母亲赶回了康家山。
曾章甫从别人家借来给纸钻孔用的钢钻，敲敲打打着把五斤纸都钻了孔，纸就变成了纸钱。他把纸钱交给母亲，叫母亲收好，说有朝一日他死了，请母亲帮他烧了。
母亲把糖糕分给曾章甫和毛坨吃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母亲用自家的小灶把那一小块腊肉分成数次炒了。母亲不吃，全部让给曾章甫和毛坨吃。母亲说：“我在淑玉那里吃了的。”
母亲“我在××吃了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爹爹、哥哥、姐姐及我听得耳朵起茧、听得心里发毛、听得心痛如绞的一句话。只要是准备吃在母亲看来是好的和难得的东西时，母亲总会以“我在××吃了的”来推辞不吃，让给我们吃。在爹爹后来守传达室的益阳市，母亲会说“我在庄子湾吃了的”，把好东西让给爹爹吃。在庄子湾，母亲会说“我在益阳吃了的”，把好东西让给哥哥、姐姐和我吃。刚开始，我们总会上当受骗，总会允许母亲吃过了不再吃。但后来，到了益阳，爹爹会告诉我们：“你妈妈在我这里根本没吃过。”回了庄子湾，我们会告诉爹爹：“妈妈在乡里根本没吃过。”我们和爹爹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母亲。只要母亲说“我在××吃了的”，我们便说“那大家就都不要吃了”。再后来，母亲和我们几姐弟都到了广州，物质生活不再匮乏，母亲还会习惯地说“我在××吃了的”。作为儿女，我们向母亲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母亲虽然知道我们不缺吃，但她总改不了把好东西让给我们吃的“坏习惯”。这当然都是后话。
那年年底，常德全区水肿病流行，并不断涌现饿死人的现象。
不仅仅是常德，全国都成了一个空袋子。
各县上报常德全区水肿病患者超过二十万人。湖南省委、常德地委组织专家调查。专家调查后得出结论：水肿病不是传染病，系营养缺乏所致。全省立即采取措施，层层动员，以大队为单位设立医疗点。各大队的医疗点叫“疗养院”，收治水肿病人，实行“营养、休息、药物”三结合的治疗方法。营养品以糠饼为主，糠饼呈圆形，粗粗糙糙的。因为糠饼是从县上运来的，病人对它的营养深信不疑，一入口就能感觉到胸膛里、腿脚上、手掌间立即充满了力量。
县里号召各公社缩减棉田，扩大稻田，并加大蔬菜种植，提倡“低标准，瓜菜代”。生产队种植了大量应时的蔬菜。同时，生产队鼓励有条件的开垦荒地，并把这些荒地分给社员作自留地。
虽然农民自古就知道“瓜菜半年粮”的道理，生产队也一直种有蔬菜，但县里大种蔬菜的号召还是让各生产队的瓜菜收成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社员们最大的收获是自留地扩大，各家各户的瓜菜有所增收。这让水肿病人能够推迟去见阎王，有些幸运的病人甚至成功退掉了去阴曹的船票。
但疗养院收治能力有限，且贫下中农病人优先入院，曾章甫没能尝到疗养的滋味。
那年冬天比以往更冷。冰天雪地里，就快过年了。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太阳在西边明晃晃地照着。生产队提前散工让人们回家准备过年。
母亲不需要准备什么。家里这般光景，还有啥过年不过年的！
曾章甫却有他的想法。他肩挎一个竹篮，篮里放着一根短铁钎和一根铁锤。他一只手拿着一根长竹竿渔网，另一只手拉着母亲，叫上毛坨，一起走到对面茶树林旁的池塘边。他信心满满地告诉母亲和毛坨，虽然生产队已经清光了池塘里的鱼，但一定有漏网之鱼。池塘结了大半个月的坚冰，鱼早已饿得不行了。只要敲开冰，就有网获鱼虾的希望。
曾章甫跳到厚实的冰面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过年的喜庆，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一点儿也不像是一个水肿病人。他不让母亲和毛坨跳到池塘的冰面上，只许他们在岸上“观战”。
他蹲下身子，左手扶着短铁钎，右手挥舞着铁锤，一下一下地凿厚实的冰。飞溅的冰沫,像一簇簇白色的礼花。但这礼花没有绽放多久便飞溅不起来了。曾章甫很快便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着热气，铁锤跌落。他连蹲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跌坐在冰面上。
母亲和毛坨惊慌失措地跳到冰面上，母子二人费尽力气才将曾章甫拉扯上岸。曾章甫坐在岸上喘气的时候，毛坨捡到大块头的泥堆和石头，使出吃奶的劲，不甘心地往冰面上砸。泥堆在坚冰上跌碎成细块，飞快地滑向四周。石头也敲不开坚冰的大门，一碰到冰面就当的一声滑走了。
曾章甫终于缓过气了。他自嘲地笑着，吃力地对毛坨喊：“别弄了……我们要……过年……鱼也要……过年……我们……回家吧。”
母亲扶着曾章甫往家走，安慰道：“菜园里的萝卜和扯根菜长得旺，吃都吃不完，今晚够你们用海碗吃！”
又是一个吃素的春节。
托自留地和蔬菜的福，他熬到了1960年农历三月下旬。
在与饥饿、水肿顽强斗争中，一分一秒艰难熬过来的曾章甫，却在一次与何黑岩的争执后上吊了。
这件事不仅匆匆结束了曾章甫的生命，也改变了母亲和毛坨的人生轨迹。后来的许多事情都源于这件事。
事情是这样的：
那年农历三月二十四上午，春雨纷纷。遇雨不用出集体工，生产队喊开会。
开会也算出工，也记工分，不开会就没有工分。
生产队的会场就在这个大宅。母亲和曾章甫的家，与会场隔着两间房，也就是隔着两家社员。
母亲按时参会。曾章甫因水肿而卧床，他虚弱得无法持续坐上半天，更无法参与会议讨论。母亲替曾章甫请了假，他得不到这半天的工分。曾章甫其实早已无法正常赚工分了，他早已爬不了山、砍不了柴了，他只能在自留地里做点简单的事。
会场被男人们一人一杆旱烟熏得云雾缭绕的，女人们直咳嗽。女人们和男人们便有了吵闹和嬉笑的理由。
会议有个议程是讨论社员的工分。有的半大小伙要求增加工分，有的说开荒山比平时耗力要求增加工分。会场气氛很热烈。
母亲也提出了要求，她站起身说：“现在曾章甫生了病没有工分，家里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的五分工。食堂一直没有增加人手，上次会议上也说过考虑帮我改工分，请今天的会议充分考虑我家的实际困难……”
母亲的话没说完，脸上就狠狠挨了一巴掌。
母亲说话的时候眼睛望着前方，没在意身后和侧面。队长何黑岩趁母亲站起来说话的工夫，从侧后方冲上来，挥起他有力的右手，重重地给了母亲一巴掌。
这一巴掌来得突然，响亮得跟人跳进池塘似的。
母亲险些摔倒。她一下子蒙了，委屈的眼泪哗地淌下来。
会场一片混乱。有些干部和社员平时就与何黑岩不和，不服他的领导，纷纷指责他。
有的说：“社员都能发表意见，你为何不让她说？”
有的说：“钟祝华就应该加工分！不加工分就是明摆着欺负她一家！”
有的说：“何黑岩问题处理不好，只晓得打三骂四，何来这么恶！”
有的说：“钟祝华煮饭炒菜好，我们享了她的福，得了好要知好！”
会场变成沸腾的水锅。
会议一时没法继续。母亲听了大家指责、怒斥何黑岩的声音，很感动，也更感到委屈，她由几个好心的姑娘大嫂扶着走出会场，走过中间两间屋回到家里。
会场门口的吵闹声传到了五米之外的曾章甫的耳朵里，中间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曾章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强撑着要起床，母亲和几个姑娘大嫂进来了。姑娘大嫂们七嘴八舌地把事情讲给曾章甫听，曾章甫立即冒了火。他虽然病弱不堪，但高大的身躯与何黑岩相比，如同一头瘦骆驼与一条矮驴。
曾章甫艰难地走过去骂：“何黑岩你打女人算个什么男人！钟祝华哪一点儿对不起你、对不起生产队？钟祝华如果不煮饭，你该吃夹生米……”
何黑岩自知理亏，黑着脸阴着眼，一声不吭，也不认错。
曾章甫骂着骂着就止不住咳嗽，一张水肿脸胀得通红透亮。干部和社员们有的骂何黑岩，有的劝曾章甫。母亲也叫曾章甫回去消气。
事务室员曾国勋和文书曾林保等干部们见争吵声渐渐平息，便喊继续开会。
母亲送曾章甫睡下，给他理理被子，叫他好好休息，然后说：“又要接着开会了，我先去开会，免得扣工分。”
曾章甫像个孩子似的哽咽：“我对不住你，我没能力保护你，让那恶棍欺负了你呀！”
母亲说：“我没事，一点儿也没伤着。现在已经提出问题，我们耐心等待队上解决问题。你安心躺好啊！”
会议没再讨论母亲加工分的事，而是讨论另外的议题。
接近中午时，会议散了。干部和社员们各自回家弄午饭。
母亲一边想着该怎样安慰曾章甫，一边心情沉重地走进后半间的屋，她突然看到曾章甫笔直地吊在挂蚊帐的床檐杆旁！
母亲尖厉地呼救。
干部和社员们闻声拥了进来。母亲迅速抱着曾章甫的双腿往上抬，干部和社员们手忙脚乱地剪断吊绳，把曾章甫放了下来。
有的人大喊曾章甫的名字，想把他喊醒。
有的人使劲掐曾章甫的虎口和人中，想把他掐醒。
有的人嘴对嘴给曾章甫做人工呼吸，想把他吸醒。
但曾章甫的躯体毫无反应，他的灵魂早已离开他的躯体，带着他对这个世道浓浓的悲哀和怨恨，带着他对妻儿浓浓的眷恋和不舍，飞到极乐世界去了。
队长何黑岩也进来了，他慌里慌张地看着这一切。母亲用尽全身力气，朝何黑岩喊：“你还我的丈夫……你杀人抵命……”
母亲喊着喊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人们使劲掐母亲的虎口和人中，给母亲喂红糖水，母亲终于回过气来了。
在人们的搀扶下，母亲起身，看到已在床上躺着的用白布蒙了脸的曾章甫。她歇斯底里地喊“章甫”，他却不能再回应。她发疯似的摇曾章甫的手，可他的手已冰冷僵硬。她终于相信，她的章甫真的永远地走了。母亲扶着床檐，定定地站着，身体好像被自己的灵魂遗忘了。屋顶的玻璃天窗透下明亮的光，母亲的眼睛里却一片黑暗。她仿佛一下子瞎了聋了哑了，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什么话也说不出。她定定地站了好一阵子，才看得见曾章甫脸上的白布，毛坨的号哭声也逐渐清晰起来，胸口开始感觉到撕裂般的痛。
从此，康家山少了一位高个子的水肿病人，天堂里多了一位英俊高大、性格开朗的樵夫。
没有白布做孝服，也没有白布做幡。有一户人家备有薄棺材，生产队借过来给曾章甫用。曾章甫身子太长，棺材太短，母亲请求生产队为曾章甫做一口新棺。生产队干部去请示藏起来不肯露面的何黑岩。何黑岩传话说，钟祝华有钱做新棺尽管请人做，没钱就不要提新棺的事。再说做新棺起码要三五天时间，活人等得起尸体等不起。
有几个社员劝母亲：“人死了，就得变成泥。脚杆折成两截死人不晓得疼痛呢。”母亲没理他们，她走到床边，俯下身子，轻轻地按摩曾章甫僵硬的腿。她一边按摩，一边跟曾章甫的尸体喃喃低语。人们诧异地盯着母亲，都不说话。
说来也怪，不一会儿工夫，母亲就把曾章甫一条腿的膝盖顶了起来。人们惊呼起来：“曾章甫的腿被钟祝华摸软和了！”母亲叫毛坨扶住他爹的那条弯膝顶起的腿，又去按摩曾章甫的另一条腿，直到把另一条腿的膝盖摸软，把另一条腿也弯膝顶起。
曾章甫弯着两条腿入了殓。他躲过了折断脚杆入棺的劫难。按生产队的安排，棺材当天下午就入葬。
按照母亲的要求，生产队安排八大金刚[1]将曾章甫抬上了曾家的祖坟山。曾章甫入土为安，长眠在他祖父、曾祖父等先人们的膝下，年仅30岁。
母亲头缠白布，带着同样头缠白布的毛坨，跪在曾章甫的新坟前，为他烧纸钱。没想到从三堂街买回来的纸钱真的用上了。
七岁半的毛坨学着母亲的样子一张一张地烧纸钱。他觉得鼻子酸得厉害，使劲咬着嘴皮子。两股泪水马上就要从眼窝里滚下来，但他使劲憋住，终于让泪水流进喉咙。
他定定地看着一张张纸钱化为灰烬。对何黑岩的刻骨仇恨在他小小的胸腔里熊熊燃烧。
雨过天晴，西下的夕阳像被人泼了一盆鲜血，染得天际一片血红。
[1] 八大金刚是湖南方言，指八个抬棺的人。